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最后的希望：写给青少年的清朝史与新政的兴衰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底，《辛丑条约》尚未签订，八国联军还在中国的国土上肆虐的时候，还驻留在西安行宫，没有返回北京的慈禧忽然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预约变法”上谕，上谕中提道：“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做后事之师。”“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并且要求朝廷百官、驻外使节、各省督抚等各抒己见，提出革新意见。

这道诏令一下，舆论大哗，没想到慈禧太后竟然也要实行新政。一时间朝野内外之人各怀心事，但关注着政局的进一步发展。毕竟此时与洋人的和谈还没结束，大清的未来还难以判断。

然而慈禧似乎已经笃定了想法，她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初三，下令成立了督办政务处，由庆亲王奕劻、李鸿章等人负责。上谕称，这一机构的设立是为了“变通政治，力图自强”，全面统筹规划新政的落实工作。

仿佛是怕人们不相信似的，此后朝廷又数次发布上谕，再三申明“变法”对清帝国的重要性。

晚清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变法运动——“新政”就这样在众人惊疑不定的目光中开始了。

经过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之后，慈禧逐渐认识到尽快变法对于清帝国的意义。前面已经说过，在戊戌变法的时候，慈禧并未对变法的内容加以反对，而只是对康、梁等维新派借助外国人的势力推进维新这一点甚为不满；但在百日维新失败以后，随着整个政局的极端保守化，变法一事也就无从谈起。然而八国联军的入侵，将所有保守派打得粉碎，这样维新变法的最后阻力也消失了。而且在洋人的步步紧逼下，慈禧意识到了只有从政治体制上也学习西方列强的那一套，才有可能和外国人“益加修睦，悉泯前嫌”。

张之洞和刘坤一很快就响应了慈禧的号召，于五六月间联名发出了三个奏折要求变法，内中详细叙述了变法的步骤和具体做法，史称“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他们指出，首先，要“育才兴学”，开办“文武学堂”，并且废黜八股考试制度和武科考试，并奖励到外国留学；其次，要“采用西法”，比如用洋法练兵，开展览会，铸银圆，发印花税票，等等。有趣的是，他们在奏折中还撇清了自己和康有为的关系，声明他们的办法和其主张并不相同，并且都是30年来已经陆续开始兴办的，有一定的基础。看到这个奏折，慈禧自然开心，朱批“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平心而论，这所谓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和康有为等人的维新主张实在是无甚差别，可以看到，其中的办法大多都是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时期推行的。

不过慈禧并不这么想，她曾经在最初宣称变法的上谕中严厉地指出：“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这话颇有些言不由衷，纯粹出于她个人对康有为等人的厌恶。

无论如何，慈禧的新政开始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在最初几年间，慈禧主要做了如下几件事情。(www.xing528.com)

第一，鼓励私人兴办工业，并给予一定的奖励：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廷成立商部，负责管理工矿业和铁路，后来又分管农业，由奕劻的儿子贝子载振担任尚书。载振之前曾经公派出国到欧美各国以及日本考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也算略有所闻。载振就职后制定了一部《奖励公司章程》，改变了以往官督商办，将工业资本控制在官方手中的做法。不过这一章程效果实在有限，仅仅是对于投资兴办公司的商人根据投资额的多少赏以不同的官衔，真正降低关税、保护产权等能够切实激起资产阶级投资兴趣的措施则一点也无。

第二，废除科举考试制度，兴办新式学校，提倡出国留学。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起，清廷就开始逐步废除科举考试制度，先是大力要求各省选派学生赴西洋各国学习专科，第二年又颁布了学生章程，规定了在各级学堂毕业者，同样可授予贡生、举人、进士的头衔，并且通过科举考试者还要进入京师大学堂继续学习。终于，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袁世凯为首，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附议，奏请停止科举，推广学校。清廷批准这一奏议，下谕旨从第二年开始，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试，历经千年，屡有变更的科举制度，就这样被废除了。

第三，改革军制，将旧式的绿营、兵勇逐步遣散，代之以新建陆军。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廷成立了练兵处，由奕劻主管，但实际负责人是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袁世凯早年就有在天津小站练兵的经验，对此自然得心应手。光绪三十一年（1905），北洋军6镇编成，共6万余人。北洋军采用了德国的陆军建制，将陆军分为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等不同兵种，并分设左右两翼，每翼有若干营。此外，还配备新式武器，采用“洋操”练兵。后来，袁世凯的练兵之法逐步推广到全国，各个省份先后都成立了“新军”。不仅如此，各省还设立了武备学堂，并从光绪三十年（1904）起，每年选送百余人到日本学习军事。到此为止，慈禧的新政确实没有比百日维新更加值得让人注意的地方，不过，事情并不仅仅这么简单，到了光绪三十年（1904）慈禧居然开始了立宪的步伐，这恐怕是新政最让人惊讶之处。

其实，早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张之洞和刘坤一就提及要学习日本，推行君主立宪制，但当时尚未有太多人响应。新政推行几年后，这一看法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从光绪三十年（1904）起，先后有数名地方大员上奏要求朝廷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立宪政体。

在这些重臣的压力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慈禧听从袁世凯的意见，派遣“考察政治大臣”五人，出使西洋，实地调查各国宪政情况，不过，清政府的立宪之路不会太平。五人刚到火车站就被革命党人吴樾的人体炸弹炸死，此事只得推迟。半年以后，清政府又成立了“考察政治馆”作为专门的政治改革机构，为立宪改革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依据。同时，考察政治大臣们分为两批，再次出发了。半年之后，考察团先后回国，写了大量文字报告，陈立宪之种种好处，其中，还有几位满族亲贵对宪政持拥护态度，这极大地影响了慈禧的决定。

光绪三十二年（1906），慈禧颁布谕旨，决定“预备仿行立宪”。预备立宪的工作紧锣密鼓地准备了起来。第二年，清廷将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由奕劻亲自负责；又成立了资政院筹备处。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纷纷成立立宪公会，准备迎接立宪。光绪三十四年（1908），千呼万唤始出来的《钦定宪法大纲》和《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终于颁布了，与此同时还颁布了《臣民权利义务》《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三个附录。文件中的君权色彩虽然仍旧浓得化不开，但也体现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对现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都做了规定和限制。文件还决定，第二年推行地方谘议局和中央资政院选举，并以9年的时间筹备宪法。从此以后，整个中国急速地走上了宪政国家的探索之路。

可惜的是，就在这一年，光绪和慈禧先后去世，而后来的接班人——摄政王载沣未能忠实地执行慈禧的立宪政策，这使对清廷还抱有一丝希望的立宪党人们大失所望，大清的江山终于毁在了立宪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