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指导政策，亦是遭了同样的妥协主义错误的铁练［链］的束缚。中国共产党中央对于此问题的理论与实际，决不与共产国际之指示及党下层机关之活动相似。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应持之态度，在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议决案上有特别详细的规定，但在此决议中的那些指令，早已在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前给过中国共产党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之观点，曾经向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有过完善的通知，但我们中央在实际上的动作，恰与国际的方针相违背，这是证明党的指导如何深远的在那里执行自己的妥协路线。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有下面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的先锋，保有自己的政治面貌，与最左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的政治面貌要有区别。”“共产党在任何环境中，不能与其他任何政治组织相混同，他应有独立的力量；他是一国之内的特别阶级，即无产阶级最彻底最革命的阶级组织。因此，共产党对于宣传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动员群众的工作，决不能自己束缚起来；他不应当放弃批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之民权派的动摇不定的权利，只有这种批评，才能推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左倾，并巩固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之领导权。
现在的局面中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不在国民党之内取得领导权而打算达到无产阶级在中国之内的领导权，是不可能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有勇敢的坚决的发展群众运动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应当勇敢的坚决的去变国民党为真正包含城市与农村劳动民众的群众组织。
共产国际指示中央对国民党当前的任务，须要有适合他们的组织形式，必须要向多与群众接近的路线上去，尽可能的赶快改组，使广大工农手工业者到国民党的队伍中来；工农兵士与手工业者的组织，实行团体的加入（工会，工厂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手工业者的储蓄组织，兵士的组织，农军，红枪会——除去反革命成分——工人纠察队等），国民党地方与中央机关应完全实行选举制等等。
只有此等坚决的去发展国民党，使他们成为真正广大的真正选举的，真正群众的真正德谟克拉西的组织，才能创造发展中国民权革命之巩固与胜利的前途，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对抗国民党右派一部分动摇分子之不可免的可能的退出（譬如广东的事情），才能最大限度的反对那些背叛的军官，共产党应即时的暴露与蒋介石或帝国主义妥协的种种动摇政策，并且定出适当的宣传煽动及组织的具体办法。
中国共产党应保持与发展自己党的组织，增加对于国民党的工作的影响，他要担负起此等任务，则必须完全认识自己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自己政治思想之固定，自己组织之努力与巩固并吸收工人党员参加党的指导，提高党在广大工农群众之中的影响，并发展党在群众中的威权。
在这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中央所有的活动，简直与国际决议案上所明明白白指出来的路线相反。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对于那些革命的主要问题，如工人问题、土地革命问题、对小资产阶级关系问题及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所依据的立场，实际上既与国民党小资产阶级的领袖一样，则他当然不能保障共产党自己独立的政治面貌之任务。中国共产党的中央亦与国民党的指导犯了同样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以至于不是共产党指导国民党，而是国民党的上层分子完全在政治上俘虏了共产党的指导者。假使说共产党还没有完全失掉自己独立的无产阶级的面貌，则是因他的下层组织与党的群众的功劳。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方面可算尽可能的做到了与国民党的“右派”指导完全同化的工作。
在大多数省份中的共产党员，他们的革命工作真正在国民党中达到领导影响，而中央却反对这些组织。在中央五月通过的关于国民党联席会议的议决案（国民党工作大纲）上说：共产党员在联席会议应讨论各种主要的问题，提出具体的建议，但是这些具体的建议不应根据我们党的最大要求，而应注意到民族革命发展的利益与团结国民党的左派。从这个中央决议中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一）“共产党的大要求”与民众运动的利益是不一样的，这是两不相容，互相冲突的两方面；（二）共产党的“具体建议”不应当建筑在党的“最大要求”，就是说在现在革命的阶段上不适用共产党的政纲和策略与一般的政治路线；（三）民族革命运动与国民党“左派”只有在共产党放弃自己“最大要求”的条件下才能发展。共产党对于国民党运动的正确策略之失败，恐莫此为甚罢！
再次决议上又说：“在国民党报馆服务的党员，不当使此等报纸变成共产党的报纸，而照国民党决议的精神去工作。”这岂不是放弃共产党独立政策与政治路线之表示？！岂不是完全服从国民党之指导？！
