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与刘志丹相遇-渭南红色档案下，见证了革命的希望与勇气

两当兵变失败后，我秘密回到家乡富平。1932年7月间，在富平县城碰见了省委组织部秘书程建文（即陈建中，后叛变），接上组织关系。程要我到耀县去找陕甘游击队。当晚我就经三原武字区的长坳到了耀县杨柳坪找到陕甘游击队。

当时陕甘游击队分为三、五两个支队，刘志丹任三支队长，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刘志丹。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刘”。一见面，刘志丹就紧紧握着我的手。当时我因两当兵变失败，心情沉重，不知说什么好。刘志丹很理解我的心情，鼓励我干革命不能怕失败。他亲切而深刻地告诉我：“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象［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刘志丹的谈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也给我们指明了今后革命的道路。从1931年起，刘志丹走遍陕甘边区，下决心要搞一块红色根据地。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但他走到哪里，就把建立根据地的道理谈到哪里，教育和影响着他见到的每一个人。

不久，陕甘游击队消灭了进攻照金的富平、同官（今铜川）、耀县3县民团武装，打死了民团总指挥党谢芳。9月，为了筹粮筹款，征集冬衣，部队向南游击。刘志丹带三支队到太白一带活动，留下一个特务队由第五伯昌指挥。特务队的中队长陈克敏叛变把队长程双印打死。第五伯昌跑来找我，我就到特务队当指导员，队长由程国玺担任。我们特务队就在让牛村一带打土豪、分粮食、发展党员、组织农会，开展游击运动。

1932年9月，我们特务队到三原武字区编为后区游击队，当时还有一个前区游击队，队长是康尚武。我们后区游击队后来又改编为武字区第二游击队，我们经常驻在甘涝池。11月9日敌人纠集了三原、富平、耀县、泾阳、高陵、淳化6个县的民团和三原、耀县小丘驻军1个营的兵力，对武字区进行全面“清剿”，到处捕人、杀人。武字区被敌人占领后，我们转移到心字区。心字区也遭到敌人的“清剿”，游击队无法集中活动，第五伯昌、程国玺带游击队去旬邑活动，我和李杰夫转移到照金。敌人在照金还是到处捕人杀人，我们又回到心字区。这里仍是无法立足，李杰夫回省委去了，我于1933年初回富平都村。(www.xing528.com)

在富平都村我发展了乐强明、姚万忠等一批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接着发动群众在富平西区搞了几次分粮斗争。不到半个月参加分粮的人就由十几个人，扩大到一两千人。我们把富平庄里镇南面大地主贾成芳家的粮食和财产都分给了穷苦人民，在当地影响很大。不久康尚武带的游击队也来了。他是队长我是政委。以后我到了殷家堡，在那里成立富平西区游击队，建立了农民总会。这时在泾阳成立了苗家祥游击队，耀县南三堡有张仲良领导的农民游击运动。当时红二十六军已经建立，派张秀山等同志加强了渭北游击队的领导，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这时组织上先后调我任富平西区团委、武字区团委书记和三原团中心县委书记，主要搞学运和兵运工作，在三原三中和驻军王泰吉部中发展了一批学员。

经过半年的斗争，渭北游击队就壮大成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由于这时省委仍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1933年8月在敌人三面“围剿”之下，渭北苏区失败了。

渭北苏区是陕甘建立的第一个苏区。因为渭北的武字区、心字区，从大革命时期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武装斗争。渭北苏区的开辟为红二十六军的创建，为照金和南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造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培养了干部，输送了力量。渭北群众的领袖黄子文，是开创这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之一。我在渭北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和黄子文有过较长时间的接触。黄子文入党早，经验丰富，看问题全面而且很有见解。早在1928年他就在渭北开始搞武装斗争，1932年成立的原富耀革命委员会，就是黄子文领导的。黄子文、黄子祥弟兄在渭北很有影响，全家为革命牺牲了好几个人。

渭北苏区的斗争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为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渭北苏区长期的斗争中，可以看出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地区是不能建立根据地的。渭北苏区在平原上四面都受敌人包围，对敌斗争要采取灵活的进攻政策，保守一隅是要失败的。而当时的“左”倾机会主义者迷信城市中心论，从夺取西安、三原等中心城市出发，反对所谓“上山逃跑主义”，在根据地内不顾实际情况强令分配土地，一再反对苏区同志的“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这种“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证明了是失败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