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十一二月间，山城堡战役之后，红二方面军在陕北三边一带停下来，准备继续粉碎胡宗南部队的进攻。一年前，当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不久，已经到达陕北的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经过一年努力，党的主张已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并首先在西北与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但是蒋介石拒不接受我党和西北爱国将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顽固坚持反共内战政策，亲赴西安部署“剿共”。
那一段时间，国民党政府军的飞机频繁出动，从我们头上只有屋脊那么高的地方飞过去，掠起一股股狂尘，相当的欺负我们。我们打飞机没有足够的子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气得战士们直骂：“有本事怎么不去打日本，在红军头上逞什么威风！”
12月12日晚，六师正在定边附近搞夜晚练兵，我接到方面军参谋长周士第打来的电话。周士第是在原红二军团参谋长李达调走后来的。由于他刚来不久，讲的广东话我听着很不习惯，语气又很激动，我听不懂，猜也猜不出，他在电话里喊了半天，其实就是一句话，当我终于听懂后，不由得也喊了起来：
“抓住蒋介石啦！”
这个惊人的消息随着众口所移，无［不］翼而飞，迅速在全师指战员和驻地群众中传播开来。我和师长贺炳炎带领各团团长、政委立即赶到方面军总指挥部参加紧急会议。贺龙总指挥、关向应政委向我们传达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的情况。
“双十二”的这一夜，我们所有红军指战员高兴得都睡不着觉。大家聚在一起谈论不休：“这个蒋介石，自从他背叛革命以来，我们和他打了10年仗，10年中他打死了我们多少人，杀了我们多少人的亲属和工农群众，这下捉到了，该好好清算总账了！”高兴之中，我们也有几分担心，担心张、杨的部队会不会再把蒋介石放掉，最好是交给红军看起来。
“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不同反［凡］响，国民党内的亲日派何应钦调集大军“讨伐”东北军、西北军。应张、杨要求，我党中央派出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调解谈判，同时命令红军主力南下支援东北军、西北军作战。红二方面军从三边、环县经庆阳、旬邑、淳化到富平、三原一带，修筑工事，准备迎击何应钦部队的进攻。六师先在三原县云阳镇住了几天，后移到泾阳县百斗镇，方面军总指挥部住进云阳镇。
不久，在我党和张、杨的共同努力和国内外舆论压力下，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张、杨释放了蒋介石。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红军指战员是拥护的，但是对放蒋，不少人思想不通，说：“他打了我们10年啊，远的不说，长征的时候把我们赶得那么苦，死了那么多人，现在就白白把他放跑了？”特别是当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背信弃义，拘禁张学良，分化东北军、西北军，进兵蒲城，致使西北地区战云又布。为了预防蒋军进攻，红二方面军到富平的流曲一带集结。有的同志发牢骚说：“你们看吧，我们在讲统一战线，可别人却在进攻！”
为早日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重新合作，我党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发表了《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要求国民党实行停止内战、保障民主、召开国民大会、完成抗战准备和改善人民生活五项国策，我党则给国民党以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这四项保证实际上宣布了我党土地革命政策的结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开始。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辩争通过了接受我党主张的决议案，停止了对红军的军事活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由此结束，开始了准备抗战的新阶段。如此急剧的大转变，继西安事变之后又一次在红军中引起强烈的震动和反响，不少同志一下子转不过弯来。有的担心这样做会不会否定红军十年的奋斗，有的怀疑这是不是等于向国民党投降……部队中的不满情绪还是蛮大的。(www.xing528.com)
