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松寿回忆参加华县农运的红色档案

我是华县西关北杜家堡人，1905年10月生，是华县咸林中学成立后第二班的学生。由于家道贫寒，走读贷费（毕业后有了职业补交学费）上学。这个学校有两个革命传统，一个革命好邻居。创办人杨松轩^[2]、顾熠山是华县辛亥革命同盟会的为首人物，保皇派说：“先杀杨鹤年（松轩），后杀顾熠山。”另一个创办人郑云章是华县最老的共产党员（他的老底子是清朝的京官）。另一个革命传统是学校创办人杨松轩先生的儿子杨钟健^[3]（国内外考古知名人士）为学校请来了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中共陕西建党人魏野畴等老师，给学生贯［灌］输了马列主义思想，培养了像潘自力^[4]、吉国桢^[5]、关中哲、杨慰祖、张秉仁、雷光显……这样一些进步的优秀学生。所谓好邻居，指的是渭南属的西赤水以王尚德为首的陕西最早的党组织所办的赤水职业学校。这两个学校的共产党人老师经常有联系，并把两个学校的进步学生组织在一起，成立青年励志社，成立大会在赤水职业学校举行。我在那里认识了小学生程养谦（渭华起义中英勇牺牲）。

1924年咸中二十几个学生在潘自力同学率领（他［19］23年去了北京）之下去了北京，我在同学们（主要是潘）的资助下也一起到了北京。五四运动后旅京的陕西进步学生成立了群众团体“共进社”。这个团体把社员组织在一起，参加党所领导的政治活动，给新来的学生补课。社的几位主要领导人是共产党人（如刘天章^[6]、李子洲^[7]、魏野畴^[8]）。共进社有党的支部，许多青年都是先入社，后入团入党的。这些领导人大多都曾回陕教书，主要在西安、关中和陕北，因此这些地方也有了社员和党团员。

1924年我到北京后，受到老社员的教育和经济上的帮助，上了学。同年先后加入了共青团和党。入党后，在李大钊同志主持的北方地委党团员训练班（在北大三院秘密进行）学习以马列主义、党员修养为内容的课程。1926年“三一八”惨案前夕，那时候我正在北京师大上学，组织通知我，决定上黄埔军官学校学习，因北伐即将开始，澄清后方（广东）任务紧急，黄埔的学员入伍三个月就开赴前线打仗，迫切需要新生力量。经过“三一八”惨案（当时听说南下的青年中有八个牺牲了），革命形势突变，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黄埔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必须公开，并不许发展组织。因此，原决定送黄埔的计划，改为送毛泽东同志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陕西籍学员16人^[9]，是魏野畴同志代表陕西党前去北京跟北方区（陕西属北方区）负责人李大钊同志商定的，学员有从北京选拔的，有从陕西送来的。

为了安全，我们从天津乘所谓野鸡船（没有码头、不靠岸、不受检查的私商船舰），沿海直达广州。此行由我领队。

农讲所（当时简称“农所”）过去各期（前五期）的学员对象是广东人，是考取的，主持人是彭湃等人。这一期（第六期、第七期就搬到武汉了）教师真是一时人才荟萃：毛泽东、周恩来、翟［瞿］秋白、李立三夫妇、肖楚女、肖三、陈乔年、陈延年（两个都是陈独秀的儿子，都是烈士）、恽代英、邓仲［中］夏、何香凝、陈启修、彭湃。由于处于武装斗争时代，虽是农运学校，也跟黄埔同样，重视军事教育，每天上上理论课，下午全副披挂，开赴“教坊”，进行演习。也多次野外和夜间演习。当时的革命歌曲、革命画、军事常识简而易行，受到学员的欢迎。而尤其重要的是马列主义课、革命修养课和社会科学课，不仅为以后去地方工作准备了知识和科目内容，而且奠定了每一个学员的人生观，为家乡的革命事业培养了长期战斗的人才。为了取得实际斗争的经验，在接受训练的后期，农所全体学员远程航行到农运模范县海（陆）丰参观了一次，从汕尾登陆，首先经历了一番大雨瓢泼的锻炼，接着是七十华里的整夜稻田田埂上无声无光的夜行军。沿途经过村庄，农协会员都在村外等着，抬来糖水姜汤，为客人消寒。不断的鞭炮向我们身上扔来，狮子灯向我们身上扑来。海丰县的欢迎大会达到了高潮，把欢迎会开成了宣誓会，我们都情不自禁地登台（凳子上）表示决心。形势急转直下，前方、后方都紧急需人，回农所后各省学员相继离校，大家兴奋地用“武汉见”“郑州见”“北京见”互相祝愿预祝革命的胜利。

