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维新运动的失败与慈禧的处死令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兴起的这场变法维新运动，到8月已经呈现出举步维艰的状况。

此时的光绪皇帝如笼中的猛虎一样心绪不宁，他认识不到自己的施政手段和能力距离要熟练掌握这个庞大的帝国还有一定的距离，而是将一切都怪罪在大臣头上。与此同时，在京城西郊的颐和园里，慈禧却在过着悠闲的日子，作为掌握大清朝最高权力30余年的女人，她非常明白推行新政的难度有多大，以她对光绪的了解，自然知道光绪仅靠一个人的力量并不足以完成这项几乎是亘古未有的运动。

唯一的变数，在于康有为。慈禧虽然看过康有为的文章，但却并没见过这个人。她在思考这个看起来有些离经叛道的书生是否真的有本事使已经死气沉沉的大清帝国扭转乾坤重获新生，当她发现自己的情报并不足以做出这一判断时，她召见了李鸿章，希望从这位年高德劭的老中堂那里得到一些消息。然而李鸿章却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李鸿章认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是典型的意气书生，他们虽有满腔热血，却只懂得空谈救国，不懂得中国的官场之道，没有任何政治谋略和经验，更缺乏起码的政治手腕和妥协精神。

事情果然不出李鸿章的预料。很快，光绪皇帝和朝中大臣之间的矛盾就激化了。

9月初，礼部主事王照上疏一封，要求皇帝与皇太后出洋游历东西洋各国。由于清廷旧制，礼部主事不能够直接上奏，王照便将奏疏交给礼部两位尚书，拜托他们代为呈上。此时礼部的两位尚书分别是满尚书怀塔布，汉尚书许应骙，他们并不十分支持变法维新，自然懒得搭理王照。谁料王照是个暴脾气，见两位尚书如此轻慢自己，便忍不住大吵起来，一时闹得不可开交，居然惊动了光绪帝。

光绪皇帝正为新政不能顺利推行的事大为光火，欲找个借口狠狠整治一下这些和自己为难的大臣，于是就将礼部两位尚书与四位侍郎的职务一并革去，而代之以少詹事王锡蕃、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暂时代理左右侍郎处理工作。

朝中的大臣见皇上动了真怒，自然不敢多说什么。可是光绪太小看朝中的满族人大臣。被革职在家的怀塔布居然授意其妻到慈禧面前告状。压不住火的慈禧罕见地把光绪叫到颐和园，狠狠地训斥了一番。(www.xing528.com)

然而，此时初尝权力滋味的光绪已经不愿意再忍受慈禧的指责。他并没有冷静下来仔细思考在处理王照事件中自己是否有不当之处，反而暗暗抱怨慈禧横加阻拦混淆是非。他坚定地认为，正是慈禧的专权，才让新政处处碰壁，因此必须除掉慈禧，新政才能够成功。

越想越觉得有理的光绪当即写了两封手谕分别给军机四章京和康有为，向他们抱怨了新政推行之难，并说明自己在慈禧的控制下甚为不自由，要求他们几人速想办法云云。这几人接到了谕旨，细读之下，自然明白了光绪帝字里行间的意思。可叹这些维新志士，竟然没有一个人冷静地劝阻光绪帝少安毋躁。

很快，短短一周时间，光绪帝接连三天接见袁世凯，并加封其为兵部左侍郎。正当袁世凯惊疑不定的时候，9月19日夜，谭嗣同来到袁世凯下榻的法源寺，将围园杀后的计划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面对谭嗣同正言厉色的谆谆教导，袁世凯答应得非常爽快，他一口就答应调动新建陆军进京实行计划，并拍着胸脯保证道：“杀荣禄，如杀一狗耳！”

然而，维新派的苦心终究化为了泡影。一方面，慈禧太后早就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了维新派意欲与洋人联手，将主权拱手付与洋人的计划。在谭嗣同夜见袁世凯的同一天清晨，慈禧忽然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直奔养心殿，控制了政局。而另一方面，袁世凯的慷慨激昂只是做戏给谭嗣同看，第二天早上他一回到天津，就立刻向荣禄通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于是，维新派的全部计划，就赤裸裸地呈现在了慈禧的面前。

慈禧知道全部计划后，发下懿旨，以光绪生病，不能临朝视事为由，将光绪帝软禁于瀛台，并下诏抓捕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没过几日，徐致靖、军机四章京，以及御史杨深秀、康有为之弟康广仁悉数被捕，而康有为与梁启超事先已经离开了北京，从此流亡天涯。这场持续一百余天，史称“百日维新”的运动就这样宣告失败了。

七天后，慈禧下令将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等维新派人士处死，这就是历史上的“戊戌六君子”，也是为维新变法流血的第一批人。

戊戌变法的失败，把人们依靠朝廷本身的改革来强国的最后一丝梦想彻底击灭了。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更趋激烈，清朝错过了最后一次变革维新的机会，同时也丧失了选择发展道路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