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浒之战：深远影响与明朝腐败

明军共集结11万大军兵分四路向赫图阿拉进逼，意欲会师于后金都城。而努尔哈赤手中总共只有4.5万人马，虽然在准备与大明军队正面交锋时便已经把军备准备充分，但相对于可以随时调拨全国武装力量的明政府来说，还是有着天壤之别。如果努尔哈赤与之硬碰硬，无异于以卵击石。

面对这种不利局面，努尔哈赤并不担心。范文程在了解了整个局势之后，提出一条“管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作战方针，并指出后金无须忌惮明军的强大实力，因为明军的内部矛盾，为后金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条件。

明军方面战略部署完毕之后，原计划于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1619）二月二十一日兵出辽东，然而天公不作美，自十六日起辽东普降大雪，明军出兵日期被迫推迟。但内阁首辅方从哲却无视天气状况，一再敦促杨镐出兵。

方从哲担心，一旦作战过久，那么庞大的军费开支势必会使本已千疮百孔的国家经济雪上加霜，只有速战速决才是正道。在这些朝中大员眼里，一个小小的后金不足畏惧，根本无须大费周章。而久经沙场的杨镐方面清楚地知道天气因素会给作战带来什么样的不利影响，尤其是深入对手所控制的范围中去；再加上粮草迟迟未送到，更是无法出兵。

明军方面的文武双方各执一词，却没有想到正是因此而把出兵时间泄露给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又让治下的汉族人充当间谍，深入明军腹地，把杨镐方面的作战意图、进军路线、兵力部署等各方面侦察得一清二楚。如此一来，战端未开，明军就已失胜算，陷入了被动局面。

再加上明军四路大军的将领之间早有罅隙，作为最高统帅的杨镐也无力约束，兼之明军战线铺开足有600里之广，相互之间信息沟通不便，这对于分路配合作战来说是最为不利的因素。这一点，正是范文程敢提出“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因素。

明军西南路军由李成梁之子李如柏率领，而努尔哈赤仅用500人便抵挡住了来自西南方向的佯攻；西路军则由杜松率队，4.5万（另一说为3万）人马正遇到努尔哈赤的主力部队，顷刻之间便灰飞烟灭，杜松也中箭身亡。

西路军覆灭后，努尔哈赤率主力北上，在萨尔浒山（今辽宁省抚顺市东）直接面对马林的北路军，又形成了一场单方面的屠杀，马林侥幸逃脱。

而此时的东南路军统帅刘尚不知道其他两路军均已战败，仍旧按原计划继续北上，恰恰陷入了后金军的包围圈。激战之后，刘命丧辽东。

李如柏方面被后金五百兵马阻拦在虎拦岗（今属辽宁省本溪市）之后，始终按兵不动。杨镐得知杜、马两路相继惨败，急命李如柏、刘在军后撤，而刘尚未接到命令时便已全军覆没，李如柏只得匆忙回撤。得知李部撤退的消息之后，努尔哈赤仅用了20名哨骑兵便将李如柏军搅得大乱，使明军自相践踏，伤亡惨重。(www.xing528.com)

此次大战自三月二日正式打响，三月五日宣告结束。不到五天的时间里，明军方面45800多名士卒战死，刘、杜松等310多名文武官吏魂归西天，马、骡等牲畜损失近3万匹；而后金军，仅付出了2000多人伤亡的代价。

萨尔浒之战对于作战双方来说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明军方面，杜松与刘战死沙场，仅仅过了三个月，侥幸从萨尔浒战场上逃生的马林也死在了同样是与后金军交战的开原之战中，四位明军主将已去其三，仅剩下李如柏因为始终没有与后金军正面交锋而留得一条性命。然而战火没有烧掉李如柏，朝中政局却让他魂归西天。

萨尔浒之战结束后不久，监察官便对李如柏提出纠劾，原因是李如柏的父亲李成梁曾经把年幼的努尔哈赤收归帐中，厚待于他，甚至还有将之收为义子的传言。所以努尔哈赤跟李如柏“有香火情”，奏折之中已明显地透露出对李成柏有通敌嫌疑的怀疑态度。不过当时的万历皇帝对此不置可否，此事暂且风平浪静。然而过了一年半之后，辽东地区的局势更加紧张，这件事又被某些别有用心之人重提，重压之下，李如柏为表心意，自尽明志。四大军事将领相继离世，对于本已风雨飘摇的明朝武装力量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作为萨尔浒之战明军方面的最高统帅、辽东经略杨镐，自然也推卸不了战败的责任。杨镐在兵败之后引咎辞职，此时的朝廷还算是网开一面，让他极力整顿以图再举。然而没过多久，辽东的开原和铁岭又相继在杨镐的手里沦陷，杨镐还是被定罪入了狱，直到明崇祯二年（1629）病死狱中，才结束十年的牢狱生涯。

兵败萨尔浒的消息传到京师之后，为数不少的人认为后金军即将打出山海关，进而围困北京城，从而开始纷纷囤积大米，以备不急之需，这就进一步破坏了明朝的财政。

从根本原因上来看，拥有火器、兵力占优的明军之所以败在了一个本以游牧为生的政权手中，实质上是因为其官僚机构之腐败已经到了一个无可挽回的地步。这种腐败早已有之，只不过是萨尔浒使之彻底地暴露出来了。明帝国之覆亡，只此便可以预见。

此战之后，明朝的实力大为衰弱，再也无力阻止后金政权的进一步发展，被迫由主动进攻转入被动防御。而明朝的对手，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则因此而实力倍增，随之而来的，是其政治野心的大幅度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