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南共产党员参加国民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对于国民党政策之不正确与违背共产主义，在其参加政府委员的同志的行动上，与党对参加国民政府的整个方针中充分地表现出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对此问题的立场，亦与其他许多主要革命问题一样的，和国际的方针及初步的共产主义政策都发生冲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共产党员参加武汉政府的决议是这样说的：“共产国际执委认为共产党应当很坚决的在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机关中工作，同时要批评自己同盟的不坚决，就是最接近的同盟者也要批评，并且要保证政府政策之正确。”

共产国际执委特别叫中国共产党注意：现时革命政府与民众之密切的联系是十二分的必要。只有在这种密切联系的基础上，才能经过国民党而实行这一政策，只有建筑在群众上的方针，才能够渐渐的巩固革命的政府的政权，及其为革命之组织中心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巩固武汉政府的这种影响。不能实现这种任务，不能发展群众运动，没有土地革命及坚决改善工人阶级的要求，没有使国民党变为真正的劳动群众的广大组织，没有继续的巩固工会及发展共产党，武汉政府没有与群众发生密切关系，那就不能使中国革命得到胜利的实现。

共产国际中央认为只有这种政策才能证实共产党员之参加政府的必要。若无此条件而参加，就带有上层的勾结，与政客的结交性质，而他们必须为实际的生活与伟大的阶级斗争进展所摒弃，更要时常使政府工作与群众工作相联系，实是中国共产党必要的任务。

这就是共产国际对于参加政府问题向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但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与共产党员的部长做了些什么？看事实：

共产党员在得到委令后两月，才开始组织自己的部务。农政部长谭平山（共产党员）就职典礼时的演说除批评他是可耻的外，没有别的话说。他对于土地革命，没收土地，消灭土豪劣绅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政权，都默默无言，他却说了一些自由主义的（改良农民的状况）反对“过火”的话。谭平山就职后马上就发表对农民的训令，禁止农民反对豪绅的“妄动”，违反则“严罚”。

农政部及劳工部与其他的官僚机关并没有什么区别。在此数月内他们没有公布一个减轻工农痛苦状况的法律，没有一个改变城市与乡村中剥削的法律及改良经济关系的法案（劳动法案，减租等，农村自治法等）。有些并没有预备向政府提出，这些部长的共产党员的工作，照国际的议决案是聚集自己的力量来与群众联系，来维持群众运动，但实际上则成了最腐烂的资产阶级官僚统治，只是在群众面前消去共产党的面貌；我们没有一个革命的建议，对于武汉政府包庇反革命之种种错误，也没有一点批评。特别是农政部长的政策，除了说他是反对农民的政策，孟塞［什］维克的政策，简直没有别的适合名称。土地问题应是农政部顶主要的问题，但是完全被他忘却，甚至农政部发到各省的调查表，竟无一关于土地关系问题。谭平山同志上任第一件事实，就要打算镇压湖南的农民运动；中央对此是赞成的，并且还要他到湖南去做出征的领袖，实行恢复“秩序”的任务；这一次出征已经成行，但走到了目的地，而长沙已发生反革命的叛变，这次叛变很敏捷的很彻底的实现了谭平山同志所领导的出征的任务。

当谭平山同志结束他那不光荣的总长之地位时，还是借口长期请假的退出。当反革命渐渐在武汉境域内巩固，当国民党正在酝酿不要共产党参加政府的趋向，以便可以完全的自由压迫工农运动，而与蒋介石及反革命军官妥协时，谭平山同志却很愿去迎合反动军官与多情的国民党领袖之希望。他的胜利的办法，是借口于理想的病症，来实现他的部长假。并且他的请假，是事前与汪精卫商量，然后再与中央讨论的；但中央不仅不反对这种行为，反而完全同意这种计划。因为七月三号中央会议上通过的十一条中有说：“避免纠纷”，同意于临时退出，这是所谓“革命”的政策。(www.xing528.com)

谭平山即因病而请了长假还不够，还要说：“因政局困难不能纳农运于正轨”；共产党部长在最负责任的时期中，由战场上脱逃还不够，而且重新要向农民进攻一次。每个都应当问一问，从这几句话里得到的什么结论？即：一、农民运动走上不正的道路；二、只有武力能纠正他，因为共产党员的部长有了共产党与群众组织的完全威权，尚（还）不能“纳入正轨”呢？这是直接承认许克祥之在湖南，夏斗寅之在湖北的动作是对的，这简直是直接号召反革命们的代表进攻革命。共产党员的部长在政府内做了这些顽［玩］意，还不是共产党的最大耻辱吗？但是中央对于谭平山的声明，不仅没有处罚，并且没有发表一句话。本来中央亦无从反对起，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政策。

共产国际主张中国共产党参加武汉政府，是为的［了］要更左的去推动此政府到革命的路上去，是为的［了］要消灭所有的反革命成分，并经过坚决的实际的革命斗争去得到广大群众的赞助，变武汉政府为工农民权独裁。中央对此问题的革命提案，完全不了解，他变共产党参加政府为资产阶级改良的部长主义。这与多数派主张共产党员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一九○五年）的见解相差不知有多远。当一九零五年俄国亦是同样的民权革命的任务，亦有无产阶级政党参加革命政府之要——亦是与小资产阶级联合的问题，列宁对此在其“两个策略”的小册子中说：

“我们还应当为临时革命政府，指出一个合于目前历史客观条件，且合于社会民主派目前责任之行动与无产阶级之德谟克拉西的政纲。这个政纲，就是本党的全部的最低限度的政纲，是在现有的社会的经济之关系的基础上，最近尽可实行的政治经济改造的政纲，亦即本党最近将来全能见诸实行的政治要求与经济要求，这是一方面根据社会经济关系的必要，别方面就是为今后斗争起见，为实现社会主义……。

“可是有人反对说：临时政府即为临时的，便不能执行尚未得到全体人民同意的积极的政纲；这种反驳，反只是反对派的一种诡辩法。所谓不执行什么积极的政纲，就是说要忍耐这种专制下的农奴制度，能够忍耐这种制度的，只有背叛革命事业的叛徒政府，而不是为民众暴动机关的政府……无产阶级为要实行自下而上的来威逼政府，就应该武装起来……武装威逼的目的——是为‘保持巩固，并发展革命的胜利’，从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上来看，这些胜利，应当为本党全部最低限度党纲之实现……

“临时革命政府是为革命赶快得到胜利且即时压迫反革命的斗争机关，而决［绝］不是求实现一般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之机关……

“且这种胜利定将成为一种专政；就是他必须要依靠武力，依靠武装的群众和暴动，而不是依靠什么别的机关——用‘合法的’‘和平的’方法而造成的机关。因为要实现为无产阶级及农民一些急［刻］不容缓的要求，必定引起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专制政府之残酷的反抗，只有用专政来对付……没有专政便不能压倒此种反抗与打破反革命之企图。”

武汉政府现在亦变为专政的机关，但不是工农的专政，而是地主资本家的专政，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者之机会主义的政策，即是客观上帮助这种专政的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