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新区工作检讨及今后工作意见

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

甲、我军自今年二月下旬进军蒋管区以后，迄今半年，不但在军事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配合地方党进行了新区各项工作，消灭了反动武装力量，扩大和整顿了地方游击队，摧毁了反动政权，建立了民主政权，筹措了粮食、草料，保障了部队供给，动员了担架车辆，解决了战勤需要，以及保护了城市中民族工、商业者和守法的文化宗教团体，救济了城市贫民，宣传了党的各项政策，大大的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在这些工作中，一般的说，没有发生严重的破坏党的政策行为，特别是由于我们在进行上述工作时，大体上区别了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步骤，以及就是在巩固地区也没有过早的分土地、分浮财，和没有乱捕乱杀等，博得了新区广大群众的拥护和许多开明士绅的好评，甚至连一个伪省参议员也对人说：“人心完了！”西府某县国民党部书记长也对人说：“咱们多年宣传成绩，叫八路军走这一回，都一扫而光了！”这证明了今年一月前委根据中央十二月指示所决定的新区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策略步骤，基本上是正确的，因而保证了军事上的胜利，巩固了黄龙新解放区，并打开了西府游击战争的局面。

乙、半年工作中，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我党社会基础上真正扩大，以及中央所提出的团结和中立一切可能团结或中立的社会力量之可能性和正确性。

我军每到一地，无论城市和乡村，广大人民（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以及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开明士绅）都是热烈欢迎和拥护我军的，这表现在各解放城镇许多商店开门复市。在我解放前已停工之韩城纺织、造纸工厂重新开工，合川、合阳等地教员学生投奔解放军，以及农村群众积极参加担架运输和各项战勤动员工作（最好的如土基镇担架队三百四十五人，自始至终完成任务，无一逃跑）特别是西府群众，在我军转移后，自动设法掩护我们留下的伤病员（如将我伤病员与产妇放在一起，如为了掩护我伤员，虽被敌人百般拷打，终不吐露真情，以及群众自动凑钱为我伤员医疗等）。现在普遍的是：黄龙群众怕我军再走，西府群众盼我军再去。人心向我，这确是新的大革命形势。

不但如此，就是中小地主及一般富农，因为对胡宗南统治也很不满，在开始（我）接触时，态度并不很坏，许多人表示欢迎我们。代表他们的一部分士绅及地方武装首领，近年来，蒋胡虽力图拉拢这些人，但因以胡宗南为首的中央势力和西北地方势力的这一矛盾并未根本解决，所以他们也多表现愿与我（们）合作反胡或守善意中立。

同时我军到达之地，绝大多数甲长和一部分保长，不但未躲避，且愿为我帮忙做事（如凤翔城关保甲长一夜为我动员百辆大车），而一般的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不少人一经号召即向我声明登记；一部分反动地方武装，在我军胜利影响与争取下，也有向我缴械投诚的不少事实。一般公教人员多向我表示欢迎态度，很少发现与我有对立行为，甚至普通特务分子也有托人捎话，向我表示悔过的。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由于我军的不断胜利，和我党政策的正确，我之社会基础是空前扩大了，使我们完全可以建立一个广泛的反蒋胡匪帮的统一战线，同时也说明：争取敌对阵营里的动摇份［分］子与我们暂时同路或中立是有充分可能的。韩城伪县长潘禹九，合阳人，鉴于我力量强大，对于伪陕省政府所给的官职拒绝不接，后听说山西游击队将其财产没收，遂对人表示要与我拼到底，便接了伪县长职，但行至中途，探知山西游击队又将其没收的财产退回，即感懊悔。

毛主席说：“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我们一般同志在经过土改与三查之后，阶级观点明确了。这是一个很大很宝贵的进步，但有些同志对统一战线的重要和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的可能性却认识不够，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半年工作过程中，使我们在这一方面有了更清楚的认识，这将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有极大的好处。