为了使广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的思想能够及时跟上时局的转变和党的政策的调整，党中央和红军总部发出一系列关于统一战线的文件、指示和宣传解释大纲。那时在部队中间、干部中间有个好处，就是坚决听从指挥、服从命令。既然中央已经有了决定就坚决执行，并按照中央精神开展统一战线的学习、教育，对西安事变以来部队中的各种思想疑虑一一给予解释。说明：放蒋是为了逼蒋、联蒋抗日；“四项保证”是以此让步来换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同时也说明，停止土地革命但对工农已获得的权益要继续保障之；苏区和红军改名但共产党的领导要继续保障之；过去党的土地革命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今天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新政策也是完全正确的，从而消除了一些疑虑。当然，思想上的转变不是一下子完成的，它一直进行到红军改编完毕、开赴抗日前线（有些问题则是在抗日战争贯彻统一战线的实践中才逐步认识清楚的），而且中间也出现过一些反复。红二方面军某部曾有个别同志向外写信骂了蒋介石、国民党一通，被人家当作共产党没有合作诚意的辫子来抓，毛主席、朱总司令为此特地要求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请通令全军注意统一战线教育，以后勿发生此类行为。”
在努力纠正对统一战线抱怀疑态度的左［“左”］的思想倾向的同时，党中央还及时提出防止出现右的倾向。
随着国内和平的实现和国共合作的初步形成，红二方面军在富平安定下来，不再奔波行军，没有流血战斗，除了训练演习，很长时间听不到枪声，看不见硝烟，陕甘宁苏区与外界沟通了联系，一些红军指战员和家乡幸存的亲友通了音信。当时我意外地收到本乡团防队长朱照环的一封信。朱照环和我是高小毕业的同学，1927年我们在乡里一起搞过几天农民协会，以后我参加了革命队伍，他当上了团防队长。一次我请假回家看看，他得信后带着团防队来打我，把我弟媳打死了。此刻，他来信向我道歉，还说已经给我弟弟另找了个媳妇。我没有理睬他这一套。
在国内和平的新环境中，大多数同志是清醒的，但也确有少数同志被五光十色的和平现象眩［炫］花了眼，冲昏了头，松懈麻痹，斗志衰退，滋生出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倾向。他们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没有畏惧过，在雪山草地的长征中没有退缩过，却在和平生活中动摇了。
有的人对长期艰苦的红军生活感到厌倦，产生离队情绪，认为和平了，该回家了，回去以后地方上再不会杀他，家里人再不会当作“匪属”遭受迫害，于是开了个小差。六师十八团一次就跑了三个连长，都是参加红军多年的老兵，甚至可以说是在红军里长大的。我们派人去追，结果只拦回一个，其他两个还是跑了。师部的三参谋、司号长也跑了，还有一个文书，是从洪湖苏区出来的，他在抗日出发的头一晚，把我的私章、名片等物品交给警卫员柴成祖，说：“太平子［了］，政委的章子、名片你来保存着。”说完又揣起一张名片。把柴成祖搞得莫名其妙。第二天早上出发时，发现他跑了。这些人只想着回家过安稳日子去，却忘记了曾经为之奋斗的事业，忘记了抗日救亡的责任。其实，国之将亡，家又何存！当整个中华民族处在亡国灭种的危难之时，哪一家能有什么安稳日子呢？他们回家后的第二年，日寇铁蹄就到了那里。1945年初我和贺炳炎率由湘鄂西老红军组成的八路军南下支队五大队重返洪湖地区，那个文书拿着我的名片找来了，要求重新归队。历史最终教育了他们。
除了离队情绪外，还有的同志在红军物质生活得到一些改善后，产生了享乐情绪，认为过去吃了那么多苦该补偿一下了；认为红军要改编国民革命军跟过去不一样了。他们丢开红军的传统、作风，模仿起别人那一套排场、派头。我们师特派干事王保才不晓怎么凑了5块现洋，到咸阳城镶了一颗金牙回来。在方面军召开的团以上机关会议上，贺龙总指挥以王保才镶金牙为例子对那种奢华之风进行了严厉批评，他生气地说：“放牛娃出身的王保才，在雪山草地、枪林弹雨的环境中没有倒下，跟上来了，算得个英雄嘛。为什么到了新的环境，思想就退步，想当“狗熊”了呢？镶什么金牙，乱弹琴！要给王保才纪律处分。”
上述几种情绪，虽然只发生在极少数同志身上，却起着涣散斗志的有害作用，它从另一个方面妨碍着红军顺利完成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有鉴于此，部队在进行统一战线新政策教育的同时，也进行继续保持艰苦奋斗革命传统的教育，开展反腐化、反享乐的思想斗争，给干部战士敲起了警钟，使大家清醒地看到：国内革命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会更加艰苦、更加残酷，需要我们更加努力的奋斗；红军虽然要改编了，但是红军的传统和本色永远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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