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抗战时期的渭南地下党|渭南红色档案

权秉华^[25]

我是1938年3月在赤水农校上学时，经安万隆、姚碧池介绍参加共产党的。1938年3月以前的情况，我不了解，没有发言权。我先介绍一下1938年下半年至1941年上半年，渭南县委领导成员和主要工作的情况。

1938年，渭南地下党组织是一个大发展时期。这个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势大好，抗战处于高潮，所以，党的组织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此时，我在赤水农校上学，1938年6月，袁健通知我担任赤水农校和集成小学党的支部书记，支部组织委员是姚碧池，宣传委员是姚明智。当时，学校有党员40多人。9月，我奉县委指示，离开学校去安吴青训班学习去了。1939年5月，省委又派我回渭南工作。

1940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日由安万隆通知我，农历正月初四在他家开县委会议。我按时去安家参加了县委会议。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县委会议，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这次会议，省委特派员白云峰参加了，他在开会之前宣布：王杰同志担任渭南县委书记，安万隆担任县委组织部长，权秉华担任县委宣传部长，王惠卿担任县委妇女部长，孙凯西担任县委青年部长，冯兆荣担任县委统战部长兼职工部长。并由王杰、安万隆、权秉华3人组成渭南县委常委会。这次会议还研究了委员地区分工等问题。

1940年4月，孙凯西调回省委。5月，王惠卿调回省委。1941年正月，王杰也调回省委。王杰走时将渭南的工作都交给我了，连同和省委联系的代号也都交给我了。没几天，王杰从陕甘宁边区回渭南传达了省委的指示，要我准备在渭南长期待下去，没有特殊事情，不要找故市中学党支部书记张锡龄和交斜、孝义、信义区委负责人。让我通过同益民和张锡龄联系，以便了解情况，传达指示。1941年3月，安万隆又调回省委，渭南县委委员就剩下我和冯兆荣了。农历八月十五日，省委派张克彬来渭南将我也调回省委。此时，渭南县委委员就剩下冯兆荣一人了。

这一阶段，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得比较好，为了防止日本打进潼关，准备打游击，做了许多工作。1938年，崔孟博当的渭南县长，此人系统战对象，政治上表现很好。1940年上半年，贺修之是渭南县教育局长，当时，李凌云、王介民、刘志道、刘生俊、惠春霖等是教育局的教育委员或督学。拜志正、蔺奉璧、薛仁轩、刘志道、王恩太、毛述俊、薛应仲、王化蛰等先后担任乡长或副乡长。宋蔚青担任渭南县义壮队队长，这个中队，1938年上半年，就驻在沋原乡望岗岭，省委特派员、县委书记沈志民（现叫宋任远）派我和张克彬、王毅等到望岗岭，做兵运工作和群众工作。此时，又从华县抽调了张建杰等人也来望岗岭做兵运工作。沈志民、袁健曾多次来望岗岭和宋蔚青谈工作。这些同志，打入国民党内部后，有力地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这一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在这两次反共高潮中，渭南地下党组织有所破坏。1939年，王化蛰、刘生哲被杀害了。1940年上半年，刘生俊被特务郯汝钧派人暗杀了。1941年农历三月初三（日），赤水农校校长王璋峰、教务主任赵葆华和学生刘德兴、康均洲被逮捕。

1939年寒假，长稔小学闹了一次学潮，目的是赶走特务教员郯汝钧。1940年1月，渭南县教育局举办了一次小学教师讲习会，渭南县委动员我党党员都去参加。在这次讲习会中，通过考试，郯汝钧、牛伯杰、姜文蔚等反动教员没有考上，来年不能教书。这场斗争，是王杰直接布置的。在讲习会期间，敌人强迫学习的教员都要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此时，王杰来讲习会指示：“中共党员在强迫时，为了不暴露自己，可以加入三青团或国民党。”这个指示，是安万隆给我传达的，我给张守仁等传达的。这次参加讲习会的中共党员一般都加入了三青团或国民党。