丙、半年经验证明，以下几项主要工作在方针、政策、策略、步骤上是比较正确的：

一、对保警队、自卫队及土匪武装，采取以政治争取瓦解为主，军事清剿为辅的方针，收到了很大的成绩，使黄龙区两千多条枪，麟游区一千多条枪均未用流血的方法收缴了。并没有惹出什么土匪，也没有引起群众恐慌、逃跑。所谓政治争取瓦解的办法，就是广泛宣传缴枪不杀，并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如同乡的、同事的、朋友的、亲戚的等等）号召劝告他们缴械，缴械后，一般的均酌情给以优待，多数释放回家。这里重要的是不失有利时机和利用适当关系。所谓有利时机，即是要善于抓紧，当我大军到后或大胜之后，此类武装多显极度混乱，内部动摇，分化加快加深的时机。所谓适当关系，即是对方相当熟识和所相信的人。如此进行，就易收效。

二、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蒋方人员和保甲组织，也证明是成功的。许多材料证明，从保甲人员的政治态度上来看，甲长多数是好的，保长有好有坏，乡长多数是坏的，亦有少数好的。国民党普通党团员，绝大多数是被迫加入，政治上是无所谓的。一般公务人员、教职员等多数是可以争取为我服务的。由于我们执行了分别对待蒋方人员的政策，即该宽大的宽大，该镇压的镇压（例如枪毙了作恶多端的伪白水县县长郭瑞生，释放了作恶不多的伪澄县县长拜志修，吸收了一批进步分子参加我政权、文教等部门工作）。故安定了人心，瓦解了敌人。西安来人谈：“有些特务分子说‘人家既不杀咱，咱为啥要坚决反对人家呢’？”这里重要的是分别对待蒋方人员，不能决定于少数人的好恶，而要根据和照顾多数群众的舆论。对于保甲组织也是如此，在可以巩固区，摧毁保甲组织，建立民主政权（如在黄龙），在游击区建立游击政权和两面政权（如西府），在我军暂时经过地区，不建立新政权（如平凉一带）都是完全必要的。这里重要的是：区别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不能完全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要根据和照顾客观现实环境。忽视了这一点，就会犯错误。

三、在我军刚到黄龙时，首先向地富征借了粮草，补充了夺取敌人仓库之不足，这对解决部门当时粮草的急需与稳定多数群众是有好处的。这种负担政策一般群众都很满意，比之打土豪的办法好得多，但这一临时征借办法，不能适应持久战争的庞大需要。当我军由西府转回黄龙时就感到了粮食的严重困难。当时黄龙也比较巩固了，因而就根据合理负担的原则，进行了正式征粮（由于季节关系，加上需粮又急，曾在正式征粮前进行了临时预借），解决了部队的供给。这里说明部队粮草依据环境和需要采取两种步骤解决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论前一个时期的临时征借或后一个时期的正式征粮，重要的是发动群众进行有领导的民主评议，作［做］到公平合理。若不发动群众，即不易完成任务，即便完成任务，也不会公平合理，势必脱离群众，造成群众不满。

四、在我们所进入的十几个城市中，进城工作都做的比较好。这是由于事先进行了关于城市政策和城市纪律的深入教育，并着重教育了领导干部（主要是在一月间的前委会上和会后的普遍而深入的讨论）。因此，在新进入的各个城市中，群众纪律均甚良好，这是一方面，另外也由于有强有力的城工委领导，所以保证了城市政策的执行。各城市的城工委，均是根据前委指示，由部队首长和地方党的同志共同组成的。凡是由两个旅以上攻打的城市，即由纵政负责。两个纵队以上攻打的城市，由野政负责（如宝鸡）。这样城工委便不但能够统一指挥所有进城部队，也同时可以指挥地方党政，实行军事管制。并且因为城工委实行严密分工，使城防警戒、街道秩序以及公共机关：学校、仓库、银行、车站等的哨岗，均有专门部队担任；财经、文教、行政、群众等工作，均有专门干部负责，因此减少了混乱现象，便利了工作进行。这里重要的是，进城前要有思想上和组织的充分准备。这两个充分准备，不可缺一，都是十分重要的。

