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古洋行自始即以轮运为经营重点。一八七二年该行全部轮船仅有旧船七八艘，航行于长江各口及沿海一带，太古总行为了深入把持中国航业，将轮船部划出，以一百万镑资金在伦敦组织了一个大规模专营中国航运的机构——中国航运公司（China Navigation Co.），在香港、上海两地设立分公司。太古洋行自然是这个公司的绝对大股东。随后又在香港设立了船坞。一八七五年太古洋行开辟了香港——广州航线，从珠江口向内地伸展。一八八一年在天津设行后，太古洋行行驶于津沪线的仅有“奉天”、“顺天”、“通州”三船，行驶于津港线的仅有“夔州”、“惠州”两船，沿途在烟台、威海卫、汕头、广州等地装卸货物。数年之后，便增加了“武昌”、“盛京”等号二十余艘。
入民国后，在北洋军阀混战时期，日本轮船的势力逐步增长，一般外轮都受到排挤，惟有英国在华的航运业务始终维持稳步前进的局面。一九三三年太古洋行一家的轮船即增加到七十九艘，总吨数一百五十余万吨。当时太古洋行在华航线有十七条，除中间站不计外，包括的终点有：上海、安东、青岛、大连、宁波、广州、营口、汉口、宜昌、湘潭、常德、香港、新加坡、海防、雪尼等。以天津为起点的更有对上海和广州的专线两条。太古洋行以轮运为主要业务，与怡和洋行以兼作许多他项营业者不同，故此对这些航线上轮运的管理较怡和为严密，尤其太古航线包括东三省在内，比怡和洋行的航线为长，所以航运上的利润太古超过了怡和。
为了发展庞大的轮运系统，上海太古洋行总行在厦门、广州、长沙、烟台、重庆、汉口、九江、南宁、宁波、汕头、青岛、安东、大连、哈尔滨、沈阳和天津设立十六个分行，并在较小城市设有若干代理店。特别是对天津口岸的把持不遗余力，在大沽口外有自设船坞一处。由于天津海河狭窄弯曲，船身稍长的轮船一入海河便不能转头，太古洋行为了独占进出海河的生意，特在英国订制了“湖北号”、“湖南号”两轮，以适应海河的特殊情况。
天津海河不止弯曲过多，而且河身太浅，虽然从一九〇一年即开始疏濬裁弯，其深度也只能容吃水十七、八英尺的轮船驶至万国桥（今解放桥），吃水再多的大船仍然须要在大沽口外停泊。为了便利进出口货物装卸，太古洋行除参加英商大沽驳船公司外，自己还成立了一个驳船组织，从开业起一直把持着英租界太古码头和在旧俄国租界海河岸的太古河东码头，自装自卸，操纵自如，形成整体的轮运网。(www.xing528.com)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前的几年中，是太古洋行航运业务最发达的时期。那年的上半年，英国在天津的航运公司居第一位，日本轮船竭力扩张，虽已赶过美国，仍在英国之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太古洋行和所有英美商行一度停业。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太古、怡和两行立即复业。为了加强竞争力，它们合组了一个远东轮船公司，往来于天津、上海、广州、汕头之间，并由香港增调船只，补充实力。后又取消合作，各自经营。
与此同时，太古、怡和两行为了把持货运，排挤后起的中国民营轮船公司，与招商局组织了一个“联组”。联组大权操在太古手内。它们规定如客商在一年之内把所有货运全部委托给它们，到年底按已缴运费退回一部，以此广为招徕。在这三个大轮船公司中，太古洋行因为在上海的码头距离市区较远，又暗中给托运户一笔回扣。自从他们施行这种利诱的手段以后，中国南北各轮船公司如民生、三北、直东等等都受到严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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