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7日至30日
一、五乡概况及工作布置
自冬季攻势第一阶段结束后，蒲城仅高广区之五、六两个乡为较巩固的地区，其他四个乡及东党区一部为游击区，余皆为敌直接统治。五、六两乡自二月解放后，除六月同官敌十七师路过一次后（饭也没吃），再未来过，秋季敌虽驻高阳，但两乡亦未给敌分担过分文粮款，现六乡驻我光字与秋字部队，五乡除少数游击队，没有驻军队，加之，为集中力量突破一点，取得经验，遂决定先做五乡的工作。
五乡村庄很分散，为了工作方便，暂划做八个自然村，据七个村初步统计，共345户，其中地主4户（内一户破产地主），富农14户、中农14户（内富裕中农20户）、贫农172户，其他15户，共地5679亩（缺两个村），其中地主4户，占土地585亩，富农9户，占土地825亩，中农114户，占有土地2867.8亩，贫农149户，占有土地1401.2亩。从成份［分］来看，中农占着相当大的数字，占全户口41%，土地不算怎么集中，但根据洞不沟的统计，三十一户贫农中，即有十四户完全没有土地（外来户占多数），从这十四天工作中，农民在诉苦时暴露出的材料看，除讹诈、贪污、负担不公外，租佃借贷以至垒利吞产的事是很多的。其中固然有一部分是农民之间的问题，但大部分还是地主和旧式富农加予农民的痛苦，这些封建剥削是很重的，租率一般的在30%～40%，高的则达50%～70%，如刘家堡地主刘文俊，租给贫民七十五岁的老曹七亩平地，通常产量最多不能超过2.8石，但须出租子二石，租率为71.4%，高利贷一般的均是加五利息（借一石还石五），也有加四或者加三的，则属很少一部，地主和旧式富农除了对农民进行这样高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外，还进行极不合理的转嫁负担与不等价的买青办法，如地主刘文俊租给贫农运金生十九亩地，除交租三石麦子二石包谷外，这十九亩地的负担完全由运金生出。牛家塬富农牛墩子的放粮债办法，就是春天借出，秋季收回，冬季又借出，第二年春又收回，粮债正贵时，他把粮卖了，把钱借出，但却按照极低的价钱预买青苗，麦收后，即收回麦子，这样滚来滚去，剥削是非常重的，农民把他称之为“三滴水”办法，以上均说明这里的农民（包括中农在内）的生活是极痛苦的。如贺家塬现在即有五六户无法过年。在关中新区，如果认为土地比较分散，阶级关系不复杂，因而忽视了发动农民反对封建地富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与压榨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五乡（原伪五保）十余年来，政权完全操纵于刘家堡地主刘文俊、刘元如之手（连任保长），他们可以任［为］所欲为的进行拉丁、敲诈、贪污，甚至霸占农民妻子（刘文俊霸占本村贫民刘进进之妻）与暗杀农民（贺家塬贺吉祥之弟即被刘文俊暗杀）。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与转嫁负担，曾采用了“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阴谋，造成了各村农民与刘家农民之间的隔阂，都称刘家为“鬼刘家”，说刘家堡是“烂锣浑声”[34]。二月解放后，三支队曾给高广区派了一个区长牛进山，但该同志抽大烟、讹诈、贪污，对群众影响极坏（现已停职）。村长村主任都选了，但由于没有发动群众，这个政权群众称之为“换汤不换药”，共计村主任一、村长十二，其成份［分］系地主一、中农五、贫农七，表面看来多为农民掌握。但实质上依然直接或间接地操［控］于地富之手，没有丝毫性质上的变化，农民并没受到民主政权的利益。如在借粮时，除牛家塬是牛区长做的，曾错误的确定由十四户负担外（详情见后），各村几［乎］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仍然是平均摊派。总之，该乡虽解放将近一年，但由于没有发动群众，故该乡的政治形势基本上并未改观。
