既然孔子承认历史在不断地发展变化，那么究竟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孔子认为，这其中既有“上天”的力量，又有“人事”的作用，“天”与“人”构成历史发展的双重动力。同政治上的“吾从周”一样，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孔子因袭周代的宗教观念，把“天”看作有意志的人格化的上帝、看作人类和自然界的最高主宰。兹就《论语》中孔子谈“天”的语录略举数则：很显然，孔子在对待“天”的态度上保留了旧的超自然的神秘色彩，亦即在总体上肯定“天”是有权力意志的人格神，并进而承认“天”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当有些事物的变化规律不被认识或身处逆境而毫无所措之时，这种看法将变得更为深刻和强烈。与之相应，孔子相信“命”。且看《论语》中言及“命”的语录：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8]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巨人其如予何？[9]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10]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11]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12]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13]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牗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14]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15]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16]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17]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18]
在孔子看来，小自人之生死，大至道之行废，一切全然由“命”决定。天命不仅存在，而且可知。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孔子提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的命题。基于天命可知的认识，孔子认为天命不可抗拒，并进而指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在“三畏”之中，“畏天命”占有突出的地位，这里的“天命”是指尘世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愿望。在孔子心目中，“知天命”“畏天命”即为君子，“不知天命”“不畏天命”便是小人。他还赋予“知命”“知礼”以同等意义，因而乐天知命与安贫乐道便没有任何区别，都是要求人们顺从命运的支配。
孔子在相信“天”“天命”的同时，其身边发生的许多用“天命”无法解释的事情又使他不能完全相信天命能够无条件地支配历史的发展变化和人事的升降变化。比如，他曾提出这样的疑问：“回（颜回）也其庶乎，屡空。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19]颜回知礼行仁，可谓“顺应天命”，结果却在陋巷中穷苦不堪；子贡置天命于度外，却能经商致富。如果说“君子知命”，这又如何解释？客观现实迫使孔子对“天命”产生一定程度的怀疑。相应地，在他的有关谈论中，对“天”“天命”表现出某种自然主义的理性思考。他曾深有感触地对其弟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20]天不发号施令，而春夏秋冬照常交替运行，万事万物照样萌生滋长。显而易见，这与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思想完全相同。在这里，孔子阐释的“天”又具有自然的属性，而出自这种自然之天的“天命”，当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天帝意志的显现或尘世统治阶级的利益、愿望和意志，这也就是说，它不能不具有自然法则或事物规律性的含义。正是由于这一点，孔子对《诗经·大雅·蒸民》中的“有物有则”一语做了热情的肯定：“《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21]尽管《诗经》的原文是“天生蒸民，有物有则”，但孔子着重强调的却是“有物必有则”对人事的影响，这不能不说在对待“天”的问题上又表现出自然主义的理性思考。张岱年先生认为，孔子的“天命”观具有从主宰之天向自然之天过渡的特征[22]。此说不无道理。(www.xing528.com)
与这种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天命”观相适应，孔子对“天命”的观念，又多少表现出一些不可知论的色彩，所持的态度是尽人事以应“天命”，所谓“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23]正好说明这一点。再比如，“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24]“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对孔子尽人事以应天命的态度的最好说明。与人要胜天不同，它强调的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作为对天命的怀疑，这个命题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它至少表现出一种重视实做的精神。
如果说在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孔子天命观中还存在着超自然的思想因素，那么这种思想因素在孔子对鬼神的看法中则十分淡薄。孔子对鬼神的基本立场是：“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25]章太炎据此断定：“至于破坏鬼神之说，则景仰孔子当如岱宗北斗。”[26]此说有失片面。这正如蔡尚思先生所说，“敬鬼神”，其前提就是承认有鬼神，否则，何“敬”之有？[27]“敬鬼神而远之”只能说明孔子对鬼神既承认又回避。“敬”，是指在祭祀时保持礼仪的严肃性；“远”，是说不要把人事吉凶同鬼神相联系。在孔子看来，在对鬼神的有无及其作用难以做出实证的情况下，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是明智的。因此，他坚持不谈鬼神，“子不语怪、力、乱、神”[28]。即使他的学生直接提出有关鬼神的问题，他也不做正面解释。有一次，子路请教怎样事奉鬼神，孔子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29]又有一次，子贡问孔子：人死以后还有知觉吗？孔子回答说：我如果说死而有知，恐怕会使那些孝子贤孙们为死去的父母过度操办而影响养生；如果说死而无知，又担心那些不肖子孙对死者弃而不葬。你若想了解人死有知还是无知，等你死后自己去体验吧，到那时还来得及。[30]透过这番幽默而风趣的解答，正好可以看出孔子在对待鬼神的问题上关心人事、注重道德的立场。基于这种立场，身处当时巫术迷信仍然非常盛行的时代环境中的孔子非但不愿对一切玄想和宗教信仰进行过多的探讨与研究，反而试图把宗教神秘转变为人伦日用之常。他认为，人们对鬼神的虔诚如果不是表现为对神秘世界的憧憬，而只是满足人伦道德的心理欲求，亦即不因对鬼神的崇拜而放弃对人事的追求，那么即使承认鬼神存在也无关紧要。退一步说，即使鬼神不存在，也可假设其存在，“祭如在，祭神如神在”[31]。但假设其存在，只是为了寄托思念之情，以达到死者与生者、历史与现实的统一。这就是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复杂心态。
从上可见，孔子的社会历史观既带有承认“天命”的消极方面，又表现出肯定“人事”的积极因素。《春秋》作为孔子在史学方面的代表作充分体现出这一社会历史观。就《春秋》的内容来说，它记载了很多天象变化及自然灾害情况，诸如日食星陨、地震山崩、风雨不调、蝗害螟患、春荒冬饥等，有一百四五十则。据朱文鑫《春秋日食考》一文统计，其中有三十五次准确的日食记录。这在当时世界上属于最完整的天文观测资料。《春秋》作为一部“道名分”之作，为什么要大量记载天象灾异？尤其是甚至连老鼠啃了牛角[32]、水鸟被风吹得“退飞”[33]之类的琐事也大书特书。其实，这正是孔子迷信“天命”的具体表现。春秋时期，一些尊古守旧的思想家普遍认为：“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34]与这种对天变的基本见解相适应，孔子在《春秋》中集天象灾异，旨在宣传人事由“天”在冥冥之中所主宰，警告各级统治者切勿玩忽“天命”。《春秋》关于天变的记录，虽然在客观上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但在主观上却是宣扬神秘的“天命”论。
与此同时，我们又应该看到，在一部《春秋》中，孔子并不是事事都陷入“天命”论的泥淖之中。相反，相对于天象灾异来说，《春秋》所记更多的则是人的活动，大凡春秋时期列国间的朝聘、盟会、战争等均有记载。不妨以其记载的第一年即鲁隐公元年（前722）为例：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公子益师卒。
这是一年记载的全文。很清楚，这里丝毫没有以天和鬼神进行说教的痕迹，完全是从人事的角度对历史所做的客观叙述。可以说，这正是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35]思想在史书编纂中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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