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南红色档案：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党的指导有机会主义的错误，其基础在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不了解各种阶级在每一革命阶段里的作用以及共产党的作用。正确些说：是对于这些问题没有布尔塞［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党的指导每当解决这些革命之根本问题的时候，时常在理论上实践上违背共产国际的［根］本原则及列宁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估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些根本问题上陷于最庸俗的机会主义。

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而有生长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趋势。中国革命尚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他反对帝国主义之压迫及封建制度之一切社会经济政治的遗毒。现在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是土地革命，是工人阶级要求解除闻所未闻的压迫制度，与奴隶制度之争斗；这种奴隶制度，正是帝国主义依据中国封建关系以建立其统治之基础。

如果以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反社会革命相对立，那末［么］，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简直不是布尔塞［什］维克的。共产国际向来反对这一般的观点，认为是最坏的一种机会主义。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案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的反对以国民革命的职任与阶级斗争的职任相对立的观点，这一类的观点在西欧各国的极左派与社会民主派之中都有的，其实这是抛弃中国民权革命中无产阶级之领导权，抛弃领导权而争所谓‘劳工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是机会主义之一种；实际上便使无产阶级变成‘民主营垒’的尾巴。”中国革命中各种社会阶级的作用是怎样的呢？“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极大部分是依据中国经济的落后，依据于农村中的封建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关系及政治制度中的封建制度遗毒，是外国资本无限制剥削中国民众之最好的依据。帝国主义维持着地主豪绅及封建式的行政机关。封建阶级维持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所以非常之明显的是：反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同时就在以全力反对地主豪绅的政权。封建制度的破坏，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上严重的致命的打击，而要破坏这一封建制度，又只有用剧烈的土地革命愈坚决愈剧烈，农民群众加入斗争的愈多，歼灭地主豪绅的统治机［构］［愈］厉害——则国民运动的规模愈广大，国民运动的胜利愈巩固。

从另一方面观察，外国资本在经济上勾结一部分城市资产阶级（买办）。这一部分资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保存而扩大。

至于所谓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呢？那么，他们是受外国资本的竞争而又受其排挤的一部分中国资本。因此，他们被逼而不得不对于帝国主义实行经济斗争。

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曾经参加中国的革命，甚至有一时期曾做这一运动的领袖，然而迅速发展的工人阶级及农民群众运动，提出革命的阶级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又大大的发展，这些情形，使民族资产阶级离开国民革命的战线而走入反革命的营垒。民族资产阶级这种政策上的改变，以蒋介石在上海的屠杀而著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今年四月间饱受革命运动伟大的规模之恐吓，就要去和帝国主义妥协，他如今和买办阶级封建阶级的大地主相像，将要成为外国资本对于中国统治之支柱。正因为这种情形，更使无产阶级的斗争——力争自己真正的阶级要求的斗争，变成民族解放革命所必须的条件。

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使他与帝国主义接触而引起最坚决的冲突，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足于掘断帝国主义力量之根源。中国工作［人］阶级的生活程度之低，真是闻所未闻，这种情形，保证了外国资本在中国取得了最高的利润。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正可以掘断帝国主义压迫所依据的支柱。中国工人阶级则因客观状况的关系，是力争中国民族解放最坚决、最彻底、最不妥协的阶级，此种情形，使中国无产阶级应得民族解放运动中之领导权。可是中国无产阶级要履行自己解放中国民族的使命，只有随着力争自己的阶级要求的斗争的发展，就是反对外国资本及中国资产阶级斗争的开展，而日益实现这个使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案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承认中国的民族解放革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已经‘完了’？仿佛在上海屠杀之后，已经开始了别一种工农的阶级革命——这是不对的。”中国革命现时的危机及各种社会阶级离合现势，表明并且证明，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完成（土地革命亦在其内），尤其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完成，必须实现于反对已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之斗争之中；彻底的民权解放斗争，不但不会和工农群众的斗争开展或土地革命的要求相冲突，而且能直接发展广大的下层民众的群众运动。(www.xing528.com)

谁要民众解放革命得到胜利，谁要中国完全脱离外国的压迫，他便应当促进、扩大并激励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农民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他便应当赞助社会斗争，使之进于全体平民革命之新方式。