上次战役与最近敌南撤后，该乡均离敌较近，最远者也不过二十余里，近者则只十余里，加之敌经常出扰，不时听到枪声，故虽属较巩固的地区，群众对拉锯局面顾虑还是很大的，他们迫切要求着翻身，但总怕“变天”后吃亏，曾造成了工作上客观困难之一，经过十四天的工作，对群众进行了形势的宣传，游击队、武工队积极活动，打击出扰之敌（前后曾击毙伤敌十七人，俘一人），大大鼓舞了群众的胜利信心，尤其是阶级觉悟的提高，这一顾虑则逐渐被打破着。
为了培养干部，取得经验，我们采取了集中力量突破一点的办法，共集中干部四十二人，其中军队来的干部十五人（大部为参军干部），地方干部二十七人，这四十二个干部中，做过群众工作的只二十人，在根据地工作过但没做过群众工作的十五人，由地下党才出来的七人。这就是说，大部干部是没有群众工作经验的，为了号召力强，即由这四十二个干部组成蒲城县政府工作队，下分三个小组，为了培养地方干部，我们采取了下列办法：〈一〉把已任区委书记或准备任区委书记、区长的干部，都放在工作队，对干部的号召是经过群众工作的考验与锻炼后，才正式分配工作，把这当做在新区干部政策的一条；〈二〉军队来的干部，有群众工作经验的比较多些（十五人中有十人做过群众工作），在分组时，均和地方干部花插[35]起来，但队长、组长都由地方干部担任正的，部队来的干部担任副的。
根据对五乡情形概括的了解，确定了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反贪污、反负担不公的斗争。在斗争中把群众组织起来，并形成力量，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建政建党与加强支前工作，为了使干部对群众工作中的一般问题有一概念，以便下手工作，县委对过去忽视发动群众做了反省，给干部启示很大，并讨论了下列几个问题：
〈一〉什么是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的重要性；〈二〉群众路线与领导问题；〈三〉如何去发动群众；〈四〉组织农会与斗争问题；〈五〉减租减息的主要精神。但由于急于下去工作，讨论的并不深刻，因而在以后的工作中遂发生了不少的偏向与错误。
十六日即分头到各村，十七日开始工作。
二、工作简单经过与概况
各组首先进行与农民谈心、拉家常、访苦等个别谈话方式入手，从而了解农民的切身痛苦，经过一天多的工作，发现群众对我们的干部的来意不明，因而纷纷猜疑：
〈一〉以为我们搞粮（湾子村向群众要串票，不给）；〈二〉怀疑征兵（以为现在问人口，将来要壮丁）；〈三〉最普遍的是怀疑我们动员牲口、车辆、担架。并发现群众有下述顾虑：〈一〉怕变天；〈二〉撕不破脸（主要对债务问题，觉得自己红口白牙吃人的，不好减，租也是这样）；〈三〉怕地富报复（主要是怕撕破脸皮后，借不上地富的农具等）。兼之，地富从中活动，如牛家塬富农牛墩子、贺双成等用“谁给工作组说东西，防备将来把键链挂在谁脖项（即挨刀）”等语来吓唬群众，刘家堡地主刘文俊在其佃户中用小恩小惠取好贫苦农民等，部分群众受其威吓与蒙骗。在群众对我们这样怀疑与顾虑的情况下，我们遂决定召开群众大会，有将我们的来意说明的必要。因之，于十八、［十］九号分别在各村召开了村民大会，除宣传目前形势外，着重讲解我们工作组的来意是：毛主席很关心咱们农民的痛苦，真要我们给群众当长工、作儿子来了，帮助农民解除痛苦，所有对农民有利的事情我们就干，即以“兴利除弊”的精神向群众反复说明，并阐释敌伪政权与民主政府，国民党及其军队与共产党解放军的根本区别等，以解除群众的怀疑与顾虑。经过这次大会后，各村群众一般的是向我们靠拢了，唯牛家塬在着手进行工作时，一般群众尚敢于接近我们，经过村民大会后，群众反而疏远了，甚至有些群众将门拴上，怕我们干部找他去，有些群众连觉也不敢与我们干部在一起睡，采取避而远之。这主要的原因是：过去高广区政府错误的将十四户划为负担户（内只二户富农，其余全为中农），即三十五亩地以上者，负担全村（七十来户）的战勤、食粮等，使负担粮的这十二户中农认为我们把他们当“老财”看待，因此，怀疑我们这次来，又是搞他们的鬼来了，两户富农也趁机争取，便以富农为中心，将这十四户结为小集团或明或暗的进行活动，使受苦农民受到很大威胁，不敢接近我们。
