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考察艺术家的教育规定一样，考察艺术家的社会规定，也是为了更清晰地勾画出地域规定、历史规定等客观环境条件与艺术家主观条件形成的关系。所不同的是，艺术家的教育规定侧重于对其知识技能的形成与艺术活动关系的考察，而艺术家的社会规定则侧重于对其特定的社会生存状态与艺术活动关系的考察。
所谓社会，乃是特定地域的人类在特定历史阶段所形成的特定的群体活动方式与组织形式，从群居到家庭，从部落到国家，人们在特定的社会生活中结成了亲缘体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乃至意识形态的种种关系，这种种现实而具体的关系决定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态度。艺术家是特定地域中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成员，无论从其生存活动范围还是从艺术活动的性质来看，艺术家当然脱离不了社会规定；换言之，艺术家的社会规定实际上是其地域规定与历史规定的具体化。对于艺术家来说，社会既是他从事艺术活动之所，也是他研究艺术、接受终身教育的大学堂——从中获得滋养、磨炼、支持、升华——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实践又具有“大教育”的意义，是艺术家教育规定的延伸与拓展。
所谓艺术家的社会规定，是指处于特定地域、特定历史阶段的艺术家的人生遭际、社会阅历及其所获得的特定社会身份，以及由此决定的艺术家个体的经济状况、政治地位、交游活动圈、话语权等方面对其艺术的影响作用。也就是说，作为现实社会中的一份子，艺术家或处于社会底层、或处于社会上层，其经济状况或穷困、或富裕，其身体状况或患病、或健康，其社交状况或孤寂、或多友，其从事艺术状况或职业、或业余，等等这些因素无不深刻影响着艺术家对艺术的态度与投入、在艺术活动中的追求与成就。
艺术家或处于社会底层、或处于社会上层，与其出生的家庭有关，更取决于其后来的努力。在古代，出生于社会底层家庭的艺术家大多缺少接受正规的、高水平的基础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机会，只能通过自学或接受较低层次的专业教育获得教育规定，因而其进入艺术活动的起点大多较低；而出生于社会上层家庭的艺术家则有更多接受正规的、高水平的基础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机会，其进入艺术活动的起点相对较高。就其独立从业后的社会地位而言，处于社会底层的艺术家大多活动平台较低，其所能造成的影响也较小；而处于社会上层的艺术家则比较容易获得较高的活动平台，其艺术活动也相对容易造成较大的影响。但是，艺术家艺术成就的高低并不完全取决于其所处社会阶层的差别；一般说来，以艺进身往往是出身社会底层、力图跻身社会上层的艺术家的唯一途径，故其在艺术活动中的投入相对较大；而以艺为乐则是多数出身社会上层或列于社会上层的艺术家的基本态度，他们有更多其他的机会或有在他们看来更为重大的事业，故其在艺术活动中的投入往往较少。事实上，艺术史上固然有很多艺术大师出身高贵、社会地位显赫，而广大出身卑微、社会地位低下的能工巧匠始终默默无闻，但出身社会底层而能勤奋努力、跻身社会上层者如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吴昌硕、齐白石等人，同样能在艺术创造上取得巨大成功。作为艺术家的社会规定的最主要的内容，其社会地位规定对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的影响最为重大。
艺术家的经济状况有穷困与富裕之分，经济贫困者靠鬻艺为生，他们不能不专务市场或取悦赞助人，容易造成风格杂乱，多求新奇，技巧运用往往有失分寸；经济富裕者衣食无忧，他们可以平和的心态玩味艺术且多自得其乐，从容裕如，风格精粹，技巧运用得当。艺术家的从业状况有职业与业余之别，以艺术为职业者不能不考虑行业竞争，他们多精研技法，且投入量大，技巧娴熟，创作总体水平较高；但容易形成固定套路，有程式化倾向，具体创作反而容易浮于表面，不易深入，且目光多局限于本门技艺，容易产生心理负担——中国古代的“能品”多指此类。业余爱好艺术者往往没有包袱，多有所创，视野开阔，不为陈法所拘，具体创作多能深入思考，突发奇想，富有启发性；但专业技术多欠功夫，表现手法缺少锤炼，艺术形式难以精粹，创作难以完整、完善——中国古代的“逸品”多属此类。艺术家的从业规定、经济规定与其社会地位规定密切相关，但不完全等同，它们对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的影响也非常直接。
艺术家的天资状况有迟钝与灵敏之分，反应迟钝、接受缓慢者虽学艺进展不快，往往初不为人看好，社会压力较大，但多专注勤奋，厚积薄发，以拙取胜；反应机灵、接受敏感者多学艺速成，往往较早获得社会认可，赢得赞誉，但也因此容易浅尝辄止，玩弄形式，多以巧胜。[21]艺术家的身体状况有病弱与健康之异，体弱多病者性情不稳，难免急功近利，往往偏执，多为偏胜；身体健康者神完气足，有利于稳固筑基，稳步发展，大器晚成。艺术家的性格有孤僻与开放之异，性情孤僻、自我封闭者往往孤芳自赏，独辟蹊径；性情开朗、交游广阔者多有交流切磋，有利于集大成。与其社会地位规定、经济规定、从业规定一样，艺术家的天资规定、体质规定、性格规定虽然缺少统计学的数据支持，具体情况非常复杂，难以一概而论，但其对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的深刻影响不容否定，我们可以从古今中外艺术史中找出大量例证。[22]就艺术家天资规定、体质规定、性格规定的重要性而言，或可从“身体理论”的视角单列一节详加讨论，但因为它们的作用主要体现于艺术家社会实践活动之中，故归于艺术家的社会规定。