陕西回省的农所学员是深秋动身的，记得在广州还是背心、裤衩、木板拖鞋，进了潼关就要穿夹长袍了。归途还是我带队，领了二百元旅费。动身前听说上海搜查很严，片纸只字都带不上岸。我们仅［借］道香港，以减少敌人的猜疑。沿路在船上彼此装着不认识。书籍讲义也不能随身带。到了上海，霍世杰同志病了，留我陪伴，其余同志先回。他们走北路驻三原。当时西安还在刘镇华军包围之中，但刘的势力没有达到渭北，可以开展农运工作。霍病愈，我们二人回陕途中，在徐州车站被查出可疑的书，把我们扣押起来，整晚上了手铐。幸因对答没有失误和巧合（分押分头审问），第二天得以脱险西上。沿途旅舍军人（北洋军）充斥，盘查频繁，但习惯了，也就平安无事了。可是到了陕州，为了安全，搭乘逆水民船，不料上了船，竟发现这条船是刘镇华军运军火去华县的。眼看将遭到一场灾难，一个华县黄埔生的家信被查出，罚了五百元，我们人回来了，又碰到几天同处的驻军，危险性就更大了。偏这位押军火的赵排长还几次去我家看我，家里自然是飨以盛餐。结果我们的秘密不仅没有泄露，而且多了一层保护色，有驻军来往，谁还怀疑。

我跟霍世杰同志一起回到华县家中，这时候陕东还整个处于刘镇华的镇嵩军的直系军阀的白色恐怖之中，不能进行公开的农运活动。我同霍先同西赤水党组织联系，霍白天藏在我家的贮饲草的“草房子”，家里暗中给送饭。我们晚上活动，主要先建立本村的农协。何永安同志就在这个村的小学教书，成为华县农运最早的活动家之一。这时候在北伐先声鼓励之下，王尚德、梁德邻等同志在赤水农村也开展了农民运动。

大约在1926年的11月，冯玉祥的国民二军，得到苏联的帮助，吸收共产党人刘伯坚、宣侠父^[10]等建立他的部队的政治部。在这种情况之下，冯军从西路进入陕西，解救了杨虎城将军亘八个月之久的被包围，赶走了河南嵩山下的刘镇华匪军。我们立即贴出欢迎国民军的标语，并主动跟军内政治部联系。当时驻华县的是梁冠英旅，旅的政治部主任是宣侠父同志（10年之后，1937年抗战期间，在西安又与他相遇。谈起往事，恍如昨日，时他任八路军少将参谋，后为蒋鼎文暗杀）。侠父同志跟他的政治部全体成员都很支持华县的农民运动。真是军民一家，每成立一个乡农民协会，他们都会同我们一块去参加，并且借给我们马匹，一同前往。

华县在从镇嵩军残酷统治下解救出来并得到以冯玉祥将军为首的国民革命军的支持以后，农民运动由地下转为公开。为了在有利时机下普遍开展建立农协的工作，党组织决定先形［行］召开县民大会，实质上是组织农民协会的动员大会。为了体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争取更多的同情者，我们邀请了在华县最有声望的、团结面最宽的老同盟会员，咸林中学创办人杨松轩先生作为主要发言人，县民大会打开了局面。一边像雨后春笋般各村乡农民协会相继成立，一边由县上大力培养农运骨干。这时候在县高校长顾熠山先生支持之下，借县高地址设县国民党（左）县党部。借县高西操场和戏楼作为县农协的会址，并请农运和党务人员在县高兼任教员以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