丁、在半年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虽然这些缺点和错误，多数是个别现象，但都值得我们深刻警惕。这就是：

一、对于客观环境的估计上有过缺点的，因而在工作布置上出过毛病，把黄龙分区一般的当作巩固区来布置工作是对的，但没有分边缘区和内地区则是缺点，例如把宜君边缘区，在政权组织上、工作布置上，与宜川、洛川、黄龙等县巩固区看成一样，结果在敌人进攻后，苦［甘］泉某乡长一家八口被敌杀害，使这些地区的工作，受到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又如把麟游等县当时当作可以巩固区布置工作，也是不够谨慎的，结果敌情突然变化，使当地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缺少必要准备，形成一时混乱，布置这些地区的工作时的缺点，是没有多向坏处着想。

二、在征借粮食中，许多地区对地主与富农和地主富农中的大、中、小，恶不恶，没有加以区别对待，以及过分加重地、富负担，给有些地、富口粮留得少，使有些富农不敢雇长工，个别单位向地、富征猪、骡、棺材，个别单位侵犯了地、富的商店作坊，致使他们恐慌、停业（如五里镇陈三的药铺，宜君单家河刘官斗的油房等），结果增加了这些地、富的不满，使有些雇工失了业，七里镇某烧房一个雇工问我们：解放军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东西？影响了某些市镇商业，甚至普遍的发生了提高中农成分的现象，以致错误的将一些富裕中农当作富农对待，特别是个别单位不管成分，挨门逐户搜粮，侵犯了一些贫农，相当影响了农村生产（如大吃大喝的，要牲口的，解雇长工的，卖粮盖房的，出大价买老婆的，不准备好好的生产。韩城歌谣云：地要少，房要小，吆个老牛慢慢搞，吃好些，穿烂些，吆个老牛做慢些）。这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问题。

三、在城市工作中，由于警戒部队少，和实防与接防部队有空隙时间，在宝鸡致将几家商店被贫民抢了，又由于缺乏调查，所有银行，一律查封（是否均系官办银行，尚无材料证明），以及没收邮局私人包裹的洋磁（瓷）碗、被面子，在凤翔乱动教堂零碎东西，而普遍的是乱拿公共机关私人衣物等（这主要是机关人员，战斗连队在这方面很好）。特别严重的是个别单位侵犯小商小铺的利益，兑换所有国民党作了废的蒋币小票子兑换农币，使这些人东西卖出之后，得到的是废纸。

四、在发动群众和领导群众斗争问题上表现急躁情绪，因而也曾发生过不为广大群众所同情的生硬斗争，不启发群众觉悟，代替群众向地、富作［做］斗争的。

五、在建政时，有些地方提出要选贫农里最贫的人，有些地方害怕中农当选，因此，在宜君城关区七十二个村乡干部中，中农只有十一个，占不到六分之一。但也有些地方不经过宣传酝酿，只是召开个简单的群众大会选举，结果将政权交给了地、富、保甲人员、地痞、流氓、狗腿子，使群众吃亏不小（如澄县瑶头乡一个行政村，即为这类人所把持，上级称要卅六个民夫，他们即用雇的方法交应，每人每天三斗麦，去了八天，共费麦九十一石二斗，推给全村负担）。

以上缺点和错误，就其性质来说，还是左的成分多，这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所产生的，因而就有时在不同地区忘记了采取不同的策略步骤，因而就有时对不同情况的人，忘记了分别对待的政策和策略，因而有时只看到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长远利益等，在思想作风和方法上，缺乏调查研究，往往根据自己狭隘的经验办事，而不能从新区各种具体情况出发办事，这些错误就其思想方法来看，则是经验主义的。又由于对前委决定未能很好掌握执行，所以在政治上与组织上，便表现为无政府与无纪律状态，因此，如不在思想上克服经验主义倾向，在组织上克服无政府与无纪律倾向，党的任何正确指示都将无法在新区贯彻执行，这是我们应当深刻记取的教训。

