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在西北党史座谈会上的重要发言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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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西北党史几点重要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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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陕甘边苏区的发展……

（1）陕甘边发展初期（1933年冬到1934年夏冲破敌人首次“围剿”）：当我们确立了建立一、二、三路根据地，南梁堡、华池县为中心建立基础，再向南北发展，主力红二十六军依据这个中心地区，南北策应，把一、二、三路根据地打成一片，创造大块的陕甘苏区。据此任务，我们的方针是准备与成立武装，开展游击运动。首先扫清阎家坬子、东华池、南梁堡民团赵老五及二将川这些地方的地主武装。又因这一带的群众很落后，高岗与我们曾挨家挨户地进行宣传工作。并在该地缺乏牛羊的情形下，发动他们配合游击队去分牛羊，就这样的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发展了二将川、白马庙川、南梁堡、豹子川、平定川、义正川、吴堡川等地的群众组织。吴岱峰、刘约三等同志去保安搞游击队，王子良去合水一带搞游击队，吴亚雄在安塞组织游击队，杨培盛搞义勇军。但我们把义勇军改为游击队时，因成分没有改造过来，不能执行党的任务，反而逃跑了一部分。到1934年春，在这个发展的基础上，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三月间，敌人举行了八路的“围剿”，甚为凶残，而终在我二十六军绕在外线作战的方针下取得西华池大胜利而被粉碎了，过了一月多天，敌人又大举进攻，我军在五顷原子打了败仗，敌人完全占领了南梁一带，但由于二十六军打了几个胜仗，并绕在敌后去进攻，使敌人退出苏区，粉碎了这次“围剿”，在这一创立过程中，先进行了群众工作，建立武装，再开辟苏区，建立政权……

（2）陕甘边苏区大发展与粉碎二次“围剿”（1934年夏—1935年夏）。我分四^[68]个问题来讲：

第一，陕甘边苏区发展的新形势：首先，陕甘边的游击运动从1934年夏季以后，有了很大的发展，成立了保安、定边、庆北、合水、南区、鄜甘、安塞等地的游击队，总数（约）二千七百多人。这样的发展就是在主力红军给群众帮助一些枪支发展起来的。如南区游击队就是小石崖川群众向红军要枪，在红军给了四支枪的帮助下，他们解决了民团建立了游击队……在这样大量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刘景范同志领导的红二团，强加珍同志的步兵营，王宝珊同志的保卫营，以及关中的红一团。其次，陕甘边苏区已扩大到东至临镇，西至定边，南至耀县，北至高桥川、宁条梁一带，建立了南区一带革命委员会（领导关中几个县），庆北革命委员会、淳耀革命委员会、肤［鄜］甘革命委员会、定边革命委员会、靖边革命委员会、合水革命委员会，安塞、赤安、华池等县苏维埃政府（是由该县革命委员会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起来的）。到1934年10月革命节才召开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下设粮食、财政、经济、土地、肃反等委员会，并附设放足、禁烟、禁赌委员会，在军事上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刘志丹同志为主席，统一陕甘边的部队，从以上两方面看来，我们就知道陕甘边苏区是怎样的发展了。

第二，粉碎敌人二次“围剿”。这次“围剿”是在1934年冬开始的，规模比较大，涉及范围也广，在马鸿宾以十个团向陕甘边进攻时，我们粉碎“围剿”的战略计划是：放弃南梁苏区到敌人的后方去发展。在果果川、头道川一带创造发展了新苏区。骑兵团在韩城、宜川、白水、蒲城一带切断冯钦哉的后路。关中红一团向正宁一带敌后进攻，并配合关中游击队坚持斗争，王宝珊带游击队向陇东发展，二团向三边发展，红三团义勇军则上陕北配合二十七军消灭了高桂滋敌军。在这个计划下，进行了反“围剿”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南梁群众受到了很大的摧残，但总是和我们一起坚持战争，终于在刘、×统率下的主力红军在杨家园子、延长、靖边等战役后粉碎了敌人的二次“围剿”。

