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丰银行的经济掠夺：英国的真实故事

常 南

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经济侵略，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开设银行，利用货币资本的特殊机能，通过不平等条约，凭借政治特权，造成业务经营上的优势与垄断，由控制金融市场进而掌握经济命脉。英国汇丰银行就是英帝国主义从金融上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一个专业银行。远在一百年以前，英国侵略者就坦白招认：“在东方的全体企业中，无论在发展的速度方面，在成就的可靠方面，在影响的广泛方面，在基础的稳固方面，在前景的美妙方面，很少有几家赶得上汇丰银行。”^[1]

一八六五年，汇丰银行首先成立了香港总行和上海分行。它的英文名称叫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直译为香港及上海银行有限公司。

天津汇丰银行开设于一八八〇年，是天津英租界内第一家外商银行，距天津辟为通商口岸后二十年，较中国在上海自办的第一家银行还早七年。当年汇丰银行所以在天津设置分行，当然是基于侵略上的需要。首先，因为当时汇丰银行和清朝政府已经发生借款关系，北京是清朝政府的首都，天津则是北京的门户，为了保持和扩大借款关系，建立天津这个据点，自有必要；其次因为当时天津已经辟为通商口岸，它在经济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个地方不但成为各国攫取原料的中转站，而且成为各国倾销商品的重镇，从英帝国主义对中国贸易的利益着眼，建立天津这个据点，也很迫切。特别是天津有英租界作庇护，会给业务经营上带来莫大便利。由此可见，汇丰银行设立天津分行，不仅由于经济上的需要，同时还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总括一句话，完全适应侵略目的的需要。天津分行既负有如此的任务，而承担这项任务的负责人，不能不授以大权。因此，汇丰银行坐镇天津的这个负责人，不是给以分行经理（Manager）的名义，而是付以总行代表（Agent）的身份。

天津汇丰银行由于它所处的这种特殊地位，在天津各帝国主义开设的银行中，总是保持一定实力，超过各家之上，借以便于对于金融市场的操纵控制和垄断。为说明这个问题，不妨以一九三四年为例，据统计，这一年天津共有帝国主义开设的银行十七家，资力总额共达四亿三千四百一十二万九千六百四十九元，这个数字超过全市中国自行开设的公私银行资力总额的21%，而在十七家帝国主义开设的银行的资力总额中，天津汇丰银行拥有八千零九十九万三千七百七十一元，占18%以上，可见其实力之厚。

汇丰银行的放款业务，从一八六五年香港总行和上海分行相继开业起，一直多属小额，很少大宗。六十年代终了，放款总额仅不过五百多万港元；七十年代终了，放款总额也不到两千万港元。直至直接提供给清朝政府借款后，放款业务始出现大幅度的增长；而汇丰银行放款业务出现大幅度的增长，天津设立分行则是一个主要关键。汇丰银行用吴调卿为天津分行的第一任买办，这个人是上海汇丰银行训练出来的一个洋奴，婺源人。当时婺源属于安徽，被派至天津后，和当时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大卖国贼李鸿章攀上同乡关系，从此越走越近，汇丰银行更通过拉拢李鸿章和清朝政府逐步进行勾结，不断给清朝政府提供借款，换取到许多权益。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成立，汇丰银行沿承既得利益和北洋政府继续进行勾结，接着给北洋政府提供借款，又获得不少便宜。

在汇丰银行天津分行建立之前，汇丰银行提供给清朝政府的借款，前后不过四笔，总额仅有一千二百万两。自从天津分行建立后，汇丰银行提供的借款，从清朝政府到北洋政府，笔数越来越多，数字越来越大。由一八八〇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四十七年之间，汇丰银行提供出的借款，竟达七十八笔，累计三亿三千八百四十八万两。汇丰银行提供的这些借款，主要的担保是关税和盐税，这样占极大比重的两大中央税款的存管权，主要便落于汇丰银行之手，被他们完全控制和直接支配，从而无异掌握了中国的国库，每年平均就有一亿五千七百万元的关税和盐税，都要通过汇丰银行汇集和转拨。中国政府想动用关税和盐税抵偿外债后多余之款，也得需要经它们的同意。由于有些内债是以“关余”和“盐余”为担保的，汇丰银行因而又取得内债基金归该行代为收存的权利。

