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历史与时代规定：艺术创造及评判

在艺术的地域性、民族性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艺术家的历史规定，即艺术家是历史的产物，并带有显著的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特征。这种时间维度或传统维度的规定性，与艺术家的地域规定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毋宁说，地域规定与历史规定原本就是一体两面，互为限定前缀——地域总是历史性的地域，历史总是地域性的历史；本质上，艺术家的历史规定乃是其地域规定在时间上的延续与积淀。因此，对艺术家的地域规定的确认，同时也就是对其历史规定的确认。前述地域规定作为一个相对的、历史性的概念，正表明了这两种规定的高度统一性。

文化传统作为“历史”这一概念的真实存在，是特定地域中族群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漫长时期的延续发展，经由世世代代的传承而逐渐形成统一的文化共识。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之所以能够世代承传，是因为它对于该族群的相宜和自洽；而一旦它成为统一的文化共识，便会作为约定俗成的规范对该族群每一个成员的言行具有约束力。文化传统是无形的，因为它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物质形态，而是以观念的形式存在于该族群成员的头脑之中；它又是有形的，因为该族群的一切行为、习俗和学术无不体现着文化传统，无不深深烙着它的印记。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当然不能例外。

作为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定族群的艺术传统既给作为该族群成员的艺术家提供着丰厚的滋养，同时也为艺术家的创造活动作出了一定的限制。艺术家最初获得的艺术理念来自本土的文化艺术传统，艺术家创造活动的审美观念与审美标准的确立来自本土的文化艺术传统；艺术家的历史规定正是特定地域族群长期积淀、类似于习俗的文化艺术传统既滋养又制约的双重作用力在个体行为中的体现。中国有本土悠久的文化艺术传统，中国艺术家有其内涵深厚的历史规定；同样，欧洲也有本土悠久的文化艺术传统，欧洲艺术家也有其内涵深厚的历史规定。地域性的文化艺术传统越丰厚、越强大，身处其中的艺术家的历史规定便越丰厚、越强大——一方面，艺术家的艺术创造活动便越博大精深；另一方面，艺术家的负担便越重，新的艺术形式便越难形成。事实上，现代艺术虽然发源于欧洲，但历史短暂的美国才是它最相宜的生长土壤，才是现代艺术家最适合的冒险乐园。显然，特定的文化艺术传统是特定的艺术家活动的舞台。对于艺术家来说，一方面，这个舞台具有“制度”的意义和功能，艺术家只能活动于其中，其布景、灯光乃至脚本、观众都是事先设定好了的，它要求着艺术家只能如何如何而不能如何如何；一旦艺术家越出了舞台的规定，便会被制度所汰除。另一方面，这个舞台又是非常稳固的，具有其强大的惯性力，它维护着特定地域族群中艺术家创造活动的稳定与持久。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众多历史悠久的门类艺术延续发展至今，仍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生命力。

但是，特定的艺术传统并非一成不变的。从艺术自律的角度看，随着历史的推移，艺术传统在不断积累、丰富和完善，有其自身发展、更新的渐变过程，因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艺术家的历史规定并不完全相同。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看，艺术传统是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地域性文化传统其他诸方面的发展、演变乃至变革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对艺术传统造成影响，从而导致艺术传统的变化。而从不同地域文化艺术传统的相互影响来看，异域传统文化艺术的传入，也会在不同程度上与本土的艺术传统发生碰撞，或因融化而丰富，或由冲突而变革。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在艺术传统的演变中，学术思想的历史演变始终起着关键的作用。特定的学术思想是特定地域文化传统的最高、最集中的表现，是特定族群中的文化精英的思考与研究的结晶，代表着该族群最高的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探索方向，从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的改变到战争的爆发引起社会秩序与阶层结构的改变，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的重大变化都首先会敏锐地在学术思想中得到集中体现，并且反过来以各种方式逐渐影响、渗透到该地域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每个层面，最终造成该地域文化传统、艺术传统的改变。在中国艺术史上，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西汉中期“独尊儒术”的儒学思想，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想，唐代的“三教合一”的学术思想，北宋以来的道学学术及其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思想，以及清代的朴学学术，都曾深刻地影响着艺术家的艺术观念，促成了中国艺术传统的演进和嬗变。同样，在西方艺术史上，古希腊各种学派的学术思想及其在古罗马的延展，中世纪基督教学术思想，15世纪人文主义思潮，以及此后的经验哲学、启蒙思想、浪漫主义思潮等等，也都曾深刻地影响着艺术家的艺术观念，促成了西方艺术传统的演进和嬗变。近现代以来，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一连串的大规模战争与革命的爆发，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各种新的学术思想层出不穷，强烈撼动着既有的艺术传统，改变着艺术家的艺术观念——分属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的“超人”哲学、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等等的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支撑着西方现代艺术家从欧洲艺术传统中杀出一条生路。而随着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撞开中国的国门，清朝国运的急剧衰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改朝换代的革命，西学东渐的不断加剧，东西方文化交流愈来愈频繁，中国本土的学术思想在变，既有的艺术传统受到冲击，中国艺术家的历史规定也在变。

