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史学思想体系的形成

这一时期，以孔子、《左传》为代表，从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的探讨到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评价人物的标准，形成比较完整的史学思想体系。

1.进化论的历史变易观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孔子的史学思想表现出进化论的历史变易观。首先，他承认历史在不断发展变化。他在《论语·季氏》中以“礼乐征伐”是否由统治阶级决定为标准，将春秋以前的历史划分为“天下有道”和“天下无道”两个时期，并进而把“天下无道”的历史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开始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可以延续十世；然后是“自大夫出”，至多延续五世，最后是“陪臣执国命”，可以延续三世。其次，孔子认为历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继承性。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夏、商、周礼乐文化的认识与理解方面。孔子在对三代礼乐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考察与研究之后指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1]这就是说，三代礼制表现为一种渐进的历史过程，后世之礼对前世之制既有因袭又有发展，换言之，礼制在不断发展，历史在代代相续。

与孔子一样，《左传》一书的作者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历史进化论观点。作者对春秋以来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剧烈变化持积极拥护态度。相反，对那些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旧制度的残迹，如人祭、人殉的暴行，却是坚决反对。特别是昭公三十年（前512）所记载的史墨评论昭公之死时所说的“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话更为有力地反映了作者承认社会、事物发展变化的历史进化论观点。

2.天、人并重的社会历史观

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孔子因袭周代的宗教观念，把“天”看作有意志的人格化的上帝，承认“天”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他看来，小到人之生死，大至道之行废，一切全然由天命决定。天命不仅存在，而且可知。由此出发，孔子认为天命不可抗拒，并进而指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12]孔子在相信“天”“天命”的同时，客观现实又迫使他对“天命”产生一定程度的怀疑。相应，在他的有关谈论中，对“天”“天命”表现出某种自然主义的理性思考。他曾深有感触地对其弟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13]基于此，孔子所持的态度是尽人事以应“天命”，所谓“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14]正好说明这一点。另外，孔子坚持不谈鬼神，“子不语怪、力、乱、神”^[15]。有一次，子路向他请教怎样事奉鬼神，孔子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16]这种对待鬼神的态度正是孔子注重人事思想的反映。总之，孔子的社会历史观既带有承认“天命”的消极方面，又表现出肯定“人事”的积极因素。《春秋》作为孔子在史学方面的代表作充分体现出这一社会历史观。就《春秋》的内容来说，它记载了很多天象变化及自然灾害情况，诸如日食星陨、地震山崩、风雨不调、蝗害螟患、春荒冬饥等，有一百四五十则。《春秋》作为一部“道名分”之作，之所以要大量记载天象灾异，关键就在于孔子具有迷信“天命”的一面。春秋时期，一些守旧的思想家普遍认为：“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17]与这种对天变的基本见解相适应，孔子在《春秋》中集天象灾异，旨在宣传人事由“天”在冥冥之中所主宰，警告各级统治者切勿玩忽“天命”。与此同时，我们又应该看到，在一部《春秋》中，孔子并不是事事都陷入“天命论”的泥潭之中。相反，相对于天象灾异来说，《春秋》所记更多的则是人的活动，大凡春秋时期列国间的朝聘、盟会、战争等均有记载，而且这些记载完全是从人事的角度对历史所做的客观叙述。可以说，这正是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18]思想在史书编纂中的反映。(www.xing528.com)

《左传》作者同样持天人并重的社会历史观。通观全书，作者在记载历史事实的过程中，总是把历史的创造归于王侯将相，把社会的发展归于“天命”。书中有许多关于卜筮、星占、望气等预断人间祸福的记载，并且几乎没有一件未得到验证。这是《左传》作者相信“天命”、鬼神的一面。与此相对立，《左传》又有一定的重视人事的思想。作者有时把国家的盛衰、战争的胜败，看成是能否得到人民支持的结果。这显然是从人事的角度来探讨国之盛衰、战之成败的根由。尤其是书中两度引用《太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句话，更加突出了人事的重要作用。

3.经世致用的鉴戒史观

众所周知，孔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保守、复旧的政治思想使他在现实生活中四处碰壁，从而成为一位在周道既衰、天下纷争之际为求得统一的理想而企图用思想理论来挽救颓势的悲剧人物。可是，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孔子在现实社会中倒有其成功的地方，这便是“经世致用”思想的运用。孔子在自己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时候，转而编写《春秋》，借历史来陈述自己的政见，并最终改造自己所面临的现实。《春秋》从两方面体现出孔子经世致用的鉴戒史观。第一，正名。正名就是端正名分的道德内涵，用以纠正不符合名分要求的思想行为。孔子针对春秋以来愈演愈烈的社会悖伦行为，提出正名主张。他认为，拨乱反正必自正名始。为此，他通过编写《春秋》来正名，最终使社会各级成员按照名分所含之道德义务把自己的行为纳入一定的秩序范围，以实现国治民安。第二，批判。孔子修《春秋》，采用批判的手法，对一切君不君、臣不臣的社会现象做出贬损以申明大义。孟子所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9]，即就此而言。这说明孔子《春秋》为感于乱世而作，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尽管《春秋》批判的是过去的既成事实，但却可以为现实提供直接的经验和教训，以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

无论是正名，还是批判，都是孔子从当时的客观现实出发，通过编写史书以求经世致用的做法。虽然孔子的目的是要使向前迈进的历史进程回归到他所认为至善至美的周代社会，以复兴三代礼乐制度下的统治秩序，从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保守性与落后性，但是，正名和批判作为一种以史学经世致用的方法却是非常积极而有价值的，因为它密切了史学与现实社会政治的关系，加强了史学的参与能力，并因此增强了史学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