汇丰银行提供的借款，以其利率高（最高达一分五厘）、折扣大（最大到百分之八十三，即名义上借银一百两，实际上付八十三两，而被扣的部分还要计算利息）、期限短（最短不满一年），再加上外汇汇率差价、债票与实值差价以及手续费等各种盘剥，所攫取的利润是惊人的。仅就汇丰银行由此而来的每年纯益而言，一八八〇年以前，每年纯益为一百万港元左右，而一八八〇年即天津分行建立以后，每年纯益陡增，达二百万港元以上；从一九二一年起，每年纯益逾一千万港元，至一九三〇年竟达到二千零七十二万港元，超过汇丰银行的资本总额。汇丰银行由放款业务大幅度增长到获取惊人的利润，显然都和天津分行从中所起到的作用分不开。一九二七年以后，北洋政府垮台，国民党的南京政府成立，天津分行所处的这种地位，始逐渐由上海分行取而代之。

汇丰银行的存款业务，从一八六五年香港总行和上海分行建立起，主要是吸收在中国的英国企业周转中间歇资金，总额一直不大，一八六五年为三百三十八万港元；经过十年的经营，至一八七五年也不过一千一百五十二万港元。因此，汇丰银行为招揽存款，一度曾举办过一元起存的储蓄，可是效果仍然不大。自从天津分行设立后，汇丰银行的存款业务，显然逐渐好转。由于通过给反动政府提供借款，和反动政府中当权派的接触日益频繁，从而这些人便成为它的存户。一八六四年清朝庆亲王奕勘被御史蒋式瑆参劾以二厘低微利息在汇丰银行存款一百二十万两，户部尚书清锐和鹿传霖前往彻查，汇丰银行持“银行向规，何人存款，不准告人”为理由，给以拒绝。这样一来，汇丰银行便被这些人视为贮藏赃款的安全可靠之所，有的甚至连低微利息都不要，反而宁愿给汇丰银行出保管费。由清朝政府的王公、贵族、达官、显要，到北洋政府的官僚、军阀，直到南京政府的新官僚、新军阀，一脉相承，莫不把自己剥削、搜刮、贪污、中饱所得，竞相存入汇丰银行，托庇外国人保管，竟至“蔚然成风”。这些人的存款均属巨额大户，以致从一八八〇年以后汇丰银行存款总额得以直线上升，一八八五年达到六千五百六十一万港元，到一九一三年增至二亿九千八百一十九万港元，一九三二年又增至九亿三千一百六十三万港元。仅就一九三二年的九亿余港元而言，就相当于同年全国一百四十六家中国人设立的公私银行全部存款总和的42%，可见汇丰银行左右中国金融市场的力量之大。

象上述这类巨额大户究竟有多少？现在很难查出可靠数字。根据日本人在一九四一年掌握的材料，五千万元以上的大户二名，两千万元以上的大户五名，一千万元以上的大户二十名，五百万元以上的大户五十名。从以下几件天津汇丰银行发生的争端，就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天津汇丰银行建立后，李鸿章曾在该行存有巨款，李鸿章死后，该行买办吴调卿将李鸿章的存款一百五十万两提出交给李鸿章的长子李经芳，而李经芳则谓李鸿章在该行的存款不止此数，以致发生纠纷。北洋政府的贿选总统曹锟，横征暴斂所得，多交由其弟曹锐经管存入天津汇丰银行，为求稳妥，言明全凭曹锐亲笔签署支付，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囚，曹锐自杀，等到曹锟被释提款，该行以无曹锐亲笔签署给以拒绝，几经交涉，没有结果。北洋政府时称霸山东直隶两省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在任期间，由山东省银行和直隶省银行滥发军用票，因毫无准备金，终成为废纸，而张宗昌却通过滥发军用票把榨取人民而来的一部分钱存入天津汇丰银行；一九二七年后，北洋政府垮台，张宗昌逃亡，几年之后又潜进天津，前往该行提款，该行却以当年张宗昌所滥发之军用票充数，张宗昌慑于帝国主义威势，不敢力争，只有认倒霉而已。多年来，汇丰银行仅从这方面吞没的钱就不知有多少。