第三，陕甘边苏区实施的几个主要政策：（一）首先，土地政策：早在1932年我们就开始了分土地，这时就有一些经验，其主要内容为：1.没收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2.分川地不分山地，这因为山地很多没有人种，川地也是种一年休息一年；3.中心地区分土地，边境地区则不分，这因为边境区的群众自己的牛羊都不保，还要什么土地，而边境区因苏区的扩大而变成中心区时，仍进行分土地；4.田、苗一齐分，因农民最需要的是苗，若分田不分苗就会降低农民的情绪；5.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没有地、没有牛羊或少地少牛羊的雇农、贫农和中农；6.阶级划分是依该户的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及其剥削与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的；7.争取与改造流氓参加生产；8.红军家属分好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二）其次，财经粮食政策：1.发行苏票，流通金融，解决了市场缺少零钱的困难；2.成立集市便利交易，在白马庙、荔园堡等地建立了集市，群众大感方便；3.保护小商人，允许其来苏区做生意；4.对农民则是鼓励其生产，使之发展；5.成立牧场，养猪喂羊；6.粮食政策的中心是保证军粮，保证民生，建立流动仓库，分散储藏，对群众不“动员”粮，也不“欢迎”粮，靠收买军粮供给军队；7.财、粮来源主要是取之豪绅、地主，并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三）军事政策：1.在战斗动员上规定了各种条例，如少先队赤卫队的条例，动员方式是自愿的，武器是没收豪绅地主的，在军纪上也规定出新的条例；2.成立民间递步哨，帮助红军做情报工作；3.自愿的兵役制，群众参加游击队后，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成排连的编到红军里去；4.对死亡战士有抚恤费与埋葬费规定；5.赤少队参战死后也有抚恤费与埋葬费；6.奖励群众买武器，买到新式武器则特别奖励，收缴下的武装归私人使用；7.在赤少队的基础上广泛的成立游击小组；8.成立军、政、干学校，培养部队上的军政干部。（四）对土匪政策：土匪为陕甘边苏区的内患，我们的具体政策：1.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则彻底消灭；2.为群众所痛恨的惯匪无法争取，如杨谋子之类也采取彻底消灭；3.此外的一些土匪，我们是采取一切办法来争取与改造他们，例如对郭宝珊、梁占魁、贾德功等土匪就是采取改造的政策。（五）对民团的政策：1.对同情靠近我们的民团则与之建立互相关系，或互不侵犯，如对罗连城、何子新、艾老五等就是这样；2.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则坚决消灭，如赵老五、梁保定等；3.对那种不反动也不接近我们的民团，是在实际中教育他们，使之体验到我们的好处，向我们靠拢。（六）（是）各种社会政策：1.对哥老会采取争取政策，因苏区哥老会的人很多，大多讲义气，对于我们有过不少帮助，并与我们有长期的关系，如其中有反革命分子，要发动群众去清除，不要直接出面干涉；2.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豆、软扇等会门组织，则采取争取政策，这样各种会门在苏区内相当多，他们虽然迷信，但都带有反抗统治阶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能改造他们；3.颁布禁烟、禁赌、放足等条例，并向群众宣布不耍赌、吸烟，好好参加生产；4.在劳资政策上，开始我们要求给雇农发单衣、棉衣、手巾等物，多偏重于雇农方面，而有些雇农则好吃懒做，以后我们规定凡是雇农一定要劳动；5.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寡、残废，均实行救济。（七）肃反政策：1.对敌探及有确实证据的反革命分子（如苏区内敌人的坐探）则采取杀掉的办法，若群众愿保，不杀亦无损于革命，可以保释予以感化；2.对犯人分别主犯与从犯；3.对确有证据的反动豪绅地主采取杀掉的办法，反之只向他们要粮索款并不杀掉；4.每当处决犯人时经过群众大会决定，决不偷杀犯人。（八）对知识分子政策：我们对政治上清楚的知识分子一概相信，分配给适当的工作培养他们。（九）对白军的俘虏则采取教育争取、改造使用的政策，不随便杀掉。以后红二十六军里的排连长很多都是从白军中来的。（十）最后是在文化教育上是注意到了，办些列宁小学，学生很多都是自愿的。