其他各村群众一般的是靠拢了我们。在湾子村大会后，就有五家诉苦，各村诉苦的范围是广泛的，包括了租佃、债务、恶［讹］诈、贪污、负担不公、以至霸占妇女、枪杀人命，等等，有的是农民与地富之间的问题，有的则是农民与农民之间的问题，有很多农民诉苦后问我们干部应如何办？在牛家塬的工作组干部，没有客观的去分析十四户怎么结成了小团体，只是感到工作困难，便认为这十四户都是坏家伙，在洞子沟，因客户多，诉苦中很多问题是属于本村户，中农的一些租佃问题（客户多贫农，本村户多中农），这些问题从客主关系上表现出来，干部也多从这方面启发，没有从阶级观点上去分析问题，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分清阶级界限，因之形成贫农与中农之间的内部斗争与隔阂。
由于在群众、干部中存在上述问题，因之于二十号，召集了各小组长联席会议，首先在干部中统一解释了减租减息纲领，并确定在牛家塬、圪塔塬、刘家堡等村有再次召开群众大会的必要，把我们的阶级政策、减租减息以及合理负担等政策，向群众说明，借以打破小集团，孤立封建的地主富农，争取中农，并适当的（不是正面提出）打击地富公然活动的锋芒。在干部中强调了下列几项工作：除再次表明程度外，〈一〉根据农民切身经验与痛苦进行算账教育（即找穷根），提高农民阶级觉悟，分别农民与农民之间及农民与地富之间的问题，发现与培养积极分子；〈二〉广泛发现问题，找寻群众普遍要求；〈三〉正确的解决中农问题，任何用客主关系、地域色彩去启发教育群众都是没有阶级观点和违反党的原则的；〈四〉在群众阶级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启发群众组织起来的要求，并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通过群众，凡事和群众商量，反对包办代替、强迫命令。
经过第二次群众大会后，工作则大大向前推进一步，到现在，三个村的群众已经起来了，牛家塬已有六个积极分子和七个比较积极的，已正式成立了农会，参加会员三十四人，下分设三个小组，群众斗争情绪很高，现正酝酿改造政权及清理债务问题。其次是洞子沟会员已发展到二十三人（内中农九人，贫农十四人），下分三个小组，经常召开小组会，酝酿讨论问题，湾子村已培养积极分子五人，会员发展到十一人（内有妇女二人），下分两组，斗争情绪较高。个别会员要求公开农会，特别是妇女会员表示要在大会上诉苦，这几个村子所以能开展的原因，主要的是把我党阶级政策及双减政策等深入传达到农民中间去，把中农由地富掌握下争取过来了，并在干部中解决了客主关系等模糊观点，且抓紧了对积极分子的发现培养，以及重视了对农民的阶级教育。
开始发动起来的有刘家堡（主要的是其附属村东窑——东数湾、东罗里），已发现五个积极分子，暴露问题较多，群众已开始诉苦，但由于在该村工作的干部，觉得本村是“烂锣混［浑］声”，而在前一阶段多在周围小村工作，觉得本村局面不易打开，因而产生“内外夹攻”的避难就易思想，而影响本村工作的开辟，圪塔塬已有农会会员七人，积极分子三人，该村有十三户正在酝酿着贪污、恶［霸］、讹诈的斗争，但多系对旧保甲长的［斗］争，租佃借贷问题暴露的较少，北沟村已发现四个积极分子，但启发教育和培养不够，因而局面还未扩大，多数农民尚在旁观。
贺家塬开始群众尚接近我们，群众尚提出不少的问题，但由于在该村工作干部的当先生的精神以及恩赐观点，自己一味滔滔不绝的讲，而忽视于群众的谈心，即诉苦中，用群众切身的痛苦去启发与提高其阶级觉悟，因而自己讲的与群众的痛苦形成脱节，群众说我们的干部是“卖狗皮膏药的”，加之急于调查情况，见人就问东问西，使群众怀疑到和我们的讲话，将来会上当，致使工作成为僵局。张家山仅发现几个积极分子，暴露的问题也很少，群众基本上是没有动起来，寺沟村已发展了五个农会会员，但不是在提高群众阶级觉悟及自觉自愿的基础上组织的，所以作用不大。
各村情况大致如此，工作进展虽然不一，但由于对党的政策及形势的宣传，即在工作落后的村子，我党政策的影响是扩大了，群众分清了敌我界限，加之干部都在这十四天中，都或多或少的取得了成功与失败的经验，给今后工作奠定了有利基础。
三、关于群众运动中间的几个工作问题
