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创造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艺术传达作为艺术家的精神创造，不同于机械制造，既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程序，也不可能有精确无误的稳定操作，故其传达效果绝非千篇一律的标准化产品，而是建立在相对稳定制作基础上的随机发挥，亦即基于必然性的或然性效果。也就是说，一位成熟的艺术家的每一次艺术传达中总会有某种程度的稳定效果，但绝无可能完全等同于他的预期效果。这当然与艺术构思中传达预期不可避免地带有模糊性或游移性相关，但更直接的原因还在于，传达手段及其具体运用既是规范性的，又是变异性的。

传达手段的规范性，是指艺术家在形象塑造中必然要采用足够分量的普识性构形元素及其句法性组合方式作为艺术传达的基本手段，并基于长期专业教育获得的规范操作程序，在其恒常的精神状态下作较为稳定的运用，以此逼近自己在艺术构思中所形成的相对明晰、确定的预期形象。规范性的传达手段形成于特定的艺术传统之中，是一代代艺术家传达手段与传达效果的积淀，是一批批艺术经典的固化与范式化。以程式或技法为支撑的传达手段的规范性是门类艺术赖以存在、传承的物质基础，也是艺术家个体进行艺术传达的基本条件，它集中体现着艺术家个体的专业技术训练状况，人们通常称之为艺术家的功力。尤其是在模仿型艺术传达中，受指对象的明晰性通常要求艺术家需以规范的传达手段与冷静的态度来完成形象塑造。艺术家个体的功力越深厚、越扎实，他在艺术传达过程中的精神状态越平稳，则其传达效果便越容易体现出某种必然性。换言之，传达效果的必然性来自于传达手段的规范性，是由艺术家构思的缜密、传达预期的明晰确指、传达手段的规范、传达过程中个体情绪状态的平稳共同造成的。

传达手段的变异性，则是相对于前述规范手段常规运用的基本水准而言。如同在文字语言表达中，或出于某种目的、或处于某种状态，而出现不符合语法、修辞常规的词组搭配、句子结构、修饰方式一样，变异性传达手段是指艺术家在形象塑造中随机采取构形元素的修饰性组合方式，临时性地、偶然地改变常规程序，在不稳定情绪状态下作超常发挥或失常发挥，并因此而偏离自己在艺术构思中所形成的预期形象。一般说来，变异性传达手段或自然形成，或刻意追求，都有可能通过构形元素的修饰性运用方式及主体情感的调动来增强艺术传达的感染力，是增强具体的艺术传达之独特性、奇趣性、情感性、生命力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方式，它集中体现着艺术家个体的情性、才华、智慧等等的艺术天赋和素养，人们通常称之为艺术家的才情。尤其是在表现型艺术传达中，艺术家个体要以饱满的情感状态，运用恰当的情态符号来调整变化形象塑造赖以支撑的句法性组合方式，直指人心，并力图将受众带入特定的情境，因而，他对构形元素修饰性组合方式运用越充分，在艺术传达过程中越是以情感或非理智状态来主导，其传达效果便越容易造成偶然性。也就是说，传达效果的偶然性来自于传达手段的变异性，来自于个性强烈的修饰性传达手段的临时发挥、浓烈的情绪状态的不完全控制（甚至失控），以及由此造成的对传达预期、规范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的偏离甚至忽略。

无论是模仿型艺术传达还是表现型艺术传达，其传达预期决定着传达手段的选择、排序与运用，艺术传达的效果必须维持一定程度的必然性，这是专业性艺术传达的显著特征，也是艺术家达成传达目的、实现特定的传达目标的基本保证。但是，仅仅是规范手段的正常运用和较为准确的传达，不仅难以打动人心，而且容易陷入机械的技术化困境，即艺术家们通常所说的“匠气”。的确，在古今中外艺术史上，以较为理智的态度运用规范手段实现必然性传达效果，尽管是艺术家的艺术传达所必备的能力，但会因其处于常规层面而遭到轻视。