培养农运骨干的农民运动讲习班，就设在农协会址。参与这项工作的（包括其他农运积极分子）有郑云章（当时华县最称［职］的共产党员，一心扑在农运上，华县“交农”运动的组织者，后被胡宗南迫害致死）、温济厚（中共党员，渭华起义中七里寺小学校长任内被捕，英勇牺牲）、宋生辉（华县农协的常务干事，渭华起义的英勇战士，后被捕壮烈牺牲）、马步益（系狱摧残致死）、张效直（教育局长任内被豪绅诬害牺牲）、高克林、王尚德（后被胡宗南暗杀）、何永安、陈祖舜、石光显、王杰、杨廉洁、杜兆元、霍世杰、吕钦铭、李自抬、陈君宽、肖希何、王仲儒、王仲英、王述绩（广州农所学员）、屈宝山（湖北人）、闫士敏。有了这些先进分子和农运骨干的参加和领导，华县的农民运动突飞猛进，乡、村农协纷纷成立。凡农民协会成立的地方都组织了农民自卫队，一方面震慑反动豪绅，一方面维护社会治安，消除匪患，禁赌禁烟。政治上形成以工农为基础的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领导下的联席会议，主持决定全县大事。这是一种民主主义的政权模式，农民从原来的水深火热中得救了，他们最敏感的是算长期以来骑在他们头上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帐［账］（经济上政治上）。历来是老百姓不敢算他们的帐［账］，算了也是更遭殃，会家破人亡。现在大变了，豪绅成了阶下囚，跪倒在人民的法庭上。小贪污纷纷退赔，大贪污进了监狱，监狱的犯人换了个儿，过去的押人的今天成了人押的。由于全县人民都动了手，一时监狱为之客满。印象最深的是华县有名的霸绅活太岁独汝骐也被押进监狱，万民称快。也有用旧规矩看新事物的。我的一个同学的父亲贪污被押，他写信给我半恨半求，我只好晓以大义了。

这期间由旧政权派来的县长三易其人。我最早接触到的是渭南人朱宪秦，据说是留日学生。此人大约是碍于时势，跟农协、联席会议采取合作态度。以后来了在人民心中早已臭名昭著的叶振本，在农运高潮中间被几千人民的集会清算了他的陈帐［账］之后赶走了。第三任是段子光。他在驱叶高潮中来，而随蒋冯合流，整个形势恶化而愈来愈反动下去，成为人民的死敌。开始是说理斗争，以后成了暗斗。最后在全省农协被解散的形势下，我们计划的用八百小学生包围县政府驱逐段子光行动还没有来得及实现，就遭到敌人的大逮捕。其中郭鼎三（小学老师）、马步益（咸中第一班学生）等押解西安，马摧残致死。

华县县农协于三月间成立，成立那天，会场外人山人海，观看大戏。会场内（县高礼堂）代表们热烈地讨论农协章程，神圣般严肃。成立会选我为县农协委员长。三月中旬，我即被调担任西安中山学院农民运动班政治主任，主要是讲农运课。接着兼任省农协的筹备工作，省农协成立后任省农协秘书长。八月间省农协被解散后，我被调华县任共青团县委书记，实际上是农运工作转入地下。共青团员们（小学生）是很坚定活跃的。他们自备武器，并在晚上集体排练红枪会一类的刀法。十一月，省委以省农协名义在全省各县同一个晚上贴出布告，号召农民从事政治和经济斗争。恰在这时，我又奉调任长安中心县委团县委书记，由王子鼎同志接替我在华县的职务。行至渭南，遇省农协叛徒告秘［密］说全省农协布告跟我有关。驻军包围了我的住处，幸事先转移得以脱险。这一年的年终，我被省委委派，视察东路（临潼、渭南、华县、华阴、潼关）工作，在华县参与了驱逐县长段子光的计划和组织。敌人先下了手，逮捕了大批县高师生，其中郭鼎三等押往西安。敌人先在县高搜捕我，后去我家，都没有找到。这是我从七里寺转高塘联络学生反段期间，何永安同志赶赴高塘小学找到了我，通了消息，要我不要下县上去了。我小心地蒙好脸（冬天）下了县，下瓜坡时碰上了县府的“班盖”黄魁等三人，他们没有认出我，也不知上高塘是否去抓我。我到亲戚家里，找到郑云章老同志、关中哲同志商谈之后，沿山回了长安，这算是华县农协运动的一点尾声。但是野火烧不尽，它正孕育着来年的雄伟悲壮的渭南华县的联合起义。(www.xing528.com)

【注释】

[1]华县档案馆馆藏永久档案，1923年6月至1984年11月30日“华县高塘文管所和何永安等同志搜集整理回忆农民运动情况的有关资料”，案卷号：7。

[2]杨松轩（1872—1928），名鹤年，字松轩，自号补拙轩主人。陕西华州（今华县）人。著名爱国教育家，咸林中学创始人。

[3]杨钟健（1897—1979），字克强，陕西省华县龙潭堡（今少华乡）人，杰出的古生物学家，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陕西著名教育家杨松轩之子。