分析地看，上述诸种因素分别给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带来了各种可能的影响；而在现实中，这些因素是相互联系、综合作用的，它们在每一位艺术家个体身上都有不同的结构方式，并由此造成了不同艺术家人生境遇的个体差异——有顺境、有逆境，有平淡、有奇异，等等。这种千差万别的人生境遇综合作用于艺术家个体各自的艺术活动，被统称为艺术家的社会规定，不仅艺术家的教育规定需要经过其社会实践来落实、消化、调整、升华，而且艺术家的见识、思想、气度的形成，主要来自于其社会规定。所谓艺术家的“机遇”，即对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可能存在的社会因素影响或社会助力，也主要来自于其社会规定。综观古今中外关于艺术家个体成长及其艺术活动的研究，无论是考察西方古代处于社会底层的艺术家与宫廷艺术家、具有较优越的家庭背景与文化教养的艺术家与学院艺术家，还是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底层的艺术家与宫廷艺术家、文人士大夫业余艺术家与文人职业艺术家，等等，无不充分体现出艺术家的社会生存状态与生活态度对其艺术活动基本态度的规定，是其进入艺术活动的前提条件。换言之，古今中外各种人生境遇的艺术家的社会规定直接影响着其以何种方式进入艺术活动，能够获得何种程度的赞助、认可或市场，乃至影响其艺术观念的形成、艺术成就的高低、传播与接受的程度。显然，艺术家的社会规定内容丰富，影响巨大，中国人称之为艺术家的“艺外功夫”，西方人视之为艺术家的综合素养或社会前提，都充分肯定了艺术家的社会规定与其艺术活动的直接关系。(www.xing528.com)
概言之，艺术家的社会规定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1.作为特定地域、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成员，艺术家的人生境遇、社会生活状态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人生态度，直接规定了他对艺术的态度和从事艺术活动的方式。
2.艺术家社会规定的主要特征在于生活实践，是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其艺术活动的正负两方面的深刻影响，也是其日常实践的种种体验对其艺术创造的制约。
3.因此，艺术家的艺术活动绝不仅仅局限于其艺术创作本身；他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乃至他的整个人生都具有广义的艺术活动的意义，至少是其狭义艺术活动的重要基础与必不可少的补充条件。所谓“人生艺术”或“艺术人生”，正揭示出艺术家的艺术活动与其社会规定之间的二而一的关系。
4.研究艺术家必须研究其社会规定；同样，艺术家从事艺术活动，也必须深入反省自己所获得的社会规定，一方面依据自己特殊的社会规定自觉规划和调整自己的艺术活动方式，另一方面根据从事艺术活动的要求努力改善自己的社会规定，从而尽可能使自己艺术活动的功效最大化。
从总体上看，艺术家的教育规定与其社会规定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即是对艺术家的教育规定、社会规定的形象概括与综合认定。可以说，有怎样的教育规定就会有获得怎样的社会规定的可能，有怎样的社会规定也能为获得怎样的教育规定提供条件。优越的社会规定与优越的教育规定的统一，是艺术家之“气度”养成的基本保证。而气度的养成，乃是艺术家迈往高蹈，在艺术创造中时有超常发挥的重要的心理条件。从瓦萨里笔下文艺复兴时期的职业艺术家游走于教廷与贵族之间，与中国明代后期的职业印人奔走于文士胜流之间，可以看出，接受过狭义艺术教育的艺术家，即使受到社会规定的种种限制，还是有机会凭藉一技之长而活动于上层社会文化圈中，甚至有可能改善自己的社会规定。而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则更多凭藉自己优越的社会规定，在相对广阔的游历与交游中广识博闻，在自己收藏或观摩别人收藏的过程中获得更多更优的学习研究经典范本机会，从而改善自己的教育规定。由此可见，艺术社会学的工作，绝不仅仅是泛泛考察社会结构的变更、社会观念的转变、社会经济政治宗教科技的演化对特定地域特定历史阶段艺术风尚、艺术样式的影响，而是更具体地考察特定的艺术家个体或群体的社会生存状态及其社会活动方式，研究其社会规定对其艺术态度、艺术观念、艺术活动方式、艺术成就诸方面的深刻影响，为现今的艺术家理解自身所具有的社会规定，自觉选择恰当的社会生存方式与艺术活动方式提供借鉴，也为政府研究制定有利于艺术家发展的政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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