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性骚扰行为一直在各种场合侵害着妇女,但只是随着近年来一些外企和经济特区内性骚扰事件被披露,社会才对这个问题予以关注。这一方面固然与西方女权主义文化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也看出,性骚扰问题触发了社会对在体制转轨、结构变动过程中的人们,特别是妇女的生存和权利状况的敏感和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唐灿曾就性骚扰问题对广东、北京等地的“外来妹”进行过调查。结果显示,在珠江三角洲,至少1/3的“外来妹”遭受过性骚扰;而在北京,比例高达60%以上。事实上,受性骚扰的并不仅是“外来妹”这么简单,可以说,中国绝大多数女性在其成长过程中均遭受过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性骚扰。
1.中国84%的女性遭受过“性骚扰”
调查显示,中国84%的女性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其中,职业女性最受其害。来自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热线服务中心的统计表明,50%的性骚扰来自工作场所,其中36%来自上级,14%来自同事。受骚扰最多的是30岁以下的未婚女性。据红枫妇女心理咨询热线服务中心主任王行娟介绍,性骚扰的方式有一半是不必要的身体触摸或摩擦,其次是向被骚扰者提出性要求。骚扰者往往利用职权,或以加薪、升职、出国深造等加以引诱,或以辞退、破坏名誉相威胁,逼迫被骚扰者就范。受到骚扰的女性中,96%遭受情绪上的痛苦,35%的人身体受到伤害。典型的情绪反应有愤怒、恐惧、焦虑、自我贬低、压抑、内疚、羞辱、难堪、恶心、疲劳、头痛、体重增加或减轻。一位离婚后带着女儿生活的女性说,她在一家设计院做技术员,院里一位男领导不断向她提出性要求,遭到拒绝后,竟利用职权停止了她的工作,停发她的工资。她要求调走,领导却不给转档案,还到她的新单位散布流言,污蔑她作风不正,企图使这家单位拒绝接收她。这位女性说,她已陷入困境。一位女电话接线员,每当她单独值夜班时,领导就来骚扰她,她走投无路自杀过3次,都被救活,但男上司仍然不放过她。特别令她心寒的是,父母、男友及单位的女同事都不同情她,反而谴责她太轻浮。调查显示:70%以上女性曾经遭遇性骚扰,但有半数选择沉默。
2.中国公共场所性骚扰情况严重(www.xing528.com)
中国社会科学院曾经以非随机抽样的方式,对中国有关性骚扰的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地点主要在北京、上海、长沙和西安。调查发现,困扰世界许多国家妇女的性骚扰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在接受调查的169名妇女中,有142人表示曾不同形式地遭受过性骚扰;其中107人遭到过两次以上的性骚扰;152人表示,她们知道周围有其他的女性受到过性骚扰。中国公共场所的性骚扰问题相对比较严重,调查中有119人说曾在公共场所被陌生的异性抚摸,占到被访者的70%以上;在公共场所遭到过异性以性事为内容的玩笑、谈论、辱骂的有102人,占60%以上;在工作场所遭到过男性同事、领导(上司)以性事为内容的谈笑、辱骂等的有81人,占47%。触碰陌生异性的身体是中国公共场所中最常见的性骚扰形式,其中尤以在公共汽车上的无必要触碰女性为甚。一些被访者表示,由于多次在公共汽车上遭到性骚扰,因此不得不改为骑自行车。公共场所以性事为内容的玩笑、辱骂,这种口头性骚扰的形式在其他国家较为少见。但在中国,169名被访者中的60%称受到过这类骚扰。一位被访者只因在地铁列车上挤了身边的男子,便遭到了一顿污秽不堪的辱骂。另一位女性在购买妇女用品时,被几个男青年围住调笑、嬉闹……在中国,工作场所中的性骚扰也正在引人注目地日趋扩大。口头性骚扰是最普遍的形式,从调查结果看,机关职员、大学教师、公司白领与工人中指认此项性骚扰的比例并无明显的差异。
现今尽管我国有许多明确的法律法规,但是在司法过程中执行力度不够,且司法人员较难取证。当事人往往难以启齿,调查取证又异常困难,以致司法部门处理起来常常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受“家丑不可外扬”等传统观念的束缚,很多学校对校园性骚扰,甚至性侵犯采取的是一种息事宁人的消极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重视愈演愈烈的校园性骚扰,这就给骚扰者以可乘之机。正是由于法律上对这种行为的约束力不大和校方的不重视,所以许多受骚扰的女大学生群体往往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打掉门牙往肚里咽”。由于骚扰者的计谋多数能得逞,助长了他们进一步犯法,甚至犯罪的心理,性侵犯事件也开始无声地向防备不深的女大学生伸出魔掌。
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更应注意针对职场中的骚扰的防范与法制。女大学生往往缺乏独立性和勇敢精神,应变能力弱,而虚荣心、嫉妒心都比同龄异性强,很容易在无形中受到性侵害。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