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在渭南红色档案中

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共产国际特别说明这一问题不止一次了。这许多时候，共产国际曾经给我们中国党明显清楚的指示，指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亦就是继续以前的指示。这一决议说：“要引群众来斗争，只有在农村中依据土地革命，在城市中依据工人阶级需要之满足其政治权利的保障；坚决取消富豪的田租，分配土地，没收地主、寺院、官僚等一切土地；取消贫农所欠重利盘剥者的债务，禁止苛约，坚决的要求减税，而使富人多负税捐的责任，这些要求应当实行之于全国，首先是武汉政府领域之内。这些要求应当可以引起群众反对地主及背叛革命的资产阶级，并反抗北方军阀。”土地革命其中包含没收土地及土地国有——这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之内容，现时主要是要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几千百万农民自己自下而上的解决土地问题，而共产党则应当做这一运动的领袖而指导这一运动。并且共产党应当在政府中实行一种政策，使政府自己赞助土地革命之发展的政策，只有如此，方能将现时的政府，变成工农运动的组织上政治上的中心，变成工农独裁的机关。

然而党的指导机关的工作，恰好和这种革命方针绝对相反，湖南农民运动发展成了强有力的土地革命，其他各省，亦有极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反对豪绅地主，然而这都不能算是中央所指示指令的。乃是违背他的指示指令而做出来的。总之，只有自下而上的运动，各个农民运动只有下级党部及党员群众领导者，中央只是时时阻滞革命的农民运动，甚至拉他向后转。党的指导机关，一直没有注意中国革命中农民土地问题的意义；第五次大会之前，党的指导机关，对于土地问题，只有绝少的注意。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汉口开的中央特别会议提都没有提到本党对土地问题的态度，虽然这一会议是北伐胜利后决定党的任务的重要会议。各省历次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时，本党亦没有规定自己对于土地的政策（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南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及一九二七年一月江西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直到今年三月湖南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方才提出这一问题。

在第五次大会时，土地问题议决案虽然通过了，但是党的领袖陈独秀谭平山同志，却说现在只要扩大而暂时不能深入革命，所以没收土地还要等一等。

国民党中央的土地委员会开了三个礼拜，以谭平山为领袖的共产党员改变了自己的主张，两次都是看着国民党代表是否接受而改变的，最后拟出了一个草案，只在原则上定出解除土地问题，而不求立即解决，当到国民党中央决定不公布这一议决案，共产党党员之中，没有一个人提抗议的。

共产党湖南省（第七次^[7]）省委扩大会议，甚至决定凡田租超过收入百分之五十者始行要求减租——这个时候是湖南农民协会开始积极的斗争的时候，甚至于已经实行分配土地的时候了。我党指导机关口头上承认某几种错误，然而始终继续阻滞土地革命的方针到底。我们党实际上跟着国民党小资产阶级领袖，尽力在那里反对农民运动中的“过火”。

党的指导机关的方针，客观上反对土地革命的方针，六月一日中央宣传部通告说：“我们应当记着，我们党对于农民的政策是坚决的实行制止反对小地主、革命军人、小资产阶级的过火行动。”六月十四日的通告又说：“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来解决土地问题，已经引起了无数的过火行为，这种情形，必须纠正。”甚至于有一种论调，说武汉境内的过火行动是蒋介石奸细所造的——这简直是跟着武汉将军们说话，因为他们也说这些过火行动是蒋介石的奸细做的，共产党的指导者也居然这样替压迫农民运动的人辩护。全国农民协会的训令说：“蒋介石及土豪劣绅利用少数农民，侵犯军人家属的事，专门从事挑拨离间，他们为左倾的宣传，然后再从而压迫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负责指导者之一曾经说：“自由逮捕，使小资产阶级发颤不安，他们觉得仿佛国民政府做了共产党的俘虏了，他们这种感想必使之消灭。”

如果［此］说来，伟大的湖南农民暴动，不但惊吓了资产阶级地主军阀，甚至于惊吓了共产党的指挥者；那时正是各地共产党群众力争这个运动的发展，勇敢的牺牲的精神非常可贵，然而中央受着国民党领袖恐吓犹豫的影响，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对于农民政权问题，也是非常之机会主义的，不去考察农民群众革命斗争的经验而引出相当的结论来，却想只靠着死板组织乡村自治的系统表——说不合实际生活，又有害于革命，其实自然的潮流已经将革命的政权交付于农民协会，发动了没有大地主土地及减租的运动，解除了民团豪绅的武装，惩治乡村中的反革命派。(www.xing528.com)