这一阶段，根据党的“精干荫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和“公开合法，适应环境，随机应变，长期生存”的方针，我们就按照形势的变化，县委曾指示我党党员，参加国民党的合法组织，受国民党的合法训练，按照国民党的法律法令，进行合法的斗争。毛述俊、拜志正、冯兆荣、薛应仲当时当的乡长，都去西安干训团受过训。小学教师中有我、侯善邦、贾景钰，故中^[26]和瑞中^[27]学生中有张锡龄、霍一禾、左天恩、孙尚武、同益民和靳忠义等，也去西安干训团受过训。这样做，有利于进行斗争。

从1941年下半年至1945年年底，这4年和前几年有些不同的特点，主要情况是这样的，省委将县委主要领导人都先后调回了边区，渭南县委领导机构不再存在。省委对渭南地下党工作的领导，主要采取了派联络员去联系工作的形式。这一阶段，省委先后共派了9人次去渭南联系工作。

第一次是1941年10月，我去的主要任务是传达精干荫蔽的政策，同时，叫拜志正利用他弟弟拜志修的关系，设法打进国民党内部去，了解敌情，收［搜］集情报。叫贺修之利用他岳父田毅安的关系，活动担任耀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职务。并叫雷裕民通知靳忠义、常志诚进边区，以［之］后，靳、常二人进了边区。这次，我带着王依群于12月份返回省委。(www.xing528.com)

第二次是1942年2月，王杰去传达西北局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

第三次是1942年5月底，我去的。出来时省委书记张德生谈的话，给我的主要任务是调干，叫把红得站不住脚的干部调进边区；不能进边区的，让他们到外省外县工作；对于不能进边区，又一时不能到外省外县工作的，而又可能被捕的人，张说，可告诉他们一个精神：“为了欺骗敌人，必要时，可以承认自己过去是党员，现在不是。在不暴露组织的原则下，一般性手续可以办。这是对敌斗争的一个特殊政策，一定要保密，不能普遍传达。”这次，我找见李凌云，在他家住了两天，李给我谈了他的处境，说副乡长找他的麻烦，我让他进边区，李当时讲，他家庭有矛盾，一时离不开，以后进边区。由于李不能进边区，我将张谈的那个精神告诉了他。

第四次是1942年9月，省委派王国到渭南，找冯兆荣取国民党的情况和材料。冯当时是三张镇的副乡长，党内曾指定他负责搞调查站工作。

第五次是1943年2月，中共关中地委派交通员靳忠义出来调干。这时，我已到陕甘宁边区警一旅特务营营部做书记，地委秘书长孙中找我说，中央来电报说，渭南地下党员一些人可能要被捕，电报上开列了一些人名单，有我和王杰等人。经研究，派靳忠义去渭南调干。

第六次是1944年6月初，地委派我回渭南联系工作。大约有两年时间（1942年下半年至1944年上半年），渭南地下党的组织处于睡眠状态，地委没有派人去联系渭南工作。1944年6月初，国民党汤恩伯在河南失守了36县后，党中央在延安做了动员，提出保卫延安、保卫陕西、保卫大西北。此时，地委将我从部队里调出来，让我立即出去到渭南联系工作。临走前，地委书记张德生讲了形势和任务，我就很快从边区出去了。我出来后见了惠春霖、谢宏恩、赵清华、拜志正、雷永寿、张守仁等，给他们传达了形势和任务，若日本打进潼关，要立即起来打游击，创建根据地。这次，我带着张岱侠（张宗逊侄儿）返回省委。

第七次是1944年9月，地委派我回渭南。这次我见到的同志比较多（如靳志云等），传达内容之一，是反对蒋介石搞10万青年从军问题。

第八次是1945年7月，地委派我回渭南，主要是传达七大会议精神。7月出来，9月回去。对渭南党的组织，做了一些整顿和恢复。这次，我带着王毅返回地委。

第九次是1945年10月，地委又派我回渭南联系了一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