共产党的这种“从服作用”，他的领袖还正式承认，还以为这是很正确很适合革命利益的呢？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党团作用（如联席会议之上）实际上已经被党的指导者所完全取消，在某一次国共中央联席会议上，汪精卫说：只有国民党中央有认可与公布通过的决议之权，而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的回答，竟同意于这种办法。共产党领袖也有这样说的：一方面自然共产党员不应完全放弃自己的独立，但在别一方面则有不能保持百分之一的独立，因为我们现在还须与国民党联合。有了这种根本修改革命的多数主义策略基础的妥协办法，还要装出庄严的样子说，这是实际的“共产主义的策略”。共产党领袖简直没有想过政治上的独立，那么，对于国民党的动摇，不彻底的骑墙政策，实际上当然不会有什么批评，共产国际所要求的彻底激烈的公开的批评，当然更不用说了。关于这一点表现的很明显的就是中央在党整个公开的时期中，都没有打算出版一份党的日报（虽然国际之多次催促），中央关心的不是这些事，而是怎样使共产党员不在国民党报纸上发表共产主义文章！中国共产党中央不看见国民党群众，永远没有打算过与他们接近，而只看见领袖。
对于领袖作用的估计过分，而估计群众作用太低的流弊，可以从党对于许多主要问题的估量看得出来。党总是想着应当看某某领袖对此的态度如何，应当使其中立，但不是说工人农民群众对此的态度如何。譬如，为要使李济深在广东中立，所以把改选国民党省党部的口号取消；为要使汪精卫中立，所以把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一九二七年四月）对于土地问题的建议取消；为要使唐生智中立，所以不提出免他的职的口号；所有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由“左派”的领袖之愿意欲来确定，而左派领袖之愿欲，就是武汉军阀的要求。因为“左派”要求共产党人到东部去工作，而中央要求停开第五［次］大会，或如中央一向赞成北伐，但当左派决定东征，则中央也马上通过那样的议决；虽然中央以前很坚决的反对国际代表不主张向北去的建议，在其他许多重要问题，都是如此。
这个空前的妥协的机会主义的路线，是系于一个总的理论。最近几月来中央行动的总出发点（特别是自夏斗寅叛变起）就是所谓现时必须退让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者确信，并且还要使全党及我党所指导的群众确信下列的理论：共产党及跟他革命的工人与农民已经走得“太远”了，现在必须退让以挽救与国民党的联合；当土地革命刚刚开始发展，当工农的群众运动刚刚走入大道，并且群众自己想到武装自卫的组织正须要共产党的积极参加，使革命发展并巩固与国民党群众之实际联合，筑下坚固的革命基础的时期，而共产党的指导者却说“要退步，要退步”，以为这样就可以营救自己在国民党的状况，创造了整个退让的理论。但可惜这不仅是一个理论，而且还要步步实现于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中，拒绝土地革命，为着所谓“过火”赞成成批的解散工农的组织，以同样的口号去解散劳动童子团。在湖南问题的胆怯政策与最后所干的自动解除武装的纠察队，所有这些都是最近几日内中央所指导的整个的退让投降的政策之一部分。(www.xing528.com)
这条退让投降的道路，集大成于六月三十号中央扩大会议所通过的十一条国共两党关系的议决案，现在指几条出来看看：
四、中国国民党既然是反帝国主义之工农及小资产阶级所联盟的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
五、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分子，虽然参加政府（中央及地方）工作，而只是以国民党员资格参加，不是以共产党分子党员资格来参加；两党联席会议，是协商决定共同负责，而不是两党公开执行形式，这件事多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现在参加政府工作之共产党分子□□[9]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
六、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等民众运动之要求，应依照国民党大会与中央议会之议决案及政府公开之法令，但国民党员亦应该依据党的议决案及政府之法令保护工农群众之组织自由及利益。
七、依照国民党主义，须武装农民，但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的武装纠察队，只因避免政局之纠纷可以减少或编入军队。
八、工会及工人纠察队不得党部或政府之许可，不得执行司法行政权，捕人，审判及巡逻街市等事。
九、店员工会应即由党部会同省总工会派员组织，店员的经济要求不得超过店东的经济能力以上，工会不得干涉店东的用人权、管理权，更不能侮辱店东，如逮捕、罚款、戴高帽子等事。
十、童子团执行警察职务，如捕人，干涉行人等事应严行禁止。
这不仅是机会主义与妥协了，这简直客观上是十足的取消派，不仅完全放弃共产党的独立，并且取消了一般革命群众运动之存在！把所有的群众运动完全交给国民党资产阶级的领袖去监督，并且是自动的交出来，还要说的是“照例”。——这不是客观上对于群众运动出卖，对于革命变节，是什么呢？
共产党领袖所认识的国民党联合的方法是这样的！这些认识是毫无半点共产主义政策的意味。
列宁认为共产党的党员可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联合、协商，但是在保持共产党的宣传、煽动，与政治活动之完全自由必要条件之下才可以的。列宁说，没有这样条件，自然不能与之联合，否则便是叛变。客观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对于国民党的政策是对共产主义的变节。列宁对于与小资产阶级联合时常说：“要注意‘友军’如同注意敌人一样。”中国共产党中央则认为应当把中国革命的命运分给工农运动很明显的敌人。
党应当在过去指导的错误中去学习。党应当明了他的力量，与他的将来，建筑在工农群众的身上，在他们的力量与他们的组织上面，党应当要明白以后还是要与国民党联合，但是要与国民党的左派联合；与他们的下层群众，与他们劳动群众的党员，与他们的下层的组织联合，那种与武汉国民党中央领袖联合的路已经走不通了。谁能公开的反对国民党中央是国民革命的叛徒，这些叛徒之中，谁配称国民党的左派！最后与我们联盟的左派国民党及其领袖之执行革命政策的程度如何，要看我们党依据于武装工农组织等的实现力量如何，并且要我们党的政策停止动摇，而引群众去督促其领袖，方能决定。所谓左派联盟，实是与革命小资产阶级联盟，我们党应当首先注目于下层群众，如知识分子、手工工人、店员等，赞助他们的政治经济要求，而时时记着一切小资产阶级上层领袖的联络，大都是靠不住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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