汇丰银行另一项经营业务，就是汇兑。从一八六五年香港总行和上海分行建立起，汇兑即成为它的重点经营业务。汇丰银行汉文取名“汇丰”，即含有预期汇兑业务丰盛之意。汇丰银行经营的汇兑业务，不外三项：国内汇款，华侨汇款，国际汇兑。其中国际汇兑是汇丰银行的一项重要业务，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终了，在这半个世纪中，汇丰银行用于国际汇兑的资金，在其运用资金总额中经常占三分之一以上，个别年份则高达二分之一以上。汇丰银行垄断了中国的国际汇兑，一手操纵外汇牌价，利用外汇牌价的涨落大发其财。例如每当汇丰银行向中国政府交付借款时就故意抬高外汇牌价，以便少付银两；而在向中国政府收取本息时又故意压低外汇牌价，从而多索银两。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年间，就利用这种手段从中国政府手中多攫取一百八十九万两。(www.xing528.com)

在天津，从汇丰银行天津分行建立时起，天津的外汇市价即以汇丰银行的牌价为准。每日上午十时前，天津外汇经纪人向各银行兜揽外汇买卖，视供求的情形，参照当日上海汇丰银行牌价，以定本日挂牌行市的涨落。外汇经纪人完全由以天津汇丰银行为主席的“外商国际汇兑银行公会”（Tientsin Foreign Exchange Bankers Association）指定和指挥，事实上都听命于汇丰银行的操纵。外汇经纪人并在汇丰银行的指导下设有外汇经纪人公会，借以把持天津的外汇市场。

进出口贸易虽非汇丰银行直接业务，但由于经营进出口贸易为外商洋行所垄断和把持，它们彼此之间自然是相依为命的。因此汇丰银行一直通过国际汇兑、进出口押汇、打包放款、信用透支及外汇结算等各种方式，给这些洋行以金融周转方面的便利和支持。天津是仅次于上海的港口，辟为通商口岸之后，英帝国主义捷足先登，设立洋行，经营进出口贸易，为配合英帝国主义在天津攫取原料倾销商品占得优势，协助天津这些洋行从事进出口贸易，便成为天津汇丰银行的主要业务之一。正因为如此，当天津汇丰银行建立还不过三年，天津的进出口贸易即出现显著变化，一八八三年驻天津的英国领事根据当时所发生的事实提出报告说：“汇丰银行在这个港口有了一个营业鼎盛的分行，使得天津的洋行在金融周转方面得以享受和上海洋行同样的便利，能够直接进口，节省了上海转运的费用，从而得以较低的价格把货物运到天津。”^[2]

汇丰银行从早期起，就把金银买卖列为经营业务。中国是银本位国家，汇丰银行凭借它的优势地位，掌握白银的进出口吞吐，每逢国外银价跌贱就大量运进白银，每逢国外银价昂贵就大量运出白银，从进出之间牟取暴利。一九三五年以前，世界银价长期不振，因此，汇丰银行经常掌握大量存银。例如：一九一五年上海中外银行钱庄共有存银折合八千零九十九万两，其中中国公私银行及钱庄共占17.3%，各帝国主义国家开设的银行共占82.7%，其中汇丰银行一家就独占38.4%。一九三五年以后，因美帝国主义抬高银价，海外银价大涨，以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所有帝国主义开设的银行没有一家不从事这项投机买卖，其中汇丰银行运走的数字最大，仅当年八月二十一日这一天，就从上海交由英国邮船拉普伦号运走一千一百五十万元。天津同样如此。一九三四年以前，由于海外银价低落，白银进口年有入超，加以华北农村破产，土货出口少，洋货进口多，天津对各地解款少收款多，再以内地不靖，现银涌向市内，使天津市面银元充斥，当时银元对拨码或纸币还须贴水每千元二、三元。一九三四年开始，首先天津汇丰银行陆续把大量白银运往国外出售，这一年二月该行的存银还有四百四十万元，至同年十二月仅剩五十万元，获利很大。在它的带动下，各帝国主义在天津开设的银行，跟着采取同一行动，谋取厚利。这些银行的存银由一九三四年二月的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八千元减至同年十二月的九百五十万九千元。当然天津汇丰银行和这些银行运往国外出售的白银，决不仅限于它们的存银，因为它们与此同时还以汇票套购现银和四出搜购现银，数字要大得多。据不完全的统计，只当年连续两个月的时间内，即有两千万银元外流，以致天津市面出现银根奇紧的现象。当权的南京政府既无力取缔帝国主义的这种投机经营，只有忍痛从香港以高价购入白银，转拨天津五百万元，借以挽救周转不灵。

