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古洋行的组织与发展：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太古洋行于一八一二年创立在英国兰开夏郡的利物浦港。它的创立人是苏格兰丝织品商人司考特（John Henry Scott）。司考特见到远洋航运的有利，纠合了一个名叫司韦尔（J.S.Swire）的合资设立了John Swire & Co.，经营船业，在苏格兰克来德地方设立一个小造船厂。这就是太古最初的组织。随着营业逐渐发达，由造船进而经营航运，后将行址移至伦敦。一八六一年清政府受英法武力压迫，正式签定了《天津条约》之后，太古洋行即以香港为基地来远东活动。司韦尔的继承人来到上海后，于一八六七年代表伦敦总行与一个有力的英商巴特费尔德（Butterfield）合作组成太古洋行远东总分行，行名改为Butterfield & Swire，但是为了表现司韦尔的老招牌，在行名下永远附带着John Swire & Son，Ltd.一行小字。

自一八六九年起，太古洋行远东总分行在我国沿海和内地迅速设立了分行和办事处数十处，把我国沿海和沿长江的内地航务牢牢把持起来。最初在克来德所设的小造船厂，这时在太古洋行附属营业的地位上对太古洋行轮运业的急速扩充起了相当的作用；后来天津太古洋行为适应天津海河情况而特制的轮船，即是这个船厂所造。

太古洋行天津分行成立于一八八一年。初来时，在英租界河坝道（现在台儿庄路）聚立洋行旧址设立办事处，仅有平房九间。轮船方面也只有几艘破旧船只。由于天津为华北航运中心，又有上海总行广大业务的支持，天津太古洋行从一设行就急遽发展起来，到一八八六年五年间的时间，累积起大量资财，建立了维多利亚道（现在解放北路）117号的天津太古洋行大楼。营业方面随着上海总行的扩展，逐步膨胀，除轮运外还兼营糖业、油漆、保险、驳船等业务，而以垄断食糖为重点。

天津太古洋行成立后，即利用买办郑翼之恣意掠夺了四十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太古洋行英国人看着郑买办发财太大了，立意要把这项巨大的买办所得转化为英国人自己的收益，利用伦敦总行派人来津查帐的机会，宣布改定营业制度，所有各部门的营业都自成一部，由英国人直接经营，每个部门用一个华籍高级职员为辅。此后轮船部即将原来的大写罗耀廷提升为副理，给予固定的工资，另按营业额给予1%的佣金。罗耀廷之充当副理仅是在外国人手下奉命办事，不但佣金较买办减少三分之二，最大的问题是原来买办职权内的一切不法利得，全部成为英国人的合法收入，也就是说被剥削的中国人民依然或者更严重地被剥削，而各部门华籍副经理的收入则较之买办时期相差天地了。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太古洋行一度停业。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太古洋行卷土重来。这时轮船部副理罗耀廷年老乞退，罗耀廷之子罗振东曾在上海、广州、汕头、香港等处太古洋行实习了二十年，对太古洋行业务熟习，继其父充任天津太古洋行轮船部副理，一直到一九五四年太古洋行结束。在结束之前，太古洋行的运费收入数额仍是惊人的，如一九五一年的运费为英镑四十九万余镑，港币六万余元，营业全盛时期更可想见。(www.xing528.com)

英国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夺一贯是老谋深算无孔不入的。一九四五年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后，航空交通逐渐发达，太古洋行见到这种趋势，首先把国外各大航空公司的代理权抢到手里，包括从中国通往缅甸、越南、泰国、菲律宾、婆罗洲、马来各大城市转赴欧美的航空线。当时太古洋行代理的航空公司有澳洲国家航空公司、锡兰航空公司、太平洋航空供应公司等，并代办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南美航空公司、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菲律宾航空公司、北欧航空公司等处的客票。

太古洋行因为营业集中在轮运和食糖两方面，业务种类比怡和洋行简单，因而英籍和华籍的职员人数都不多。但是仅仅在这少数职员中间，中外人的待遇也相差极大。英籍职员月薪平均八、九百元，有的在九百元以上。他们平常有医疗照顾，每年还有三周的公休。每满三年英籍职员可以公费回国探亲一次，旅程日期工资照发。中国职员月薪平均五、六十元，最高的才一百二十元，工友月薪二、三十元，全没有福利待遇。

为了拢络华籍职员，英国人定出一种少得可怜的赏金办法，名为“太古服务基金规则”，共十三条。规则规定所有华籍职员经行方许可得于退职时由此基金内获得一些赏金。被行方批准有资格领受赏金人在行工作十年至二十年，年龄按英国的计算法满五十五岁者，可得按每一年得月薪的四分之一的赏金，工作二十年以上者二分之一。所谓十年、二十年的开始日期听凭行方指定。此项基金支付时之货币种类、存储香港或其他银行的措施以及英文规则的解释，全由受托保管人决定。因为受托保管人是由行方指定的，所以实际上这种赏金在太古洋行直接掌握之中。华籍职员在工作中如有使行方蒙受损失之处，其受赏资格即被取消。因病或因工作能力不够离行者，也不得领受赏金，除非行方予以特许。用这种苛刻的条件，太古洋行驱使华籍职员为他们卖命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