不可否认，像中国“书圣”王羲之、意大利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这样的艺术家，能够以冷静的态度将规范性传达手段运用到极其完美的程度，其必然性的传达效果浑如天成，不仅在其时是其他艺术家无法比拟的，在现今也令艺术家们难以望其项背。这仅仅是少数天才所能达到的高度。在中西艺术史上还有一批艺术家，他们稳定到极致、规范到极致、运用到极致、精绝到极致，例如绘画中的中国北宋院体画，17世纪荷兰小画派，19世纪法国以大卫、安格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等等，其完美的必然性传达效果中所透出的静穆与坚毅已经转变成一种情态的表现。而实际上，众多的艺术家都会像中国古代艺术家那样追求“于不经意处见功夫”，即基于高度娴熟的规范性传达手段运用，在完全放松的情绪状态中以自由发挥来减弱传达效果的必然性，并以由此获得的适度的偶然效果来增添传达的情趣；或者利用注意的分散与一定程度的失控造成传达手段的变异性，从而实现对传达效果之必然性的调整。

艺术家们已经普遍认识到艺术传达的规范手段及必然效果可能造成的局限性，并且从各自偶然获得的较为理想的传达效果反求各种可能的变异途径。许多艺术家将传达过程中情绪波动、情感变化作为获得变异性手段从而取得偶然效果的重要方法，尤其是表现型艺术家在更多的情况下希望借助情态的调动来实现情态传达的独特性或现场感；他们坚信，在激情状态下的艺术传达比稳定的技术呈现更能打动人心。例如，在中国传统的一些较为单纯、直接的表现型艺术中，艺术家常常将生活情感状态与艺术情态符号直接对应（甚至等同）起来，大多直接借助于生活情绪的变化来变通艺术传达的必然性效果^[32]，或者将自身调整到“微醺”甚至“醉后”的非理智状态，以此减弱对传达预期的遵循、规范性手段的专注，利用不同程度的失控及构形元素的不准确运用，“自然”超逸甚至打乱形式规划的形象逻辑，造成传达的意外效果。但是，从艺术总体上看，艺术家在艺术传达过程中的情绪波动是生活情感活动，而不是经过提炼的作为构形元素的艺术情态符号，二者不是一回事。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发现，在特定的艺术传达过程中，其生活情感活动对艺术情态符号运用的影响可以是直接对应的，也可以是不对应的、间接的；^[33]这种生活情感是否有利于传达手段的运用与发挥，主要取决于它的强度是否适合于艺术传达。艺术家情绪波动的强度很小可能不利于艺术情态的表现，但其情绪波动的强度过大同样会导致传达效果的爆裂和破败；艺术家对传达手段运用的控制情况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并非艺术家情绪波动的强度越大越好，并非艺术家对传达手段运用的控制力越弱越好，也绝非传达效果的偶然性越大越好，关键是看艺术家生活情感活动的强度及对传达手段运用的控制程度与艺术情态表现的需要之间的吻合度，彼此之间是否相宜——相互支撑、相互映发，以偶然效果来扩增艺术传达的感染力。

显然，对于艺术家来说，艺术传达效果不会纯粹是必然性的，也不应完全依赖于偶然性。必然性需要偶然性的调节、调动、升华——这是艺术家的独特之处与魅力所在；偶然性需要必然性的支撑、平衡、铺垫——这体现着艺术家的智慧与经验、功夫。理想的传达效果是必然性的充分运用与偶然性的充分发挥之间的高度统一、恰到好处。艺术家如果片面地坚守必然性效果并以此矫正偶然性效果，将会损失很多的灵感与闪光点；同样，如果盲目地信任偶然性效果并以此否定必然性效果，将会使艺术传达变得支离破碎，或者改变特定艺术传达的原有目标。因此，艺术家必须对初步达成的传达效果作出判断与取舍：

——既有的艺术形象塑造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必然性呈现；(www.xing528.com)

——偶然效果对特定的艺术传达起着怎样的作用，是传达手段运用的失常表现还是超常发挥；

——如果偶然性效果大于必然性呈现，是否在可接受范围，是否需要修改或重新阐释原有的传达预期；

——在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中，既有的必然性呈现与偶然效果是彼此脱节，还是浑然一体；

——传达效果是否有继续提升的空间，或者说，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是否可以更加具有感染力；

——如果传达效果仍有继续提升的空间，是需要增减其规范性传达手段的运用，还是需要对变异性传达手段的发挥作筛选、固定或强化……

如此等等。即使是完全出于主动预期、追求偶然性传达效果，艺术家也都是在反复斟酌的基础上加以选择；^[34]即使是刻意借鉴原生态艺术的艺术传达，成熟的艺术家也不会不加选择地照搬照抄其自然效果。^[35]也就是说，艺术形象的塑造、理想的传达效果的获得，无不是艺术家千锤百炼的结果；艺术传达效果必须锤炼锤炼再锤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