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平[49]
洪水、庄里地区的地下交通工作，得从柳林“联合客栈”谈起。柳林“联合客栈”，是抗日战争期间我党设在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淳耀县柳林镇的一个秘密据点，其前身是“民生客栈”（1940年设），归关中保安处领导。1942年成立“联合客栈”，归陕工委领导。1945年夏我调离客栈，同张少林同志到耀富工委工作，将部分交通和情报联络工作转移到耀富工委。不久，张少林同志调走，富工委工作亦交我。到1946年秋，全部工作就转移到耀工委所在地固贤村一带，直到1949年西安解放，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结束了工作。
柳林镇北去不到一百（华）里是陕工委、关中地委所在地马栏镇，再继续北上，通往延安，是横贯陕甘宁边区南北的一条交通要道，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南去四十（华）里，是耀县县城，以两地之间的关中村为界，分成红白两个不同的世界。
耀县城北去二十（华）里就是柳林镇辖区的边缘。敌人在耀县驻有重兵防守，有嫡系一二三师、一六五师、八○师，还有杂牌客军骑二师，城周围筑成长线形子母碉群，贯有地沟、围以鹿砦等障碍物，形成崎岖千里的封锁线。在交通要道、险要关卡处，都设有盘查哨所。此外，耀县还有各种便衣特务组织四十多个，这大都是由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无恶不作的当地兵痞、流氓、土匪、地主、恶霸之流组成。与此同时，敌人还利用保甲等行政手段，在农村建立以村治村，以民管民，联名具结，互相监督的连坐法制度。这些就为地下交通情报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柳林联合客栈的主要任务是：对外以经商和招徕住客为名，实际是掩护接送同志们南下北上、搜集传递情报和做敌区统战工作。
凡南下的同志，除步行者外，乘火车的一般有三条路线。一条是西线，从固贤村出发，越过碉堡线，从耀县西原顺沟畔到洪水头，再到庄里镇乘火车。这条路比较安全，避开了耀县敌特活动频繁的多事区。另一条是东线，是通过文王山、武王山，越过封锁线，或经韩古庄到黄堡镇、冯家桥、耀县东塬的惠家塬，沿山到庄里或富平乘车，也是为了避开耀县这个锋芒。第三条就是要从柳林南塬越过封锁线到耀县乘车。这条路必须要有得力的敌伪护照，在耀县城里有重要亲朋掩护。因此，如无十分把握，一般都不走这条路线。
以上三条路线，绝大多数是走西东两条，这两条都要到庄里，因此在洪水和庄里地区建立据点，就有着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工作需要的条件。这一带的群众基础非常好，早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习仲勋、张仲良等同志，率武字区游击队，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在洪水头一带建立了一些联络据点，并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西安事变”后，贺龙元帅的军队在庄里一带驻扎，除搞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外，还为这里留下了宝贵的革命火种。如1946年秋，李先念同志北上时住过的米家堡米养成家，就是1932年前张仲良、宋子奇同志在这里建立的一个秘密联络据点，米家堡的米世茂、米朗亭，赵家堡的成保林、高德喜，庙沟的刘景臣、刘文馨（后脱党），窑庄的魏保才，王家湾的王铎，李沟的李志杰，十八坊的樊立功、冯盛景等，都是张仲良等同志在这里打游击，以及贺龙军队驻扎时建立的据点和发展的共产党员。当柳林客栈还没建立的1938年时，搞军事情报的翟松生和交通员李盾章（化名老范同志），经耀县城里一个据点郭兴介绍，赵家堡成子文入了党，当了军事情报交通员[50]。陕工委对洪水头、庄里一带建立据点，培养土生土长的交通员极为重视，省工委书记赵伯平[51]同志，多次问过这里的工作情况。我们遵照省工委指示，于1943年，在原有据点和党员的基础上，大做工作，先后又在洪水纪元润、朱家王振元、王家湾齐福全等村建立了据点，发展了纪元润、赵连英、王振元、齐亚杰等共产党员。这些同志大都是好的向导，好交通员，对沿碉堡线的大沟小岔、高涧低洼、大道小路、碉堡位置、地形地物了如指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成十年间，为党搜集传递了许多重要情报，掩护接送了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他们中有的机智勇敢，胆大心细，如成子文同志，将由王毅（省工委派驻关中地区联络员）介绍来的郑位三同志，化装成会算卦、会看墓穴的阴阳先生，带上罗盘镜，护送了过去[52]。中原军区负责人戴季英同行三人，其中有一女的，带有两支短枪，由商洛出山，经穆继曾［增］（省工委派驻商洛地区联络员）护送到纪元润家[53]。戴来时扮作国民党大员，穿西服，佩证章，大摇大摆地由咸榆公路而来的。纪元润、赵连英、齐福全、王振元、齐亚杰等同志，以武装护送方式，将被送人夹在中间，暗枪实弹，穿过封锁线，安全到达了固贤村。以后五师[54]的团营连级干部，陆续经洪水进来的很多。(www.xing528.com)