戊、根据中央、西北局、前委的指示精神，对于新区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关于几个政策和策略问题：

（1）分土地、分浮财、停租、废债，以及开仓济贫等口号，一律暂行停止宣传。首先宣传和进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关于这一策略阶段延长的理由，应在党内和部队中反复进行教育。减租减息均应根据当地租贷［赁］的具体情况规定租额利率，不要到处乱套，减租要与保佃、回赎土地结合，进行减息要使农民既得到利益，又不使农村周转停滞。至于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2）用合理负担代替向地主征发、向富农征借的筹粮政策。但在我军初到之地，仍应首先实行预借，预借应当公平合理，方法民主评议，评议应有领导，不宜过分加重地、富负担，不要逼走地主或影响富农再生气。预借面一般应比正式征粮面小些，比过去征发征借面大些，以乡为单位，以不超过总产数百分之四十为原则。地主除按当地普通中农生活水平计算费用外，预借其余粮四分之三到五分之四，在不得已情况下，才预借其余粮全部；富农除按其平常生活水平计算费用（要将雇工费及籽种牲口料计入）外，预借其余粮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中农预借其余粮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以上各阶层的借粮比例均可按本人家庭的经济状况和参照是否恶霸，在规定范围内酌情伸缩）。无余粮的中农和全部贫农一律免借，各阶层成分均不向其公开宣布。俟根据地稍具规模，即进行正式征公粮。

（3）村乡政权应掌握在贫雇农和进步中农手里，严防地富、坏保甲人员、地痞、流氓、狗腿子窃取政权（韩城魏阳区原先当选之村干部，多系中贫农，表现尚好，但因为战勤频繁，误工太大，特别农村封建势力很强大，事情难办，要求辞职，地富、保甲人员等便乘机活动，该区不少村庄政权已被这些人篡夺）。因此，应不断注意改造政权，并给新当选的中贫农积极分子撑腰、教办法，不要片面指责，暗合地富心理打击我们干部。至于县级政权机关可吸收反对美蒋，赞成减租减息，愿与我合作的开明士绅参加，以便更好争取中间分子，粉碎蒋胡之所谓“以陕制陕”“以甘制甘”阴谋，这在目前陕、甘两省特别重要。

（4）对于地方武装，仍应本（着）过去以政治争取瓦解为主，军事清剿为辅的方针。对起义者坚决改造；缴械者从宽处理；有功者酌情奖励；顽强抵抗者坚决消灭；罪大恶极者交群众公审严办（此类分子，必须严办，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对蒋区前来投靠我军之进步武装，除帮助改造其部队外，对其领导人，尤须教育提高，量材使用，不可排斥抛弃。(www.xing528.com)

至于民间私枪（多系地富私枪）应一律登记，原则上交政府收存，但在执行时，应有步骤的谨慎处理。不可操之过急，尤须严禁游击队乱搞乱逼，部队也不要去搞。

（5）对蒋方普通党员团员登记，无多大实际意义可无须进行。普通党团员宣誓办法更要不得。保卫工作下的重点应放在特务分子身上，这须要依靠发动群众与专门侦查［察］相结合，特别是打入敌之内部侦查［察］更重要。

（6）逮捕只限于一切持枪抵抗的分子、真正的破坏分子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罪魁。没收只限于真正的官僚资本和真正反革命罪魁的财产，并须经过纵队党委会讨论决定，报告前委批准后方得没收。必须切实保护除此以外的一切公私财产，一切守法的民间工商业者，守法的文化宗教团体和一切公益事业机关（电话局、电报局、邮政局、电灯厂、红十字会医院、慈幼院、孤老院等），一切公共建筑、名胜古迹（车站、公园、古庙、古墓、古碑、古塔、古林等）。此外，又必须尽量留用国民党经济、教育、交通机关中的守法人员及其他可以留用的人员，维持原有可以留用的税收机关，皆依临时规定，向我民主政府交款，待我有力量管理时再接收。

