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工人运动的渭南红色档案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就是无产阶级最先进、最革命、阶级觉悟最高的一部分。共产党的工作应当永远在［从］工人阶级根本利益出发，要求以革命的方法，变更全社会的组织。共产党既然以工人阶级利益为最重要的前提，同时，再要提出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时期中客观上可以解决的要求。在这一革命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上的时期中，都是如此。共产党主要任务之一，便是组织工人群众而指导他们的斗争，坚决的力争增高生活程度，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争得绝无束缚的工人组织及阶级的工会之完全自由，争得无所限制的罢工权，努力反抗以及消灭工人无权无利的奴隶状况。这种要求，工人都可以在民权革命中提出，但是必须用无产阶级群众的独立斗争。共产党应当发展扩大并激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应当领导工人每次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共产国际屡次命令中国共产党，要我们尽力量增进工人阶级群众的物质生活，坚决的要求改良工厂生活，提高工人的社会生活，激急［积极］的取消一切压迫工人的法律，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认识自己组织工会及罢工之权利；同时共产国际指示必须迅速勇敢坚决的实行武装工人和农民，尤其是其中最觉悟最有组织的分子。这一政策，国际是认为万分必要的，共产国际的这种指示和各地工业区工人群众自己斗争是相应的，和本党党员群众的行动亦是相符合的。然而本党指导机关却是走的别条路，他只在阻止缓和阶级斗争和工人的革命行动，中央不去开展推动罢工运动，却同着国民党领袖规定强制的仲裁办法，而且最终决定主权属于政府。在各阶级联盟的政府之下，其先一时期，这一政府而且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却制定出如此的策略，这在客观上有种种的利益，实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实在大大的阻碍工人运动；那时国民党中央有不得政府同意，不能有企业中之罢工之决议，又有要工会不为工人要求而斗争，需要守劳动纪律的决议。我们中央并没有反对。中央政府以为限制些工人运动，可以保存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没有懂得我们不坚决的拥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只有使资产阶级更加右倾。中央想尽办法限制工人的经济斗争，不使他们为自己阶级直接的利益而斗争，其实这种要求不能实现，便永世也说不到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中央当时规定这种策略，实是因为对于小资产阶级联盟的观察是错误的。对于中国革命之利益的观念也是错误的。

自然爆发而发展的工人运动，自下而上建立了强大的工会，完全在共产党员影响之下，并且发生了武装的工人纠察队，及庆［广］大的劳动童子团等等。工人阶级自己觉得有些力量，便直接起来反抗资本家，而资本家早已反革命，对于生产则怠工，故意造成工业的危机，金融的紊乱。只要工会逮捕几个厂主店东，一般资产阶级便大叫其“过火”，如是不仅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跟着乱叫，而且那时本党中央也跟着这样承认，中央有些文件之中坚决说“过火”，怎样不好，中央竭力的解说给工人听，说不应占领工厂，即使工厂主的故意闭厂，也不应当，说不可以封店，即使店东故意抬高物价，也不可以，又说绝不该自由逮捕，即使那些人显然是反革命党，也是不该。

潮流似的工人阶级向着真正工农民权独裁进行，中央却尽力阻止工人运动走上这条革命的路。

中央不但没有设法武装工人，他反［而］一遇见资产阶级方面的不满意，立刻便自动的解除武装，解散汉口工人纠察队，为保存与小资产阶级联盟起见，中央便下命令解散劳动童子团。(www.xing528.com)

国民党中央下命令叫工人严守革命纪律，还要工会去执行，违法者交政府管理，工会只准处罚工人。我们中央对于这个命令，一句话也没有提出抗议，湖北省总工会接到这等命令，中央亦加以默认。中央对于工人阶级表现的独立性，每次都说是“过火”或“幼稚”，没有注意自己所说的话，实在是反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的话。

党的指导机关的错误策略，不但在工人的经济斗争上是如此，而且关于工人的政治行动，也是如此，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是有很大的历史意义的，但是这不但不是经过党的指导机关而实行的，并且中央在事后还说这是不对的。最近中央曾倾向于自动取消上海的秘密工会，而使他们加入蒋介石的黄色工会。对于群众的惧怕，不信任群众的力量——在党内问题里也是如此。党的指导机关里占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经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的要求之后，方才将几个工人加入指导机关。许多工会之中指导者的党员也不是工人，而是学生、知识分子。当要办党校的时候，中央非常坚决的要使工人分子减少些，说工人文化太低政治意识不发达，不觉悟，然而事实上，譬如上海的工人，其政治意识比党的指导机关高的多，我们党和这种非无产阶级的、不革命的、透彻的机会主义，必须断绝关系，永不沾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