【注释】

[1]本文是廖汉生1987年12月24日寄送给中共富平县委党史办公室的一份回忆材料。原件存中共富平县委党史研究室。

[2]当前准确说法是抗日战争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

[3]渭南市档案馆馆藏《富平党史参考资料》。

[4]分别指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5]渭南市档案馆馆藏《富平党史参考资料》。

[6]本文是杨兆春1985年8月22日谈话记录整理稿。标题为编者所加。

[7]1936年12月21日至12月29日，由澄城地下党负责人张鼎安（即张新法）、张绍安领导的，响应“西安事变”的澄城县保安大队起义官兵及抗日救国牺牲团等人员被国民党驻大荔的冯钦哉部队追捕枪杀于县北的崖畔寨。史称“崖畔事件”。

[8]渭南市档案馆馆藏《富平党史参考资料》。

[9]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红军第2军团、第6军团及第32军（原为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组成。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曾在湘鄂川黔苏区粉碎国民党军多次“围剿”。1935年10月开始长征，于次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抗日战争开始后，改编为八路军一二〇师。

[10]富平县立诚中学，1920年7月由陕西靖国军总指挥胡景翼将军创办于富平县庄里镇。取名立诚，意出《大学》中的“立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强，国强而后天下平”及《易经》“修辞以立其诚”。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为其题写校牌“立诚公学”，胡景翼将军亲笔题写校训“阐发最新的学说，陶冶理想的人格，创造健全的社会”，廖仲凯、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先后聘为校董。该校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在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为传播新思想提供了阵地。大革命时期，立诚中学是渭北重要的革命基地之一，成为革命的摇篮。早在1925年，一些进步人士就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的思想。1926年5月，这里诞生了富平县最早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这里还是国统区进步青年通向革命圣地延安的重要交通站。这里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卓越人才，原党和国家领导人习仲勋，原西安市政协主席邵武轩，原兰州军区某部司令员师源，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胡景通，率部横山起义的骑六师师长胡景铎等有影响的人物，都曾先后在立诚中学就读。

[11]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文内第一部分节录自中共陕西省委1938年6月11日《朝邑工作报告》，（二）（三）部分节录自《陕西各地工作报告》，原件藏于陕西省档案馆。朝邑时为县治，1958年撤销，其辖区并入大荔县。

[12]特委，即中共沿河特委。

[13]驻军和当地政府，指国民党驻军和朝邑县政府。

[14]党委，系笔误，应为“党部”，指国民党朝邑县党部。

[15]即张重义、张正德、刘钟谐。

[16]即张重义。

[17]即吴卜亭。

[18]即王俊。

[19]即中共朝邑特支。

[20]复兴社，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因其成员着蓝衣黄裤，亦称蓝衣社。

[21]《西北》，是中共陕西省委主办的周刊；《新华》，即《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办的大型报纸；《解放》初为周刊，系中共中央主办。

[22]1938年2月和5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命令取缔西安文化界协会、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13个抗日救亡团体，从5月至7月又先后逮捕了民先、青救等组织的5名负责人，制造反共摩擦事件。

[23]指国民党朝邑县党部。

[24]本文节录自权秉华1984年11月写的回忆材料。标题为编者所加。

[25]权秉华（1921—2014），陕西省渭南县（今渭南市临渭区）西耿村人。曾用名权彦荣、权俊英、马生辉、权建忠。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任渭南县私立农业职业学校党支部书记，积极组织领导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9月至次年5月入安吴青训班学习。1940年2月，任渭南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42年1月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二研究室研究员和省委联络员，10月任八路军关中警一旅特务营营部书记。1944年6月，到关中地委统战部工作，指导渭南县地下党工作。1945年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6年3月负责筹备建立中共渭南工作委员会。1948年11月任中共东路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渭南县委工作委员会书记。1949年5月后任渭南县委副书记兼渭南县长、县委书记。1954年12月后，先后任西安市统战部副部长、部长，市政协秘书长、副主席，西安市民委主任、西安市社会主义学院院长等职。