汇丰银行在中国有发行纸币的特权，并且凭借英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不受中国政府法令的约束。正因为如此，汇丰银行得以利用这个有利的条件，几十年来，不知掠夺了中国人民多少财富。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的通商口岸几乎无一处没有汇丰银行的纸币泛滥，甚至侵略者竟得意忘形地说：“本地人宁愿要汇丰银行的票子，不愿要他们自己的钱庄的钞票。”它们夹其优势地位，对有些交易契约，还特别规定“须用汇丰的钞票支付”。因此，汇丰银行的纸币，不论发行额抑或流通额，都得以逐年增长，一八九〇年的发行总额即达六百四十七万八千元，流通总额也达四百三十一万八千六百六十六元。辛亥革命后（1912年）的发行总额增至二千四百八十二万六千一百六十八元，流通总额也增至一千六百五十五万零七百七十八元。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后，国内掀起反对英帝国主义的高潮，各地拒绝使用汇丰银行的纸币，以致数字一度减少，但不久又告恢复。至抗日战争前夕，一九三六年的发行总额竟增至一亿二千七百六十三万六千二百八十元，流通总额也增至八千五百零九万零八百五十二元。一九三六年汇丰银行的资本总额为二千万港元，而纸币的发行总额和流通总额却都超过资本总额，且从此以后几年均如此，这种超额的数字，是任何国家法令均不容许的，汇丰银行竟能为所欲为，正说明当时中国被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的地位。

汇丰银行的纸币是随天津分行的建立进入华北的。因此，汇丰银行在这一地区推行它的纸币，便成为天津分行的主要业务。天津汇丰银行经营这项主要业务，除保持经常的发行额和流通额，还特别注意抓住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时机，开拓新的出路，占领新的阵地。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八年，北京发生“京钞风潮”，华北各地均受波及，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纸币以准备金被北洋政府提取一空，宣布停止兑现，以致市价跌落，信用破产，出现一片混乱，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纸币既被排出市场，市面筹码缺乏，汇丰银行便大力推广它的纸币，企图取而代之，从发行额到流通额都有显著的增长，这从汇丰银行纸币全国的发行总额和流通总额便完全反映出来。如一九一六年的发行总额达到二千九百二十五万零三百二十九元，流通总额达到一千九百五十万零二百一十八元；一九一八年的发行总额达到二千六百三十万五千六百四十四元，流通总额达到一千六百八十七万零四百二十八元，这是过去历年所未曾达到过的数字。一九一九年发生“五四”运动，全国各地抵制日货，拒绝行使日本各银行的纸币，华北则是日本各银行的纸币的主要流通领域，汇丰银行又乘虚而入，急起扩大它的纸币发行量和流通量，从而使汇丰银行纸币的全国发行总额和流通总额都压倒了过去任何一年的数字，当年发行总额达到三千零五十一万六千九百零五元，流通总额达到二千零三十四万四千六百零二元。一九二一年间，中法实业银行倒闭，牵连到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北京、天津和华北各地的这两银行的纸币发生挤兑，汇丰银行再趁火打劫，积极扩大它的纸币发行量和流通量，竟致使汇丰银行纸币的全国发行总额和流通总额更超过了过去任何一年的数字，发行总额达到四千四百零三万四千三百九十二元，流通总额达到二千九百三十五万六千二百六十二元。汇丰银行在华北能够取得这些“成就”，显然和天津分行是分不开的。一九二七年以后，天津汇丰银行的地位，虽不如以前重要了，然仅就天津这一个地方，它在纸币的发行和流通方面，仍保持一定数额，以一九三三年为例，平均每月发行额还达到四十七万五千元，平均每月流通额也达到十九万元。

以上所揭示的不过是有关汇丰银行天津分行的点点滴滴，但是仅从这些片断材料中，也足以说明汇丰银行在旧中国金融界所居的垄断地位及对中国人民的疯狂掠夺和压榨！

【注释】

[1]North China Herald office：A Retrospect of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Affairs in China，the Five years 1868—1872。87页。

[2]Consuler Reports，1883年，天津，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