党的中央不去赞助并发展这一革命政权的方式，反而同意国民党中央提出死板的组织农村自治。这乡村自治的意义是怎样呢？只要看全国农民协会的训令是怎样的就可以知道了。这一训令上说：“建立乡村自治以巩固农民之胜利，而消灭乡村中之无政府状态。”

党的中央坚决反对均分财产、自由罚款及逮捕土豪，正月廿五日中央便说“贫农的幼稚行为，使小资产阶级离开我们……”。中央虽不敢公开的反对没收土地，然而实际上都是取消这一口号。正月廿五日决议上说：“关于土地问题，我们固然不能放弃第五次大会所议决的政纲，但我们须知道中国土地问题尚须经过一相当的宣传时期，并且必须解决土地问题之先决问题——乡村政权问题，因此，我们即须：（一）扩大土地问题在各方面之宣传，尤其在军队中；（二）着手建立乡村自治政权及县自治政权。”如果将这一决议和中央没有提出没有［收］土地的口号，并将坚决反对分地之事实并在一块儿看，那么，中央反对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方针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一种策略对于湖南政变中，本党的行动有异常之恶劣的影响，长沙事变之后，因湖南共产党员的建议征调农军，进攻长沙的反革命，如果农民的武装进攻不受党的指导机关之懦弱的犹豫的阻滞，那么，一个长沙城被千万农军所包围，并不是不容易打下来的。最后的几分钟，正当进攻长沙的前夜，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湖南党部的指导者下了一个命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说武装进攻长沙可以引起整个政局的纠纷，应当等一等中央的训令，隔了一天，中央的信到了，也说应当等一等进攻，先团结些力量，等国民政府来解决，停止进攻的命令送到了各地农军，大多数农军因此而退却，只有两大队偶然没有接到命令，居然冲城攻打反革命派，经过坚决的奋斗方始因为寡不敌众而退却。这一次总败退的结果就使反革命大奏凯歌，后来弄到几日全省的大反动。中央在农民暴动的关头，表现这样没有斗争的决心，简直等于出卖革命，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辩护的，的确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中央何以决定停止暴动呢？只要看看廿六日的议决案：“现在本党的职任既不是推翻他们（仇敌）也不是我们完全投降，还有中间的路；要我这中间的路，现在不宜于直接和他们武装冲突，我们的职任是等候时机，深厚自己的力量以准备不可免之进攻。”中央表现如此可耻的无决心，实际上不是帮助农民运动等候时机，乃是帮助反革命的长沙叛徒等候时机。长沙事变时中央的投降政策到了如何地方，只要看当时决定赞助唐生智专电的主张。中央总说唐生智的好话，引起许多幻想，仿佛长沙事变，是违反唐生智的志愿的，中央虽然有时在口头上提出对于长沙摧残工农团体的抗议，并要求惩办反革命的叛徒，然而中央在实际上的动摇犹豫，完全帮忙了湖南事变的反革命派巩固政权。

这种败亡的失策，应当给我们以严重的教训，中央于农民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竟如此之深远，甚至于弄到所有紧急关头与指示，都带着有背叛群众运动的性质。

共产党在国民政府中的代表谭平山的行为，亦是如此之可耻，农政部坚决的拒绝赞助土地革命，想使农民运动就范，走上资产阶级式改良主义的道路，农政部五月里出了一个布告说：“必须纠正农民幼稚行为，尤其不能不惩办其出轨［规］范而侵害无数农民之分子；至于与反革命奋斗，惩办土豪劣绅，则须以合法的手续进行，遵照党及政府之训令规章，即须交付正式官所，不得自由行动。”这一布告及一切农政部长的行为最足以表现本党□□□□□□□□□□^[8]的妥协的方针。如果全党都照着这种方针的精神去行动，那么，我们的党既不是共产主义的，也不是革命的了。幸而党员群众、下级党部的实际工作，完全和中央这种方针相反，所以虽上面竭力在那里阻滞这些工作，我们党始终能保证对农民群众有着正确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