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在太平天国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见识了外国列强坚船利炮和新式洋枪的威力，意识到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军工厂，必须自己生产制造新式洋枪洋炮，才能应对内部战争的需要以及更好地与列强对抗，继而掀起了影响广泛的“洋务运动”。李鸿章更是成为“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其历史功绩褒贬不一。
1865年，李鸿章兴办了江南机器厂和金陵制造局，主要生产枪炮、子弹等。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创建船政局及马尾船厂，这些都是“洋务运动”迈开的第一步，在“洋务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再看日本，它与中国一样，都是闭关锁国的国家，发展水平相差不大。1842年，慑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日本不得不向西方列强妥协，开放一些港口，允许这些国家的军船补充煤炭和水。而发生于1853年的“黑船事件”才让日本真正敞开大门。
1868年，日本倒幕运动以倒幕派获胜告终，天皇摆脱了千百年来的傀儡身份，真正成了日本政权的最高领导者。同年4月，明治天皇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发出了第一封御笔信，宣布从此以后的日本，将是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日本走上了“明治维新”的道路。
日本和中国一样，几乎同时被强迫打开了大门，同时意识到了奋发图强，并同时进行了革新，但是为什么结局却正好相反，是一个值得让人们深思的问题。
日本明治新政府成立之初，发布了《五条誓文》：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三、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www.xing528.com)
四、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这《五条誓文》起到了一个临时宪法的作用。它赋予了日本国民一个很重要的权利，即参政议政权。从此以后，无论是哪一层的日本人民，都可以毫无限制地对国家政治发表自己的意见。无论什么事情大家都可以在会议上各抒己见，同时，政府也向民间、向大众征求治国的方针政策，希望举国上下齐心协力，共同治理国家。
日本新政府之所以实施这样一系列的民主方针政策，是出于一种强烈的危机感。自古以来，日本便生存在中国的阴影下，当中国国势日衰之际，西方列强又纷至沓来。这种隐忍了数千年的局面让近代日本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再加之当时的日本幕府残余势力仍抱着反扑的梦想，在内忧外患之下，如果国政上不再对民意有所反映，那么不仅建立不起一个可以与西方列强相抗衡的国家，更有可能会彻底地沦为西方的殖民地。由此，日本诞生了一个新的制度——《建白书》。
所谓《建白书》，就是类似于提案的一种书面建言，无论是朝中大臣还是贩夫走卒，甚至是当时日本尚未彻底解决的四个阶层中的最下等人民，都可以针对国家的政策无所忌言。另外，颇有价值的建言还会通过在报纸上选载的方式造成更大的影响。
日本政府的努力没有白费，新制度诞生不久，大量的《建白书》便如雪片般纷至沓来。
“明治维新”是一次全面的革新，是一次质的飞跃。它从上至下对国家的政体做了全新的变革，以天皇为中心的立宪君主制建立了起来，近代的教育制度、军事制度、土地制度、银行制度等也随之建立。日本正是有了这些近代制度的支撑，最后才能大踏步地前进跟上西方国家的脚步，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列强中的一员。
而清朝的“洋务运动”只不过是一种量的变化，并没有达到质变。国家政体没有丝毫变化，封建主义制度丝毫没有被触动，其落后性根本不能与日本的君主立宪制的先进性相比。虽然在清朝末期也曾出现过戊戌变法，但那毕竟如同流星般迅即陨落，百日维新很快被保守势力镇压，随着六君子的人头落地，中国近代一次变法图强的努力，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它是一次不成功的政变。清朝那架破破烂烂的马车，颤颤巍巍地走上历史的老路，最终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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