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史分享给青少年，揭秘来自民间的反抗

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夏之交，北京城的居民惊讶地发现，城里忽然多了不少头裹红黄两色头巾，腰缠红黄两色板带，打着绑腿，身背大刀，手持长矛的男性农民，这些人自称为“义和拳”。他们少者三五成群，多者数十上百，大多数操着直隶方言。

很快，义和拳就在一些热闹的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有胆子大一点儿的居民偷偷跑去他们聚集的地点窥视，只见这些人围在一起，先是舞刀弄棒，接着求神拜佛，围着香炉念念有词，少时，便有人大叫一声，人事不省，少顷便站起身来，手舞足蹈，仿佛被神佛上身一般。过了不久，有不少年轻女性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这些女子的穿戴与前者相仿佛，不过是手持红巾和红灯，她们自称“红灯照”，虽然很少舞刀弄棒，但据说她们的法力更为高强。令人惊奇的是，这些义和拳民不仅没有被官府驱赶，反而迅速成了他们的座上客。一些规模较大的组织，甚至和朝廷里的王爷们搭上了关系。很快，北京城就成了义和拳的天下。

义和拳最初产生于鲁西南地区。这一地区位于山东、河南、江苏的交界地带，丘陵起伏，自古以来就是盗匪多发的不平之地；又由于黄河古道经过其上，每次黄河决口改道，都会给当地人民带来严重的灾害；此外，旱灾也经常威胁着这一地区。清末以来，太平天国的北伐和捻军的叛乱都严重地影响了这里。甲午战争时，此地的清军被调走参加战争，这使当地的治安情况更加恶化。在这种情况下，曾经在民间秘密流传的大刀会逐渐兴起了。

光绪二十一年（1895），大刀会兴起于鲁西南的曹县、单县等地。最初它只是为了保卫家园和财产不受土匪的侵扰，而由当地村民自发组织形成的武装团体，参加者都是当地的富裕人家。

虽然乍看起来像个武术团体，但大刀会举行的活动和所练的功夫却带有浓厚的宗教和迷信色彩。大刀会为了募集成员，往往采取唱大戏的方式；而其成员则都擅长所谓的金钟罩硬气功。据说，只要其成员事先焚香祈祷，念咒吞符，发功以后他们的身体就能刀枪不入。

而与此差不多同时稍晚，在鲁西北地区出现了迷信色彩更为浓厚的“神拳”组织。黄河与大运河从鲁西北相交而过，因此当地的自然灾害更加频繁。与鲁西南地区不同，鲁西北地区由于贫穷，农业发展极其落后，商业贸易就更不可能发展起来。这也为秘密宗教和巫术的兴起提供了土壤。

有些说法称，神拳是受到白莲教信仰影响而产生的一个宗教组织，但神拳的有关人员却坚决否认这些说法。他们并不秘密举行活动，崇拜的神祇也并非白莲教所崇奉的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神拳是公开练习拳脚并举行宗教仪式活动，包括请神降神、念咒吞符等传统的民间宗教仪式等。与大刀会不同，神拳的参加者大多是贫苦农民。(www.xing528.com)

无论是大刀会还是神拳，一开始都没有受到官府的压制，因而得以迅速地发展。然而，随着这些组织的扩张，它们不可避免地与当时同样迅速发展的天主教会组织发生了矛盾，于是暴力和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大刀会和神拳都宣称要维护正统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自然会和教会的势力发生冲突。光绪二十二年（1896），由于土地划界冲突问题，大刀会和教民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争斗。在争斗的过程中，大刀会将矛头指向了外国传教士。第二年年底，在曹州府巨野县发生了著名的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不明身份的人杀害，据说凶手是大刀会的人。然而老百姓出于对官府的不信任，以及对官府和洋人勾结的痛恨，反而更加支持大刀会的行为。

神拳组织在对待教会势力的态度上，并没有和大刀会相差多少。比较著名的就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山东省冠县梨园屯的玉皇庙被教民占据，要改建为教堂，这激起了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阎书勤和赵三多领导拳民示威并包围了正在修建的教堂，终于迫使教会放弃了这一努力。与大刀会受到的待遇一样，神拳也遭到了官府的镇压。

尽管自从曹州教案以来，官府就严厉禁止此类反洋教斗争，但事与愿违，山东各处反对洋教的暴动和武装冲突越来越多，并且发展成为与清政府的战斗。例如，著名的朱红灯与本明和尚率领的拳民，攻进平原县，导致了著名的森罗殿之战。在战斗中，大刀会和神拳逐渐被百姓混为一谈，而这两个组织之间确实也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迹象，他们将名字改为了“义和拳”，并且打出了“扶（助）清灭洋”的口号。

这时候，山东巡抚张汝梅已经由于镇压不力而被撤换，新上任的山东巡抚毓贤是一个具有强烈排外情绪的守旧派官僚，因而对义和拳的态度要温和得多。他虽然最初也进行了几次对义和拳的镇压，但发现无济于事以后，便采取怀柔政策，除了对义和拳的首领严惩不贷，对其他普通拳民则收编为民团，企图为我所用。于是“义和拳”又逐步改名为“义和团”。彼时适逢山东地区遭受旱灾，大量的贫农参加了义和团。结果在毓贤的纵容下，山东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呈现飞速发展之势，并且向直隶蔓延开来。

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兴起让西方列强甚为紧张。在洋人的压力之下，毓贤调任山西巡抚，由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坚决反对义和团运动，在他的镇压之下，山东地区逐渐失控的局势有所缓和。义和团不得不向直隶地区移动。而直隶总督裕禄则和毓贤一样，对义和团的态度甚为暧昧。于是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下半年开始，义和团运动扩展到了直隶，并逐渐进入了北京。大清帝国最后的闹剧要开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