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于武汉政府军队及武装工农的问题之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些错误足以证明我们党对于革命之中这种非常主要的问题，亦有在原则上极不正确之问题。
人人都知道武汉政府之中极大多数（除少数共产党员领导的部队及党所号召进攻的工农）都是雇佣军队，和中国其他军阀的军队是一样的，人人都知道这些军队的将领大多数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能暂时与革命相伴，都是望借此升官发财。对付这种军队的方针，自然应当是“完全注重兵士群众而不是要注意那些反动的将领，要在兵士及下级士官中实行广大的工作，但军阀之中亦有反抗反革命的支柱”。
然而党的指导机关的观念及行动恰恰与此相反，一切政策及工作都只是和将领办外交，只注重种种方式的军事结合，实际上在兵士之中没有任何作用，并且也并没有丝毫尝试。虽然军事问题很重要，然而第五次大会没有时期［间］去讨论，而中央军委讨论了四月的军队中工作的问题，仍旧是没有决定。
可是和将领谈话办外交却有许多的时间，对于唐生智、朱培德等类的反动派，中央那时的政策是非常机会主义的，湖南政变反共后大规模的屠杀工农，都是唐生智部下干的，唐生智当然是与谋的。他到后来正式与［予］以合法的承认。然而中央所决定湘赣事件宣传大纲之上说：“湖南政变是背叛唐生智的，因唐赞成湖南民权运动，并表示好意于被压迫的农民。”（八月十四日）那时湖南的情形已是很明显的了。(www.xing528.com)
湖南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每一个共产党员听见了这种宣传，岂不要冷笑？然而中央还不限于此种口头上的话，甚至与组织总示威反抗长沙的事件的时候，同时还在欢迎北伐凯旋的北伐将领，这样奇怪的事，居然是事实，居然在武汉实现——难怪汪精卫说共产党勾结军人。
关于朱培德的事亦是如此，朱培德驱逐共产党员及左派国民党员出江西，我们自然要反对这种策略和他们的主谋，然而中央始则等待犹豫，继则决定，开始总的反对江西之变动，不提朱培德的姓名，仿佛是说，朱培德总算为人好些，如果他也离开我们，反动更要厉害，这样说来，朱培德还不是江西反革命领袖，而是我们的保镖者。所以应当对他要包涵些，党的指导机关机会主义，竟陷落到如此之深。
这种对于军队的态度，也就使中国［共］中央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到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中央军委对此完全没有工作，没有提及一般共产党员的军事训练——这实是我党第一等重要的责任。没有提及有系统的集聚那零碎散乱的工农武装队，使后者一有组织的坚固力量时，便做发展革命的真实的拥护者；没有想尽办法去得武器以武装工农。中央那时认为武装工农是难以实现的，甚至于以为是有害于与国民党军队领袖联合的，经过如此之久的时间，中央忽然“积极”起来，不过恰好是相反的积极，决定叫汉口工人纠察队，“为避免挑拨离间的冲突起见”，自动的解除武装，这不是公开的取消主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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