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传达与构思：行为规划和评判

上文论及，“我—传—达彼”的基本结构决定了一切艺术传达皆具有表现性，即以艺术家的艺术观照、经验图式和艺术之现实为基点的艺术传达，必然会不同程度地显现出艺术家的主体性——“我要传达什么？我将怎样传达？”——艺术家个体总是由此进入对艺术传达的具体行为的规划，即选择怎样的艺术形式为载体，有效地传达主体所欲传达（或他人要求艺术家主体所需传达）的内容，以此实现艺术传达的意图。这意味着艺术构思不仅要精心设计可感的形式，还必须充分考虑其所能具有的暗示性。换言之，形式预期与暗示预期乃是艺术构思中行为规划的主要任务，是对目标预期的具体化或进一步落实，也是艺术构思与形象塑造相联系的环节。

音乐家的艺术传达需要借助音乐形式，画家的艺术传达需要借助绘画形式，舞蹈家的艺术传达需要借助舞蹈形式，书法家的艺术传达需要借助书法形式，也就是说，艺术门类以其特定的可感形式来命名，艺术家以其所擅长的特定的可感形式来分类，一切艺术传达皆离不开可感形式，离开了特定的可感艺术形式，艺术家便无从进行艺术传达；即使是现代艺术所标榜的“非形式”，其实也是在利用人们既有的对艺术形式心理定势并在此基础上而创造出的另一种“非形式”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艺术即形式。感性形式的塑造是艺术传达的第一要义。因而，形式预期，即艺术家在特定的艺术构思中对所欲采取的可感形式的规划设计，无疑是艺术传达的预期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总体说来，形式预期首先是在特定的艺术构思中，艺术家个体对其所擅艺术门类的具体形式的选择，例如，音乐家对特定音乐体裁与调式的选择，画家对特定画科与风格的选择，书法家对特定书体与笔法的选择，等等。在此阶段的形式预期，是基于特定的可感形式的共同性与普识性而寻求艺术传达的个人性、可变性的过程。这不仅是由艺术家的专业教育规定及由此形成的艺术观照方式决定的，也是艺术传达的目的所要求的。专业教育规定意味着普适性的可感形式的传承，体现着门类艺术在形式上的相对稳定性及来自受众的可接受性；艺术传达的表现性则要求艺术家对此种形式的个人性的变化运用，体现着艺术家主体精神创造的能动性及特定艺术构思的具体要求。而形式预期正是艺术家对此二者在特定艺术构思中的权衡与调试。这种权衡与调试因可感形式的普识性因素与个人性因素比例的不同而呈现为形式预期的不同倾向：以普识性因素占绝对主导，形式预期属于保守型，呈现为复古主义倾向；以普识性因素优于个人性因素，形式预期属于稳妥型，呈现为在继承中求变化的倾向；以个人性因素优于普识性因素，形式预期属于变通型，呈现为在变化中不失传统的倾向；以个人性因素占绝对主导，形式预期属于激进型，呈现为前卫思潮倾向。古今中外各门类艺术家的形式预期不外乎这四种类型和倾向，它们在各自的形式预期的驱动下，走向了不同类型和倾向的形象塑造之路。

无论是何种类型或何种倾向，艺术家通常遵循形象思维中形象逻辑的诸种关系而展开各自的形式预期。例如：

——在总分关系上，艺术家总是从形式整体的规划入手，并在此前提下逐步进入形式细节的设计。^[20]例如，画家面对一幅画布，他首先考虑的是所要描绘的形象在画面上大致位置、相互关系、明暗分布和色彩倾向，即这件作品应当达到的整体效果，然后才会逐层深入地分析考虑如何处理每一局部、每一细节以实现理想的整体效果。形式预期不可能没有形式细节的设计，但如果从细节入手并纠缠于细节，则形式预期很容易陷入支离破碎、孤芳自赏而不自知，妨碍对形式整体的把握，进而影响艺术传达的目的的达成。这是形式预期中的形式整体优先原则。

——在流程关系上，艺术家总是从主干形式的规划入手，并沿循着这一主干进而考虑种种可能的生发形式。例如音乐家作曲，他首先致力捕捉的是作为旋律的乐句，即这支乐曲的主干形式，然后才能逐步展开其起承转合的铺陈、衬垫和完成。形式预期离不开对生发形式的设计，正如同没有枝叶的主干不能被视为一棵完整的大树；但枝叶总是附着于主干并随着主干的生长而逐步展开的，艺术家的艺术构思如果没有主干而设计生发形式，则只能是零散的、没有生命的碎片，或是混乱的、没有秩序的嘈杂，无法实现艺术传达的目的。这是形式预期中的主干形式优先原则。

——在复合关系上，艺术家总是从基本形式的规划入手，并在此基础上进而考虑如何附加各种有效的辅助形式。例如歌唱家演唱一首歌曲，他首先构思的是如何处理曲调与歌词之间的表现关系，如何处理唱法与情感运用的内在同一性，然后才会去设计演唱时的表情、动作乃至现场背景。毫无疑问，基本形式的规划永远是首要和首位的，辅助形式必须服从、服务于基本形式，并且为了凸显基本形式而必须加以抑制，否则就会出现喧宾夺主或买椟还珠的状况而破坏艺术传达的目的。这是形式预期中的基本形式优先原则。(www.xing528.com)

