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政权的改革之路-写给青少年的清朝史

皇太极即汗位后，不满足于守成，不满足于发一隅。他看到了满洲人强大的力量，也看到了明王朝的腐朽，深知自己正逢入主中原、为后世子孙开创基业的绝好时机。不过他也明白，要做到独霸天下，仅凭此时的后金绝无可能——此时的后金不论是内部还是外部，都存在着深重的危机。为了改变这种内外交困的现实，使后金政权得到巩固和发展，睿智的皇太极下决心要走改革创新之路。

为了纠正努尔哈赤后期时的统治弊端，稳定后金统治，加强对汉族人的管理，皇太极认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于是他即位后颁布的第一道上谕，就是对努尔哈赤在辽沈地区实行的制度、政策改弦更张。

针对汉族人大量逃亡，他规定无论汉官汉民从前有欲潜逃者，还是与明廷有往来者，即使被告发，也概不论处，唯以后不得再犯；针对汉族人的不满情绪，他规定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役满汉勿致异同。他还规定满汉贵族、官员及其下人，不许擅自掠取庄民的牛羊鸡猪，也不准勒索汉官财物，违者责罚；针对粮食不足，他规定停止修筑城郭边墙，以恤民力，专勤田亩，专心务农，发展生产。

这些措施中最重要的是对汉民的管理。皇太极把从前每十三丁编为一庄、依满官品级高低配给为奴的编制革除，重新规定：按品级每备御给壮丁八人、牛二头以备役使，其余人分屯别居，不与满族人杂处，编为民户，用汉官管理；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颁布《离主条例》，其中规定：凡奴隶主犯有私行采猎、擅杀人命、隐匿战利品、奸污属下妇女、冒功滥荐、压制申诉等罪，许奴仆告发，准其离主。这一条例，限制了满洲贵族的某些特权，有利于奴仆争取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经过几年努力，后金的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粮食基本上能够自给，社会矛盾得到缓和。不过这些措施在实际贯彻过程中并没有全部得到应有的落实，汉族人的处境虽有所改善，但逃民问题未能根本解决。

通过对旧制度旧政策的变更和改革，百姓得到一定的安定，社会秩序略有好转。

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建国号为“清”，改年号为“崇德”。是年，他依据汉官的建议，实行开科考试、荐举人才、设置都察院，明尊卑，等等。汉官熟悉明朝典章制度，洞悉明廷的弊端，皇太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并赏赐汉官奴仆、马匹，调动了汉官的积极性，使其竭力施展才华以报答皇太极。(www.xing528.com)

对于先进的汉族文化，皇太极也表现出孜孜以求的浓厚兴趣。他即位不久便设立文馆（内三院前身），把文臣分为两班，一班记注本朝政事，以究其得失；一班则专事翻译汉文典籍，以吸取和借鉴汉族统治政权的经验，将《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以及《孟子》《三国志》《资治通鉴》等译成了满文。

皇太极的建国方略，是在强调“满汉一体”和治国在于安民的方针下制定的。皇太极大胆地使用汉族、蒙古族文臣武将，适时地解放奴隶，实行满、汉、蒙共同治国治军，并注重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为满洲政权的汉化带来了促进作用。

但有一点可惜的是，皇太极对这些改革措施的监督不力，致使一些好的改革措施没能得到落实。另外，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者，皇太极没有向北魏孝文帝一样尽量与多数民族——汉族同化。比较强烈的民族差异和做事原则所产生的矛盾，在后来给满、汉关系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皇太极大力加强中央集权，推行汉化政策的过程中，范文程成为皇太极身边不可缺少的人物。他虽不在议政大臣之列，但他几乎能参与所有重要机密、对内对外方针政策的制定，国家机构的建立和完善，各级官员的任命。皇太极在晚年时随着权力的集中，性格越来越暴躁，许多亲王、大臣动不动就被他削爵，或被他罢官，而范文程却始终被他宠信。

皇太极对汉族人范文程视若心腹，但对自己的兄弟却没那么慈悲。他深知，自己的皇位得来得不那么光明正大，手足觊觎之心不可不防，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皇位易主的事宜，更与政权的稳定息息相关。在强敌环伺的环境下，唯有把大权握于自己的手中，皇太极方能实现努尔哈赤未竟的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