〈一〉从提高群众觉悟的基础上发动群众。在这一方面以牛家塬、湾子村、刘家堡三个村做得较好，他们除形势与政策的一般宣传外，能够在谈心、访苦中，用启发诱导的方法把农民的苦用算细账办法，帮助分析，提高其阶级觉悟，在这样的作［做］法下，如刘家堡贫农运金生、刘张才等，认识到自己“红口白牙”吃人的“良心”等问题，了解原来地主刘文俊放他的债，表面上要的不紧，就是为了最后把他十四亩地吞去。先觉得刘文俊的地出租是应该的，是人家先人丢[36]的，后认识到他的穷根就在于租与债，并懂得了世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因此，他的斗争性及减租减息的要求也强烈了。牛家塬牛即郎（现选为村委会主任）经过个别访苦，小组会诉苦后，阶级觉悟更加提高了，表示“我把苦受尽了，就是敌人来把我杀了，我的路总没有走错”。该村农会正在酝酿改造政权和清理债务的斗争。湾子村群众觉悟提高后，要求公开斗争恶霸富农张继锁。刘家堡个别群众（如刘帮留）经常听到敌人袭扰的枪声，但并未因此而怯惧，表示“万一敌人来了，我参加三支队，还要同他们干”。
反之，在圪塔塬，由于村一般宣传工作不深入，群众把减租减息听成“广东广西”（多系外地干部）。后来我们问该组组长郭风明同志，他说不是“广东广西”，而是“减东减西”。这样半斤八两，还是把我们党的政策没有与群众结合。另外该村不善于在群众诉苦中启发提高群众觉悟与认识，因之在该村群众大会上某某积极分子竟提出“咱把农会组织起来，能把担架抗住吧”？的问题来。贺家塬由于缺乏与群众谈心，从访苦中间了解农民的切身痛苦入手，而一味只是自己哇啦哇啦的讲一大套，使我们所讲的与农民中间存在的问题没有连［联］系，因此群众的觉悟未提高，群众反来讽刺我们的干部是“卖狗皮膏药的”。并以过去给“白肏鬼”[37]医生的对额——“古月门市”（即“胡闹”）来讽刺我们的干部。
刘家堡干部觉得本村局面无法打开。用群众中间的落后的地域色彩去看刘家堡，觉得刘家堡是“烂锣浑声”，而忽视刘家堡本村主要的阶级矛盾，因之，产生到外围村子去发动群众，该村干部把这叫作“内外夹攻”，实际上就是避难就易，放松了对刘家堡贫苦农民的发动，这也就给了地主进行破坏活动的机会，结果，使本村工作陷于“内生外焦”的状态，堡外的群众已诉起苦来，而堡内局面老打不开。(www.xing528.com)
提高群众觉悟最有效的方法，在牛家［塬］是这样做的：首先个别访苦，然后经过受苦的人自行结合，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三个小组。在小组会上干部启发、诱导其集体诉苦，找出苦的根源，帮助其认识，这样逐步地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使农民认识到穷是被剥削穷的，地主、富农是靠剥削农民富的，减租减息是要自己的，是应该的。
〈二〉关于积极分子与组织农会问题。当工作队出发前，我们曾经确定积极分子的条件是：（一）常年劳动的农民；（二）为人正派；（三）本身有苦；（四）敢于对封建势力作斗争。并强调积极分子的基础一定要打好，各组对积极分子的发现多在个别谈话中逐渐发现的，一般作的还不错，如在牛家塬的积极分子，就是在经过普遍访苦交谈中，根据积极分子条件确定的，该村工作虽一度成为僵局，农民对我们工作组同志拒不接近，但贺即郎、贺书郎、牛甲娃三个积极分子的斗争情绪并未因此而受到伤害，且进而把全村有苦的农民及租佃债务地富活动情形，全盘介绍给工作组，工作组根据这种情况，即确定把过去十二户中被划分到地富集团中去的错误纠正过来，并进而正确的使用积极分子，在农民中间联络串通、小组诉苦，在诉苦中又发现了三个积极分子，农会会员扩大到三十四人，发动群众较为普遍，真正起了积极分子的作用。经过他把党的意图真正与群众相结合，本村六个积极分子，是花插在三个农会小组中，在没有正式成立农会前，农民斗争情绪已形高涨，要求组织“镢把会”。经过积极分子从中诱导，即成立了农会，各小组每天晚上开会，把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政策进行讨论，解决了农民中“命该如此”“老人留少的”“没本事”“良心”“离不开财主”等糊涂的看法，懂得了劳动创造一切，什么是剥削，天下农民是一家的道理，因此牛家塬的积极分子，无论在选择上，培养与使用上，都做得较好，我们在群众运动中也真正起了骨干与火车头的作用。