形式预期之以形式整体、主干形式和基本形式为优先的原则，决定了艺术家主体在艺术传达中必须将其创造性、个人性集中体现于此，并以此作为凸显主体表现性的关键所在；相应地，形式细节、生发形式、辅助形式等其余部分则成为其合理性、细致性、丰富性、完成性的充分条件，依附、围绕形式整体、主干形式和基本形式而存在、而展开并为增强其表现性服务。^[21]但是，这绝非艺术构思中形式预期的全部内容，更非行为规划的终极含义。因为，形式预期主要解决的问题是“我将怎样传达”，而决定怎样传达的内在依据则是“我要传达什么”，它指向暗示预期。换言之，是暗示预期决定了艺术家如何规划形式整体、主干形式和基本形式，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形式细节、生发形式和辅助形式。

无论主动预期抑或被动预期，艺术家个体进入特定的艺术传达，必然带入他所欲传达的某种内容——它可能是艺术家莫名的情绪波动或是偶然的兴趣，可能是艺术家情感发生变化或萌生某种理念，也可能是某个故事或某个道理拨动艺术家心弦——也必然要借助于特定的形式将它传达出来。毋宁说，这是艺术家主体试图以其所擅长的形式向受众主体暗示出他所欲传达的内容。所谓暗示预期，正是指艺术家对特定形式之可能具有的暗示功能的判定，或者说，是指艺术家对赋予其所选择的形式以特定意义之有效性的判定。

艺术形式的暗示功能是艺术家主体表现的基本途径，也是艺术传达区别于其他传达方式的重要方面：在艺术传达中，艺术家只给出感性形式而不作更多的言语解释，他所要表现的内容需要受众在对形式的玩味中心领神会。中国人称这种暗示的内容为“象外之旨”或“弦外之音”，西方人称之为作品的灵魂或精神内涵，都视之为艺术传达的核心与根本所在。因此，艺术构思的根本任务，即是依据暗示的需要来选择合适的形式；而这一工作又必须以艺术家明确所要暗示为前提，以明确所要暗示与所能暗示之关系为前提。这就构成了艺术家对内涵表现的规划，亦即暗示预期（这个问题将在下一节展开论述）。

由于艺术家所欲传达的内容可能是其“灵感”迸发式的瞬间所得，也可能是其处心积虑所得，他对所要暗示的内容的把握不尽相同。一般说来，艺术家个体对灵感闪现的暗示内容的把握较为模糊，此类内涵表现的规划宜采取模糊暗示，即容许形式对内容暗示的宽泛性和受众对形式接受的多元性；相应地，模糊暗示要求艺术家选择较为简约的形式，所谓语约义丰，简约形式因较少限定而使内容暗示具有宽泛性。而艺术家个体对深思熟虑的暗示内容的把握则较为明晰，此类内涵表现的规划宜采取确指暗示，即谋求形式对内容暗示的专指性和受众对形式接受的确切性；相应地，确指暗示要求艺术家选择较为繁复的形式，即形式的限定性修饰愈多，其暗示的专指性愈强。由此可见，艺术家的暗示预期决定其形式预期；暗示预期的逻辑是：以所要暗示选择相宜的形式整体、主干形式和基本形式，进而以形式细节、生发形式和辅助形式完成并增强暗示功能。

当然，艺术家是采取模糊暗示或是确指暗示，还取决于其业已形成的经验图式、艺术之现实所相宜的表现形式的暗示功能，取决于其所从事的门类艺术形式的暗示功能。艺术家的经验图式外观、内照、观照之观照的中心片面性，在对表现形式的适应方面带有显著的倾向性，必然会反过来制约艺术家的暗示预期。同样，艺术家所从事的艺术门类，或绘画或音乐或书法或舞蹈，这些艺术形式的暗示功能各不相同，必然会制约艺术家的暗示预期。^[22]这是艺术家所宜采取的形式对暗示预期的制约作用。事实上，如果艺术家个体过于注重形式，也会导致形式预期对暗示预期的修改甚至破坏——这同样是形式预期对暗示预期的强大反作用。由此可见，艺术家必须认清形式预期对暗示预期的反作用，一方面，在艺术构思中应明确暗示预期的核心作用与原点地位，围绕暗示预期而作形式规划，而不可天马行空地作形式预期以致破坏其应有的暗示功能；另一方面，艺术家必须依据自己所擅长的形式可能有的暗示功能而作内涵规划，并充分调动形式以确保暗示的有效性，而不可一厢情愿地强加给特定的形式以其无法暗示的意义。

综上所述，传达预期是艺术构思中的核心环节，是显性的艺术创造成败的关键。艺术家的精神创造不可能、也不应当是一种盲目行为或本能冲动，它必然传达着艺术家的艺术思想。在本质上，人们通常所说的艺术家的智慧及其思想深度，正集中体现在他对传达预期及其有效性的真切把握；因而，传达预期乃是其从事精神创造趋向自觉与成熟的重要标志。作为艺术创造的活的灵魂，传达预期将艺术创造范畴与艺术家范畴、艺术评判范畴紧密地连接起来，即，具有怎样的规定性的艺术家就会有怎样的传达预期，有怎样的传达预期就会运用怎样的传达手段去作怎样的形象塑造；而评判艺术创造最为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依据，就是对艺术家传达预期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