至于小资产阶级，则除去少数的反动的成分，与买办阶级封建阶级相勾结的成分，其余一般手工业者、商人、学生、店员及城市贫民，亦因自己客观状况的关系，都利于革命的阶级运动之胜利。然而小资产阶级必然是动摇、犹豫、徘徊于互相斗争的阶级及革命与反革命之间。这种犹豫与动摇，往往对于革命斗争的出路，有举足轻重的力量。

但是小资产阶级动摇犹豫的态度，大部分由于革命阶级运动的力量决定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斗争愈坚决愈剧烈，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愈深入，则小资产阶级愈能转向左倾，愈能站到革命战线上来；反之，如革命的阶级及共产党自己也表现动摇，不彻底，不坚定，则小资产阶级愈加倾向有产阶级的营垒，反革命的营垒。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除自己的坚定与果决外，没有更真实的领导小资产阶级的方法。

列宁屡次的说过：“谁要帮助动摇犹豫的人，必先自己开始便应当不动摇不犹豫。”我们是应当记着，社会之中既然产生了两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小资产阶级便无论如何不能有自己独立的策略；他或者和资产阶级同道，或者和无产阶级同道，无产阶级应当明了小资产阶级之动摇是不可免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自己应当有坚决的政策，去以革命的方法解决目前的问题。

凡此一切都是对于中国革命中各种动力的估量，足以决定共产党的革命策略的，然而我们党的指导，在理论上，尤其是在实际上，往往对于中国革命中各阶级的力量的估量，有一个相反的观点。这就预定了党的指导之机会主义动摇犹豫政策。中央完全是孟塞［什］维克派似的，将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相对立，仿佛认为阶级斗争的开展，足以破坏国民革命，而要想叫全党及工人阶级农民都自己来限制阶级的要求，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地主不用革命的斗争方法。中央在六月十九日所发给上海的信，对于上海斗争的指令说：“中国革命主要特性之一，是反帝国主义……现在几乎忽略反帝工作”，仿佛专注（意）于进攻封建制度，而得不到好的结果，中央骂共产党员走得太远了，更叫本党所领导的革命的农民往后退。这一指令里又说：“一方面反帝国主义运动消沉下去，别方面的工农运动发展到最高限度，至少小资产阶级看来是如此。单调的去武装工农没收土地，高叫非资本主义前途等口号，使小资产阶级怀疑共产党快要革国民党的命，要进行阶级革命而不是国民革命。”这样中央那时认为阶级斗争是一事，国民革命又是一事，这一信里又说：“小资产阶级看不见没收土地是国民革［命］的必要前提，以为只有共产党要没收土地，实行十月革命似的革命，以增工农的力量，因此小资产阶级不能不提出这种问题，不能不要求限制工农运动，甚至与共产党破裂。在这种情形之下，能不能完全接受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呢？如果这样，那就是取消我们的力量，抛［弃共产党］，投降蒋介石，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前途。然而能否硬要没收土地武装工农呢？这个结果就要立刻破裂而消灭革命的根据地。如果我们不能用相当的方法渡过这种难关，那就是资产阶级胜利。我们应不应当抛弃没收土地武装工农的政策呢？这当然不好。譬如湖南反许^[6]的问题，我们已经决定领导农民自动的没收土地，武装起来，这是独立的政策。但这种政策太危险了，假使我们完全独立的干起来，那么，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将要破裂。固然这是光荣的失败，但是破裂对于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应当找新的道路。经过新的道路来渡过我们现在所遇的危机与困难，使革命深入广出，而得到最后的胜利。”这指令的结论是：中央叫上海的党部“不要看着国民革命运动是工人问题”，而要到各阶级中去宣传反帝国主义，这是说去宣传上海资产阶级。这真是闻所未闻的不革命的非共产主义方针，足见中央指导机关对于革命的根本问题，对于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性质问题的见解都是错误的。

中央在这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是共产主义者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反映，整个儿的革命策略，都是本末倒置，中央的这种方针，完全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及决议不符，完全与党员群众工人阶级及革命的农民之斗争不符。

谁要替这个机会主义者辩论或者主张继续这种机会主义，他便永久和共产主义离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