不可否认，任何一个艺术家都活动于某一时间点上，活动于当下，直接受到现实状况的影响与现实需要的驱使，因而具有显著的现时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家的时代规定。就艺术创造的取材而言，不同时代艺术家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熟悉，决定了他们在题材选择上的现时性。^[15]就艺术趣尚及其表现手法而言，同一时代特定的社会风尚及当时艺术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群体效应，无疑是艺术家的所谓时代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和后人确认其时代风格存在的主要依据。因此，中国清初画僧石涛在其画跋中提出“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法国艺术哲学家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也倡导艺术家的“时代精神”，这都可以视为对艺术家的时代规定的体认或肯定。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艺术家的现时性特征或时代规定与其历史规定并不相悖，恰恰相反，艺术家的时代规定乃是其历史规定在特定时点上的显现：一方面，艺术家所生活的环境、所浸染的习俗、所接受的教育都是既成的历史文化的产物，潜在的文化艺术传统养育了现时的艺术家，使之能够进入现时的艺术活动；另一方面，现时本身只是历史过程的特定的截点，是历史概念的另一种表述，任何一种现时状况或现时需要中都包含着深刻的历史原因。而艺术家的时代规定，无非是其依据现时的状况与需要对传统惯例所作出的适度的调整。

如前所述，特定地域族群的艺术传统有其稳定持久的制度性的一面，也有其流动可变的与时俱进的一面。前者主要体现着艺术传统的既成性，即艺术家历史规定的基本性征；后者则主要体现着艺术传统的现时性，即艺术家时代规定的基本性征。显然，艺术家的历史规定与时代规定是一体两面的，但在具体的艺术家理解时又常常会出现偏向——古今中外，片面强调艺术的继承性与片面强调艺术的时代性，都大有人在。事实上，艺术家的历史规定绝不意味着艺术家可以因循守旧、故步自封；艺术家的时代规定也绝不意味着他可以随波逐流、无视传统。艺术家必须研究本土艺术史，自觉接受地域规定与历史规定，同时必须关注当下的学术研究动态，敏锐把握文化传统的变迁，从中寻求历史规定与时代规定的结合点，并为自己的艺术创造活动找到学术支撑。中国北宋中后期苏轼、黄庭坚、米芾诸家对晋唐书法传统的批判继承和对当时“三大文化运动”学术思想的深入研究，^[16]开启了中国艺术史上影响深广的“尚意”书风与“墨戏”画风；同样，1 5世纪意大利艺术家阿尔贝蒂、达·芬奇诸家对古希腊、古罗马艺术传统的深入研究、全面继承和对当时人文主义思潮的充分接纳，造就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辉煌。19世纪以来法国艺术家一方面继承欧洲艺术传统，一方面接受当时各种学术思想的影响，使法国各种艺术流派盛极一时；同样，20世纪以来中国艺术家在继承本土文化艺术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吸收新学术、新观念和外来艺术样式，创造了中国艺术百花齐放的格局。

由此可见，艺术家的历史规定具有多重含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www.xing528.com)

1.特定的艺术传统为艺术家提供了基本的艺术观念和艺术规范，传统的不断积累使得一代代艺术家总是能够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前行、不断深化和完善既有艺术。

2.既成的艺术制度对艺术家的艺术活动有着强大的制约作用，它规定了艺术家自由创造可以被接受的限度，对其艺术探索有一定的钳制，从而保证了特定艺术传统的连贯性和艺术创造的方向性。

3.特定的艺术传统是流动的、变化的，其变化的动力与依据在于学术思想的历史演变；而其每一次具有显著意义的变化所体现的现时性，既包含着传统的积淀，也注入了新的内容，以“时代精神”的理念成为活动于此际的艺术家的时代规定。换言之，艺术家的时代规定乃是在历史规定的基础上，特定时点的社会风尚、学术导向与现时需求对艺术家的牵引。

4.艺术家依据现时的社会风尚、学术导向和审美需求对艺术传统所能作出的调整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被中国古人概括为“古不乖时，今不同弊”^[17]，即一方面，艺术家必须在继承艺术传统的同时自觉意识到时代规定，使自己的艺术行为始终跟上时代精神的要求；另一方面，现时的风气尚未经过历史的沉淀，其中难免良莠混杂、鱼龙俱下，这就要求艺术家必须在深入研究艺术史和学术思想史的基础上，以非凡的智慧对现时的种种现象有所甄别，真正把握住历史的逻辑和时代的脉搏，从而决定接纳怎样的新学术、新观念，对艺术传统作出何种方向、何种幅度的调整。否则，艺术家的盲目行为或许能在当时名噪一时，但最终只能被艺术史所淘汰。

综上所述，艺术家的地域规定与历史规定是每一个艺术家都必然具有的特定的时空禀赋，是特定地域的艺术传统赋予生活于其中的艺术家的基本素质。就其不可选择、事先给定的一面而言，特定地域历史规定提供给艺术家的，既是其从事艺术活动的特定基础、源泉和舞台，也是一种制度性的规范和标准，它决定了艺术家的民族传统性征。就其跨域交流、时事变迁的一面而言，特定时代跨域规定提供给艺术家的，既可能是其有所创造、有所突破的机遇，也可能是一种难以承当、易于迷失的陷阱；尤其是现时对传统的挑战，迫使艺术家作出恰当的选择，此种时代规定不但要求艺术家审视传统，而且要具有前瞻性，因而其中实含有未来指向，最能检验艺术家的见识与智慧。

古今中外艺术家的实践经验表明，艺术家必须自觉正视自己的地域历史规定，研究传统、关注学术，善于捕捉因本土传统文化自身发展而产生的某种程度的变异，或因跨域性文化影响而导致的本土文化传统的变异，以“本土为体，异域为用；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作为艺术活动的基本策略，为自己的艺术创造打下坚实而有效的观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