[4]潘自力（1904—1972），又名定九、自励、志励、自立。陕西华县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回国后先后任共青团陕西省委代理书记兼宣传部部长、中共西安市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书记。1928年5月参与领导发动渭华起义，后不幸被捕。1930年出狱后赴法国留学。参加了长征。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干事，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教员，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晋察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十九兵团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宁夏省委书记、宁夏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和驻朝鲜、印度、尼泊尔、苏联等国大使。是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1972年5月22日在山西霍县逝世。

[5]吉国桢（1899—1932），又名凤洲，字干卿，化名纪浩如，1899年出生于陕西省华县南吉村（今辛庄乡）。1924年夏，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1926年夏，被党团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奉调回国，到陕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同年3月，当选为中共陕西省委委员，10月，又被任命为中共陕北特委书记。1930年7月，任省委常委兼西安市委书记。1931年5月，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1932年春，为支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而不懈奋斗。1932年8月20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开封郊区。

[6]刘天章（1893—1931），又名刘望，字云汉。陕西高陵人。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担任北大学生会负责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发起组织陕西旅京学生进步团体——共进社。1925年任中共陕甘区委委员兼军委委员。1927年任中共陕甘区委候补委员兼陕西国民日报社社长。大革命失败后，曾三次被捕入狱。1930年后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中共山西特委组织部长，领导发动了平定起义，创建了红二十四军和晋西游击队。1931年10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同年底在太原就义。

[7]李子洲（1892—1929），名登瀛。陕西绥德县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1919年任北大学生会干事，参加了五四运动。1921年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绥德任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并积极进行建党工作。1926年年底到西安参与筹建国民联军驻陕总部的工作。1927年任中共陕甘区委组织部长、陕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和军委书记，参与领导了清涧、三原、渭华等地的武装起义。1928年2月任中共陕西省委代理书记。1929年2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同年6月18日在狱中病逝。

[8]魏野畴（1897—1928），1897年生于陕西省兴平县板桥乡魏家村。1921年7月，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应陕西教育家杨松轩的聘请，到华县咸林中学担任教务主任，兼历史和英文教员，在课堂上，他不仅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而且进行五四爱国精神的教育，批判封建礼教。在咸中执教一年时间，主持教务工作，使学校基础日渐巩固，华县也成了陕西新文化中心之一。有不少革命人物，如潘自立、吉国桢、李维屏、张秉仁、高克林、杜松寿等，他们都是魏野畴的学生，在魏野畴的教育培养下，先后参加了青年励志社和党团组织，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坚。1923年初，魏野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起，魏野畴先后去北京、西安、榆林、三原、河南、安徽等地，从事革命工作。1927年8月，魏野畴离开陕西，经山西、河南，到安徽阜阳，为创建皖北工农民主政权、皖北红军，发动了著名的皖北暴动。起义失败后，1928年4月9日深夜惨遭敌人杀害。

[9]16名陕籍学员分别为从北京去的乔国桢（佳县人，北京大学学生）、李维屏（渭南人，北京大学学生）、李秀实（渭南人，北京大学学生）、鲁振之（鲁维，蒲城人，北京大学学生）、李波涛（绥德人，北京中俄大学学生）、亢维恪（亢心栽，蒲城人，北京中俄大学学生）、冯文江（子洲人，北京中国大学学生）、刘益（刘友珊，蒲城人，北京中国大学学生）、张超（张克敏，渭南人，北京中国大学学生）、杜松寿（华县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苏士倜（渭南人，北京朝阳大学学生）、郭忠仁（郭树藩，渭南人，北京国民大学学生）；从天津去的马价人（马致远，蒲城人，南开中学学生）、韩崇正（富平人，南开中学学生）；从上海去的王述绩（宁强人，上海大学学生）；从黄埔军校转入的霍世杰（绥德人）。

[10]宣侠父（1899—1938），又名尧火，号剑魂。浙江诸暨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1925年被派往冯玉祥部工作，参与组建中共甘肃特支。1927年11月任中共诸暨县委军事部长。1933年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第二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五师师长。1934年后在沪、港、桂等地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2月到西安，协助周恩来等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任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1938年7月31日在西安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是党在白区工作的优秀战士，是对国民党上层人士进行统战工作的能手。他博学多识，才华横溢，善文能武，智勇兼备，是我党忠诚、积极、奋发有为的坚强战士，抗日勇士。是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同志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得力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