刘家堡在这方面作得则较差，刘家堡的积极分子刘进进，从成份［分］上看，是个贫农，但他的出身是过去本村恶霸地主刘文俊当保长时的保丁，曾恶［讹］诈过本村的农民，因为刘文俊强霸他女人，所以他反对刘文俊很坚决，工作组感于他有苦敢斗（而没有根据积极分子的主要条件），就把他当作积极分子使用，结果不但进进始终联络不到农民，即该村的积极分子也始终不愿与刘进进在一起开会，因进进当保丁时曾抓他的壮丁，讹诈过他二石麦子，这说明积极分子的基础是很重要的，如不慎选择，不但会脱离群众，还会影响到真正的积极分子的。
北沟、圪塔塬，在发现选择积极分子的毛病是：圪塔塬的六个积极分子中，两个就是中农，因之，在农民中多系酝酿反贪污的斗争，这个运动很可能是以中农为骨干的，如以中农为骨干领导群众反贪污斗争，而不以贫雇农为骨干，将会使运动限制在反贪污上（因中农在反贪污问题上较多），不能进一步深入到反农村封建剥削的斗争中去，使群众运动无力。北沟对积极分子的选择，不是依据积极分子的条件，而是只要敢于接近我们，敢于反映问题的，即选作积极分子，因之，积极分子并未起带头作用。兼之，以上两个村干部作风上，工作深入不下去，且忽视对积极分子的培养使用，直到现在群众未普遍发动起来，农会虽已组织，但不是在农民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去组织而流于形式。牛家塬的农会则与此相反，先是经过访苦与诉苦，并以苦联苦，团结了三个组，经过诉苦、挖穷根，大家觉悟提高后，农民觉得组织起来力量大，要组织“镢把会”。这里领导问题很重要，经过我们干部启发说服，说明今天我们的政策不是从肉体上消灭封建地主与旧富农，而是把封建制度打垮，消灭地主及富农的封建剥削。之后，农民们始愿将“镢把会”改作农会，这个农会成立的方式是会员介绍，小组会通过，先成立农会小组，经大家讨论后才正式成立了村农会。湾子、洞子沟大体与牛家塬相同，其他各村农会组织尚在酝酿和萌芽状态。
贫雇农骨干问题以牛家塬、湾子村做的较好，牛家塬村农会三个委员中，贫农二、下中农一、六个正副组长中，贫农占四人，中农占二人，湾子农会委员贫农占两人，中农一人，贫雇农占压倒的多数，这仅仅是从其领导骨干上来看，贫雇农小组尚未组织。但洞子沟适与牛家塬、湾子村相反，该村三个农会小组（尚未成立村农会）组长中，中农占二人，因此，农会不是以贫雇农为骨干，优势操纵在中农手里。
〈三〉团结中农问题。中农在这个地区的农村阶层中的比重，占有相当大的数量，且中农不参加运动，也会影响到贫雇农的顾虑。因此，团结中农对整个运动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牛家塬在入手工作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过去区政府将该村三十五亩地以上的十四户，笼统的划为负担户，使其中十二户负担粮差的中农（除过两户富农）认为我们把他当“老财”看待，怀疑这次我们干部又是搞他们的鬼来了，两户富农便乘机争取，以富农为中心，将这十四户结为小集团，或明或暗进行活动，使贫苦农民受到很大威胁，不敢接近我们。我们干部认为工作无法进行，就是这十四户在捣鬼，并确定正面打击和碰的办法，后经县委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农不了解我们的阶级政策及负担政策，特别是过去区政府错误的把富农与中农笼统的划为负担户，没有分清阶级界限，按政策办事所致，及时纠正了工作组打击和碰的错误方针，代之以村民大会上解释怎样划分阶级及战勤、借粮的阶级政策后，这十二户中农即以划分阶级的标准衡量了自己，找我们的干部说他也是中农，很快就从富农的集团中跳出来，站到农民中来，因而牛家塬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其次是洞子沟的西沟，共二十户，小地主一户，富农一户，中农八户（全系本地人），贫农十户（多系河南逃来的难民）。本村租佃问题大部分是外来户租种本地户中农的土地，因此该村干部觉得租种地的多是客户，便启发客户群众起来反对本地户，而这样发动斗争的实质，是贫农与中农之间的斗争，因此引起该村中农恐慌，这种缺乏阶级观点的做法，现已在干部中进行纠正了，但在群众中尚未彻底纠正过来。