[26]故中即故市中学，后称固市中学，原名渭阳中学。创建于1922年，是原渭南县最早的中学，于右任先生曾题写校名。

[27]瑞中即瑞泉中学，创建于1938年。

[28]本文为白云峰1991年春所写的回忆材料。

[29]白云峰（1916—2000），陕西省韩城县（今韩城市）桥子玄乡大柳村人。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活动。1937年2月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0月受陕西省委指派任中共韩城县委青年部部长兼城区区委书记。1938年5月，任中共沿河地委组织部部长。1939年3月后，先后任陕西省委组织部巡视员、中共凤翔县委书记、中共华县县委书记、中共陕西省东路特派员兼临潼县委书记。1940年5月，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1年4月任陕西省委教导营党总支书记，1942年2月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研究室负责人、省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1943年1月，任中共淳耀县委组织部部长。1946年10月后，先后任中共合阳县委书记、中共东府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合阳游击支队政委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大荔地委委员、大荔县委书记，中共渭南地委委员兼蒲城县委书记。1951年3月进入西藏，任十八军独立支队后梯队政委、独立支队政治部主任，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宣传部部长、组织部副部长、青委书记、团西藏工委书记，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财政处处长，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常委、青藏公路交通运输局副局长，中共青藏公路局委员会第二书记，中共西藏公学（民院）委员会书记等职。1979年5月至1980年4月，任陕西省泾惠渠管理局副局长。1980年5月至1983年8月，任中共渭南地委副书记。(www.xing528.com)

[30]本文根据管建勋1986年3月16日谈话记录整理。

[31]管建勋（1913—1987），化名李云，陕西省合阳县王村镇管家河村人。1932年7月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合阳中学党小组组长和团支部书记。1933年1月任澄城王庄区委书记。1938年1月任澄合临时区委书记，8月任合阳县委书记。1939年7月任省委机关供给科长。1940年后，分别任延安自然科学事务室主任、延安大学建筑处处长、关中地委总务科长、陕西工委供给处处长等职。1948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其为合阳县人民政府县长。1949年7月任大荔地委秘书长，1950年调任渭南专员公署副专员。1951年先后任陕西省水利局（厅）副局长、局长，厅长、党组书记等职。1962年任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办公厅党组书记，1964年任陕西省农办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平反后，先后任陕西省水利电力局顾问，省农业局局长、党组书记。

[32]本文是孙昶、孙云斋、薛瑞芝1981年5月15日写的回忆材料。原件存韩城市委党史研究室。标题为编者所加。

[33]本文是孙昶1987年8月1日写的回忆材料。原件存中共韩城市委党史研究室。标题为编者所加。

[34]此资料摘自邵武轩1983年7月5日于西安党史座谈会发言材料，题目为编者所加。

[35]此资料摘自刘茂坤1986年9月回忆材料，已经本人审阅，题目作者所加。刘茂坤，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西关人，1916年3月生，1938年1月入党，解放前曾任部队队长、连长、营长，解放后曾任定西军分区科长、局长、后勤部长等职。

[36]渭南市档案馆馆藏《富平党史参考资料》。

[37]邵武轩（1915—2005），陕西省富平县洪水乡赤兔坡人。193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1937年至1948年做地下工作，曾任中共富平县工委书记、淳耀县委统战部［部］长、中共陕西省工委组织部干部科长、富平县游击支队政委。

[38]胡景铎（1914—1977），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人。青年时代就积极上进，向往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怀着满腔爱国热忱，弃学从戎，1933年，在国民党第二十五师特务连当兵，后升任班长、副连长，后在地下党组织的批示下前往绥德，参加了高桂滋的国民党第十七军八十四师，1936年7月从洛阳军官学校受训毕业后回到高部任学兵连连长，率部在抗日最前线中条山、灵石、垣曲一带坚持抗战，浴血奋战，功绩卓著。1944年秋任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官，驻守榆横地区。1946年10月率5000余众举行横山起义。后任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师长、西北野战军第四军副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水步兵学校训练部副部长、陕西省交通厅厅长等职。

[39]此资料摘自师源1983年7月党史座谈会回忆材料，题目编者所加。师源（1913—2007），陕西省富平县南社乡师家堡人，1937年入党，曾任关中地委秘书长、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第一野战军第四纵队骑六师政治部副主任、陕西省三原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甘肃军分区副政委、河南南阳军分区政委等职。

