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的历史变易观》-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史学论稿

孔子作为一位政治思想家，他虽然生活在“礼崩乐坏”、早期奴隶制向发达奴隶制过渡、氏族统治体系和公社共同体的社会结构相继瓦解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但他不是站在这个时代的前列为新制度的诞生大喊大叫，而是固守保守、落后的一面，哀叹世风不古，力图重建文武周公之业。他不仅在政治上主张维护周礼的统治秩序，而且在经济上主张维持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然而，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孔子的史学思想又表现出进化论的历史变易观。首先，他承认历史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他在《论语·季氏》中曾经指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在这里，孔子以“礼乐征伐”是否由统治阶级决定为标准，将春秋以前的历史划分为“天下有道”和“天下无道”两个时期。“礼乐征伐”由统治阶级决定，便是“天下有道”的历史时期，反之则为“天下无道”的历史时期。而在整个“天下无道”的历史时期，又有着种种不同的情形：自西周中叶“国人之乱”以来到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有四百余年。在此期间，“礼乐征伐”的决定权不仅不“自天子出”，而且愈益下移，从诸侯手中下移到大夫，又从大夫手中下移到大夫的家臣手里。于是，孔子又把“天下无道”的历史时期再划分为三个阶段：开始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可以延续十世；然后是“自大夫出”，至多延续五世；最后是“陪臣执国命”，可以延续三世。共计十八世。古人约以三十年为一世。若以此推算，孔子所指出的“天下无道”的三个阶段总计为五百四十年。由孔子《春秋》绝笔之年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上推，则“天下有道”的下限相当于西周穆王、共王在位前后。考《史记·周本纪》所记，西周时代，“成、康之际，天下安宁”；“昭王之时，王道微缺”；穆王即位“王道衰微”；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厉王执政，“诸侯不朝”，“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终于激起国人暴动。据此可见，周天子手中的“礼乐征伐”大权，在穆王前后业已丧失。就这一点来说，孔子关于“天下有道”和“天下无道”两个历史时期的划分大体上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而这两个时期划分的本身，正好说明孔子承认历史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孔子承认历史在变，是说社会政治在逆行，亦即社会政治同历史所应该走的道路背道而驰。在他看来，整个春秋的历史，就是天下愈来愈“无道”的变迁史。他认为，只有使社会变回“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就算是从“无道”复归于“有道”。当然，这并不是简单机械地要求社会上的一切事物都回归到西周初期文、武、周公之世的样式。

其次，孔子认为历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继承性。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夏、商、周礼乐文化的认识与理解方面。中国古代礼乐文化是在原始宗教礼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期国家的文化形态，自夏而商、而周，其内容与形式的演变经历了由鬼神崇拜而逐步增强道德理性、由粗鄙而日趋文雅、由不完备到完备的渐进过程。以礼而论，周礼是在西周初年确定下来的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一套典章、制度、仪式、礼节，它不同于殷礼、夏礼的基本精神就是它的道德理性。这种理性的创造，在周公制礼时表现得十分明确：“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2]“则”即礼的基本原则。遵从礼的基本原则即为有德，反之则为无德。这样便引德从礼，使周礼的基本原则具有指导和规范德行的道德理性。虽则“德”的概念并非周人所独创，但将德与礼直接联系起来确实是始于周公。毫无疑问，相对于夏礼和殷礼来说，以道德理性为特征的周礼是对礼的一次变革。这一变革的重要意义在于使起源于神鬼祭祀的礼开始转变其职能，亦即从对外在的崇拜对象或神秘世界的追求转向人伦日用。显然，这对人们摆脱宗教蒙昧、发展理性活动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另外，在美感方面，周礼和周代礼乐文化对夏、商礼乐亦有所发展。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和人们欣赏水平的提高，西周、春秋时用于礼仪场合的诸如乐律、乐技、舞技等各种声色手段，都较以往丰富而精巧。相应地，表现礼仪活动的声色之美，如弦歌雅颂之音、升降进退之容等，亦比从前更为富丽、典雅。这正是周礼和周代礼乐对夏、商礼乐有所发展的一种表现。对传统礼乐文化充满浓厚兴趣的孔子，在对三代礼乐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考察与研究之后指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3]这就是说，三代礼制表现为一种渐进的历史过程，后世之礼对前世之制既有因袭又有发展。换言之，礼制在不断发展，历史在代代相续。既然殷能继夏，周能继殷，那么周的后世也一定能够继周。基于这种进化论的历史变易观，孔子认为，一方面，事物的变化和学术的发展总是后者超越前者。比如，他认为在夏、商两代古典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周文化是一种超越以往时代的空前繁盛、无与伦比的现代文化，以至于他把具有这种文化的西周当作自己理想社会的标准：“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4]“从周”二字既表达了孔子的主观愿望，又反映了他对一种后来居上的文化的肯定与赞扬。另一方面，对以往时代的文化，不能因为它已经成为历史而轻率地予以抛弃，而应该有所选择地吸收其有益的成分，正如孔子举例所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5](www.xing528.com)

总之，孔子作为春秋时期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在认识人类社会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进化论的历史变易观。之所以说难能可贵，就在于它在当时代表了一种进步的历史观念。我们知道，春秋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水平和洞察客观世界的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相应地，在如何认识人类社会的问题上，一些人开始冲破传统的万事不变的思想观念的束缚，从“变”的观点出发，来探讨人类社会的逆转运行。例如，晋国史官蔡墨在回答赵简子关于鲁国大夫季孙氏专权和鲁昭公逃亡在外而无人怜悯的原因时指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6]这种承认自古以来事物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观点正是进化论的历史观的具体反映。然而，尽管如此，但大多数人依然保有一种僵化、固定不变的历史观，比如与孔子几乎同时的老子即是如此。他说：“小国寡民。……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7]这种僵化的、固定不变的说教和孔子进化论的历史变易观显然不能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