洞子沟干部在纠正了对群众的启发用客主关系的偏向后，又走到另一极端，即三个农会组长中，中农占两个，而忽视了以贫雇农作骨干的问题，圪塔塬同样有这样的偏向，即三个积极分子中，两个就是中农，忽视了以贫雇农为骨干，该村反映问题最多的是反贪污，并要求从本村作起，斗争两个当过甲长而贪污不多的中农，对此，我们已注视这问题，务使运动在以贫雇农做领导骨干，巩固的团结中农的情况下进行。把斗争对象转到恶霸地主富农身上去。
〈四〉培养干部问题。经过十四天的群众工作，使一般干部更加认识了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县委几个同志对地委的指示——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搞好一切工作，过去只是停留在字面上的“了解”，经过十四天的群众工作，始初步了解到这个乡将近解放一年，群众根本没起来，农村形势基本未动，依然是封建势力统治着农村，农民同样过着被压迫、被剥削痛苦生活，因此，过去虽曾经建立政权，群众给我们的结论是：“换汤不换药。”其他战勤支前等工作没有搞好的最基本的原因也是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的结果，因此，使我们充分认识到所有的工作都是群众工作，即所有工作离开发动群众即是无法做好的。
其次改变了我们以前对农村的错误认识，即以为这里的农村在土地关系上不像南北二山那样集中，因之，觉得这里的问题主要的是反贪污、反讹诈以及恶霸等，但经过十四天的工作证明，农民所受的压迫与剥削是复杂与惨重的（租佃、债务、转嫁负担、吞产），纠正了以往的错误看法，对农村面貌有了新的认识。
情感上接近了群众一步，开始建立了“当小学生”恭谨勤劳作风。初下去工作时，许多同志苦于无法接近群众，后来同群众一道打柴、担草（刘家堡作的较好），与群众的生活先打成一片，群众与我们接近无拘无束，在群众诉苦中，加深了自己的阶级觉悟，使自己情感上接近了群众一步。冯计伯同志准备［当］洛西（即孙镇）区委书记，在旧社会教书二十多年，他在这次群众工作中，觉得接近群众还有些拘束，后来他反省说：“这还是我的‘先生’架子没有放下。”贺家塬工作之所以成为僵局，王子岗同志反省：“这是自己光哇啦讲，而没有给群众当小学生的结果。”现在使一般同志都虚心了，觉得只有了解群众，发动群众的创造性，跟群众学习，然后才能当群众的先生这一道理。
四、对几个具体问题处理的意见与请示：
〈一〉关于由地下党到执政党的转变问题。在这半个月的群众工作中，我们深刻体验到，要把长期进行地下活动的党，很健全的转到执政党，发动群众，应看成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是从两方面来看的：首先是干部问题。一个地方解放后，是需要很多干部的。“干部决定一切”，但解决干部问题主要应是从本地着眼，不能单纯的依靠外援，而地下党由于长期处于分散隐蔽的情况下，多系大小头或单线关系的个人活动，这就使党对党员或干部进行党的教育受到很大限制，工作作风上也易于养成偷偷摸摸、束手束脚的一套，缺乏雷厉风行的作风，故［固］然有些党员出来后，也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但在实际中如何具体的掌握党的路线与政策，如何领导广大群众进行各种战线上的斗争，还是有相当距离的，如准备做洛西（即孙镇区）区委书记的冯计伯同志，在这半个月的实际工作中，则深刻的体验到：“过去虽看了党的一些文件，自以为懂得了，但实际做起来，感到问题曲折与复杂的多，且在许多地方做的违背了党的原则。”又如高广区委书记卢长春同志讲：“过去说群众力量总是空的，这次才体验到群众力量确实是伟大的。”这就是说，在群众运动中，对每个同志都是一个很大的锻炼，经过这短时期的深入发动群众，对每个干部不管在思想上、政策观点上、工作能力上，特别是联系群众的作风上，都或多或少的提高了一步。