（7）在新解放城市的首要任务是缩短混乱时期。为此除继续发挥城工委的作用外，还应注意以下几项，即战斗结束后，除按城市大小留下足够的警戒部队外，其余一律撤出城外，但亦不能以部队疲劳为理由减少哨岗，城防部队首长关于城市的治安秩序要向城工委负责。此外要注意进行安民工作，要限制游击队及部队机关闲杂人员进城，采购要有组织的统一进行。关于进城纪律，野政已翻印了东北解放军入城守则，全军应遵照执行。

（8）根据以下不同地区，采取以下不同的工作方针：

巩固区：这类地区的首要任务是安定秩序，肃清反动武装，解散反动组织，逮捕应该逮捕的分子，建立人民统治，支援解放战争，然后再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各项社会改革工作。

这种地区，又应分为内地区与边缘区，后者在各种工作布置上，基本上应和游击区一样，而内地区，应当彻底摧毁保甲。在经过宣传酝酿之后，选举村长，建立村政权。由于群众尚未发动起来，乡一级政权采用指派办法，比之民选更为适宜（指派要经过群众同意），候条件成熟，再行普选。但是，即是在巩固地区，我军初到，新政权基层组织尚未建立，而又马上须用政权进行工作时，亦可由我县区政府或部队政治机关临时利用某些比较好的保甲长。但必须注意对其领导，使其尽可能作［做］到办事民主讨论，负担穷人少出。利用时间之长短，依其本人进步程度及我干部力量之大小和有无党的基础而定，只要力量能来及，就应尽量摧毁保甲组织，建立民主政权。

游击区：此类地区的首要任务是发展游击战争，宣传政策，建立秘密的群众组织，袭扰敌人，保丁保粮。至于其他的社会改革工作，应依当时当地所允许的情况进行，不能急躁粗率。

游击区反动的乡保应予摧毁，并尽量建立乡至甲的亲我两面政权。我县区干部随游击队活动，建立游击政权。

我暂时经过的农村或暂时占领的城市：在这种地区，中心任务是扩大我军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因此，广泛地做宣传工作和严格的遵守群众纪律，就更其重要。不应企图实行社会改革，而应尽可能的少逮捕、少没收，特别是严禁地方政府和游击队乱杀人（如宜君南区区书在敌人准备进犯时，一次下乡就杀了八个人），并尽可能地维持原有的社会秩序。

此种地区对保甲组织一般地可不摧毁，争取其为我作［做］事。

（9）上述工作的进行，都应当看作是发动群众的过程，应当把这些工作和反恶霸、反特务等群众斗争联系起来。在发动群众过程中，应不断的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逐渐的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依照群众的觉悟程度，决定斗争的策略和步骤。干部绝不应当命令群众或代替包办，不要忽视群众各种细小的斗争，不要企图一下子就“轰轰烈烈”起来。在发动群众过程中，并应注意采取适当形式，把群众组织起来。例如在农村应以农会为主，吸收全体农民参加（禁止富农参加农会），建立贫雇农领导骨干（农会委员会中保证有三分之二的贫雇农，三分之一的中农），以便提高群众的组织力量。

二、新区各地多有我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在开展游击战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增加了我军外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但大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严重问题。主要是成分复杂、思想混乱，因而就产生了违犯［反］纪律、破坏政策、脱离群众等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许多游击队的领导思想有毛病，往往只求数量发展，不问质量好坏，只求能打仗（实际上也不见得能打仗），不管做群众工作。因此各地游击队都需经常进行教育和改造，应当把帮助游击队的工作看成是新区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看成是我们野战军的责任，应在部队休整期间，各部均应抽出较强的干部帮助所在县区的游击队整训。