纪元润和赵连英同志确实是有胆有识、敢作敢为的好交通员，他俩完成了许多使人难以想象的重大任务。如1946年冬季，我中原军区突围后，李先念率第五师到达陕南商洛一带，敌人前堵后追，我军十分疲惫，吃穿医药等后勤供应十分困难。中央知情后，立即调给三千两物资。要求在很短期内换成伪币，送到指定地点以作供给经费之用。我们接受了这个任务，顾虑重重，既怕数量大，售不出去，又怕背运经手人多，易于出事。经过党内动员研究，将大头交给了纪、赵二人，结果完成的很好，售款很快集中到纪元润家，足足装了五大麻袋。纪元润、赵连英等组织武工队，将巨款护送到临潼徐杨村，圆满地完成了任务。1948年春，解放战争形势日趋好转，省工委为了给解放大关中培训干部，从敌区组织地下党员和知识青年到边区学习，成批的知识青年陆续北上边区，使交通任务日益繁重。一次，我东路工委曾组织了四十多人北上，不仅目标大，安全无保证，食宿也困难。赵连英同志以伪咸阳专署便衣队的面目出现，从富平南边数十里地方接受任务，带上同志公开走，所到之处，找保甲长派饭，找住处，大摇大摆地安全护送到边区[55]。
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对交通工作起了巨大的作用。洪水头有个曾在吴佩孚部副帅田毅民部当军长的在乡军人纪元林，是元润的堂兄，对蒋胡匪帮极为不满，思想倾向我党，在当地有声望，经我们做交朋友工作后，对这里的交通工作起了一些党员和群众起不到的作用。有次，党中央派往四川工作的两同志，晚间通过封锁线时，被敌人便衣队冲散，迷失方向，跑到敌人窝子里，被敌哨卡盘查拷打，幸得其中一人懂得江湖暗语，随机应变，天明后跑到纪元润家。纪知道敌人会来搜捕，便将一名带伤的藏在他家，一名无伤的安置在纪军长菜园里，并给纪元林说明情况，请他做好应付敌人的准备。果然早饭时，信立乡（解放后叫觅子区）乡队副党生奎带人来搜捕，党已知道人在菜园里，未等动手，就遭到纪元林的斥责，夹着尾巴走了。时隔不久，藏在元润家的那位同志不幸精神失常，走向自杀道路。敌富平县、乡政府和特务机关借此大做文章，给纪以窝藏共产党，得财害命等罪名，命令通缉纪元润。当敌人兴师动众，前来抄家抓纪元润时，纪元林挺身而出，说是闹家务纠纷自杀的，与元润无关，斥退了县乡敌伪人员和特务便衣，才使事态平息。1948年春，省工委交通员李文同志由外边回来，到富耀交界金池村时，被敌便衣队拦路打劫，抢去衣物路费。岔口保保长李相儒听说是北边下来的，立即要回抢去的物资，信立乡自卫副大队长纪发太，从小就与纪元润、赵连英相好，经做工作后，成了可靠的统战对象，他多次借枪给我交通员。如纪、赵二人多次武装护送工作人员，就是向他借的枪；赵连英、王振元偷袭党生奎，枪毙耀县华里坊土匪头子，也是他借枪支持干的；他还多次给纪、赵等交通员通风报信，使县乡反动派搜捕交通员的阴谋不［未］能得逞。齐亚杰还通过《富平民报》编辑齐长俊的关系，将富平县乡军事布防，党政军特头目表现以及动态性的活动地址和情况送给我们，使我们得到了党员很难搞到的重要情报。
为了搜集情报，掌握敌情，掩护工作人员，我们通过各种关系，挑选了一些政治上可靠、有胆有识的党员同志，千方百计打入敌人内部担任伪职。如党员赵连英、王振元、齐亚杰等同志先后［担］任过信立乡洪水保的伪保长、保队副等职，使这交通据点较多的洪水保政权成了纯红色的保，使我们的交通工作方便、灵活、安全的多了。赵连英和王振元，还到在伪咸阳专署工作的纪大海（同乡）那里活动，不但使纪很倾向革命，还在那里得到了敌保卫团中队长的头衔[56]，混上了军装和护身符，从此在敌营搞侦察，拉关系和护送工作人员，安全方便的多了。以后赵连英曾以伪咸阳专署名义，组织了一批便衣队[57]，驻在耀县西塬中高埝（西塬一带的中心点）、七堡村（敌碉堡的所在地）等地，我们又组织成保林等四名党员秘密打入，既搜集情报，又保护我方来往人员的安全。
对敌伪人员中的顽固势力，有的坚决除掉，有的先打后拉。如信立乡乡队副党生奎，先前很可憎，做了一些坏事，我曾看赵连英、王振元黑夜偷袭枪毙他，虽未打死，也吓破了他的胆，此后才软了，不可憎了。1949年，富耀第一次刚一解放，党就找了纪发太的关系，带部分自卫队员和十几支长短枪到耀县来投诚起义。
回顾这段斗争历史，我们是在一片白色恐怖、碉堡林立、军警哨卡盘查、特务便衣侦察、保甲处处严防下，进行了八年多时间的交通联络和搜集、传递情报的工作和开展统战工作，经过无数艰险，克服了无数的难关，做到了基本安全，绝对保密，及时、准确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一切任务，这是党的正确领导，党的统战政策英明，群众的大力支持，同志们的机智勇敢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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