群众运动不只对干部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改造与提高了干部，也是对干部一个很好的考验，前尧山区长候积发同志（党员）和高广区长牛进山同志（三支队来的，非党员），当时只觉得他们对党过去有过“贡献”，便拉出来使用，结果，他们正是经不起实际工作考验的，贪污腐化、讹诈群众，使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受到很大损失。故我们觉得今后在新区对于干部的使用上，尤其对各级主要干部的使用上，应明确的规定这样一条，即“首先经过发动群众的考验，根据在群众运动中的改造程度及具体表现，去恰当的分配使用”。否则对党对干部都是不好的。
另［一］方面，由地下党到执政的转变，决不等于“改朝换帝”，即万事皆休，如果不去发动群众，就去建党建政，那必然像建筑在沙滩上的房屋一样，是不会巩固的。这样的党及政权也是缺乏战斗力的。要使这一革命政权巩固起来，使党是富于战斗力的党，那就必须经过发动群众这一阶段，使党和政府获得广大的群众基础才行，解放将近一年的高广区五乡说明了这个问题，洛滨区的党也证明了这一点。洛滨区虽处于敌我反复的局面，但由于他们是在斗争中，特别是在公开的或秘密的各种群众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因此，他们始终和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也富于战斗力和生气。
〈二〉政权的组织形式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路东工委过去曾专门给地委写过报告，但未得地委具体回示，路东工委当时确定以二十五户并照顾巷道自然居住条件等，编为自然村，根据这样作的结果，像牛家塬约七十多户的一个自然村（两条巷），过去编为两个自然村，两个平行村长，在政权（在）行施［行使］上极不灵活，影响负担，亦不能公平合理，因此，我们的意见：不论户口的多寡，自然村主要应以自然居住区域划分为宜，如人口户数过多时，可设正副村长，每个村长以辖二十五户较适当，或下设若干组，以便政权的统一行施。
三个自然村为一个行政村（约百户左右），选村主任一人，乡政府应采取委员制（经过发动群众的村庄），由三至五人组成，设正副乡长各一人，经过乡民代表会产生。
〈三〉减租后的最高租率问题。根据五乡现有材料了解，不管是平地还是坡地，一般租率约为30%（占产量约40%），平均租率则为35%，经“二五”减租后，平均租率约为27%，但有些地主或富农有的租率未减租前竟有高至为71.4%的，像这样高的地租，即实行“二五”减租后，其租率也达53.6%，如此农民得的减租实惠并不大。为了真正减轻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我们意见，应将减租后的平均租率（27%）做为减租后的最高租率，凡减租后超过这一最高租率者，则无条件降至这一租率，如低于此最高租率者，则不提高（上述%均为约数，将来还具体调查计算而确定）。
〈四〉农民基本问题是土地问题，不必等待土改时才解决，在减租减息阶段，应注意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尽可能的解决一部分的土地问题，根据五乡的情况，我们认为可从下列三方面解决：1.这里有不少的生荒坡，未开垦前没人去争，但经受贫农民开垦后（多系难民开的），即有人（多系地富）说是他的，并进行收租（多系第二年收起），像这种地我们意见确系无主之荒，应无条件将地权归开垦者所有，并追回已收之租，如确实有主，则按边区政府关于开荒条例规定，生荒五年不交租，熟荒三年不交租办法处理；2.在减租清债中，除按条例为农民收回或者赎回一部分土地外，退租或退贪污时，如地富拿不出实物时，可以适当价格折给农民一部分土地；3.减租减息后，除保障佃权外，可给地不够耕种的农民，经过农会，向地富调到一部分租地。
以上几个问题不知妥当否，请指示。
蒲城工委
［一九］四九年元月七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