三、干部问题是决定新区一切工作成败的关键

（1）所有干部，都要认真研究党在新区的各项政策，反对对党的政策莫［漠］不关心的态度。特别是新区工作干部更应精心学习。新区工作干部还必须建立新的适合于新区的工作作风，这就是一切从新区情况出发，密切联系新区群众，真正全心全意为新区群众服务的作风。

（2）注意对新区提拔起来的干部的教育。一纵在中部^[5]派人帮助地方开办短期的训练班，训练区乡干部的办法应大大提倡。除此，还应继续不断的从群众运动中提拔培养真正的积极分子参加工作，特别是应当注意大批的争取新区青年知识分子、技术人材［才］参加我们的各项建设工作。

（3）注意新区干部的团结。从老区派到新区工作的干部和当地地下党的及游击队的干部，均应亲密团结，互相学习，共同努力，做好新区工作。老区派出干部，应该看到当地干部对地方情况熟悉，与群众有联系，而把与当地干部关系看成是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当地干部应当看到老区派出干部或多或少地都有些根据地工作的经验，只有自己认识自己的缺点，并能看出别人的优点，相互了解情况，干部的工作关系，才可得到正确的解决。

四、进入新区以后，我全军比较注意（了）做群众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没有能坚持下来，久而久之，又把做群众工作的任务推给少数民运工作干部，即使有些同志在做群众工作，但其出发点也不完全是正确的，有的同志把做群众工作当作了一种手段，目的是为了向群众要东西，殊不知群众工作是我军三大任务之一，我们不作［做］好群众工作，即无法取得战争胜利。作［做］群众工作的目的，也不简单是为了解决部队的需要，而是真正为了广大群众的翻身解放，全军同志均有进出宣传、谈话、访苦，作［做］群众工作的任务。根据八旅经验，从每个连队抽出几个翻身战士，或参加过诉苦三查的战士来进行比较深入细密的群众工作，不但可能，而且能把工作做好。我全军的每个连队均能如此，新区的地方工作，一定能够很好地开展起来。

己、关于群众纪律问题

一、我军自到蒋管区作战以来，在群众纪律上，已有很大进步，这成为新区广大群众热烈拥护与赞扬我们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由于去冬三查，普遍的提高了战士的政治认识与阶级觉悟，加强了战士的群众观点的结果。同时也是各级领导上比之过去更加重视了群众纪律，根据部队容易犯纪律的现象，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建立了必要的制度（如规定“三不走”“三不嫌”“四不进”以及建立借物证，借物牌，挡斜路牌，帮助群众管家等制度），以及进行了严格的检查，并且有的单位开展了查纪律运动的结果。

二、但是，一些运输员、侦查［察］员、粮秣员、采买人员、炊事饲养人员，其它［他］某些干部，在请向导、搞粮草、买东西、借东西，仍有违犯纪律，甚至打骂群众现象发生，同时有些单位行军时，走斜路踏田禾的现象仍不时发生，作战时借用水桶、门板镢头等，往往没有做到用毕归还，或者损坏赔偿，有些单位甚至不经批准，动员民力、畜力，这种违犯［反］纪律、脱离群众的现象并没有完全克服。

三、为了克服上述现象，应注意以下几点：

（1）随时随地经常注意到纪律教育（特别是机关什务人员的教育），同时积极领导这些人进行在民众中的调查、访苦，使他们体会群众的苦处，以便提高阶级觉悟，这是整顿纪律的最有效的办法。

（2）领导上经常注意检查部队纪律，把这一条看成重要任务之一，随时发现问题，随时纠正制止，不要放松任何一件违犯［反］纪律的“细微小事”，对于好、坏现象，进行当众批评或奖励，必要时通报鼓励或批评，并应经常研究哪些人易犯纪律，在什么情况下易犯，在哪些问题上易犯，订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和制度。

（3）健全各个单位的纪律值班员，并加强其领导，对于各种违犯［反］纪律的行为，认真检举，并进行启发工作，应当道歉的必须道歉，应当赔偿的必须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