[40]渭南市档案馆馆藏《富平党史参考资料》。

[41]“双一二”事变，即“双十二”事变，指西安事变。

[42]摘自李济民回忆抗日义勇军补充材料。

[43]此资料根据师自铭1986年3月26日口述材料整理，已经本人审阅，题目作者所加。师自铭，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东关人，1916年生，1949年7月1日入党，解放前战士，解放后曾任区委副书记、卫生局长等职务。

[44]渭南市档案馆馆藏《富平党史参考资料》。

[45]渭南市档案馆馆藏《富平党史参考资料》。

[46]董兴民摘抄于李振华1982年8月1日“党领导下的骑兵师横山起义经过”。

[47]“双一二”事变，即“双十二”事变，指西安事变。

[48]据张仲平的回忆材料：《红色交通联络点，机智勇敢交通员》一文（载1982年12月印编的《富平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摘要整理。

[49]张仲平，耀县人，时任耀富工委负责人，领导耀县和洪水一带的地下交通工作。

[50]据成子文回忆，他是1937年经老范（范世英）郭兴介绍入党后，当了交通员的，1938年经张仲平介绍认识翟松生的。

[51]赵伯平（1902—1993），陕西省蓝田县人。又名赵绍平。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蓝田县委书记、特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省委宣传部、统战部、组织部部长及省委常委，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解放战争时期，任省工委书记；解放初期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劳动部部长，西安市委书记，省委第二书记、省长；20世纪60年代后任全国人大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52]据成子文回忆，郑位三系由老范（李盾章）引来的，在他家住了七天，第八天由耀县王杜村地下党员刘永福护送到固贤，旋转赴马栏。

[53]据纪元润回忆，1946年10月的一天，他们是按穆继增的通知，到指定地点——铁佛寺南边瓦头坡将三人接回的。

[54]隶属中原军区。1946年6月中原解放军突围后，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率第五师转战到商洛地区。

[55]据赵连英、纪元润1983年11月25日回忆材料，并经赵连英1986年11月14日进一步核对，是1948年冬以耀县专署便衣队的名义护送的（赵连英是1948年10月间到耀县专署独立大队纪天海中队去的）。

[56]此处有误。据赵连英1968年11月14日回忆，1949年2月，富耀第一次解放后，伪耀县专署迁至三原，改称三原专署。赵连英、王振元、李志杰等人遵照上级指示又去三原专署独立大队纪天海中队，王振元任副中队长，李志杰任班长，赵连英穿军装而未任职。

[57]应是以耀县专署名义组织的。

[58]根据赵连英、纪元润1983年11月25日的回忆材料整理。

[59]赵连英，中共党员，解放前从事地下交通工作，解放后曾任富平邮电局党委书记，现离休。纪元润，中共党员，解放前从事地下交通工作，解放后曾先后在富平县公安局、铜川运输公司修配厂工作，已逝世。

[60]据张仲平回忆材料，此三人为李先念、郑位三和戴季英等同志。

[61]据张仲平回忆，当时中央调来三千两物资，经研究将大头交给纪元润、赵连英出售。经1986年11月14日与赵连英同志核对，赵同意此说。

[62]渭南市档案馆馆藏《富平党史参考资料》。

[63]李先念（1909—1992），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1946年，李先念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副书记、中原军区司令员，于6、7月间率部队胜利地举行了中原突围，到达陕南洛南。同年秋，他与郑位三、戴季英等一行人在关中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经由红色交通线，由陕南安全到达延安，这次秘密行动，史称“关中密行”。

[64]郑位三（1902—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46年6、7月间，同李先念等同志率部队胜利地举行了中原突围，并随北路部队进到陕南。同年秋，时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治委员，与李先念一起，在关中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经由红色交通线，由陕南秘密到达延安，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嘉勉。这次秘密行动，史称“关中密行”。

[65]戴季英（1906—1997），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46年秋，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副政委等职，与李先念一起，在关中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经由红色交通线，由陕南秘密到达延安。这次秘密行动，史称“关中密行”。

[66]节录自陕西省档案馆复制件第048号。

[67]摘录自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档案室：全宗号124，目录号2，案卷号：1169。

[68]原文件缺第四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