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月日寇侵占天津后，英国工部局根据英总领事的指示，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取缔租界内的抗日宣传活动
日寇侵占天津后的第三天，在英租界就出现了宣传抗日的报纸。英总领事为了讨好日本，立即指示在报纸上明确宣布“禁止任何人在英租界内进行任何政治活动。”接着，工部局就指使警务处取缔抗日报纸，包括查扣报纸、拘捕报贩、查抄出版报纸的的组织、逮捕编辑和发行人等等。拘捕关押以后，强迫交保证金（由数十元逐渐增加到千元以上）后才予以释放。与此同时，工部局还勒令租界内的国民党银行停止使用他们的电台。
指使警务处与日本宪兵队合作
在日寇侵占天津约一个月后，英总领事要工部局指使警务处处长谭礼士（R.H.Dennis）和副处长李汉元去参加日本宪兵队长酒井举行的宴会，并嘱咐对酒井提出的问题和要求，不要进行辩解，也不要拒绝。酒井的宴会设在法租界裕中饭店，应邀参加者除谭礼士和我以外，还有法租界巡捕长德西堂、意租界巡捕长白羊、日租界警察署长、伪天津警察局长以及日本宪兵队的人等。
席间，酒井起立发言，大意是，日本“皇军”已占领天津，治安完全由日本宪兵队负责，希望各租界巡捕房和警务处大力协助，严格取缔破坏治安、扰乱秩序的活动，逮捕“恐怖分子”（按指抗日分子）等等。最后，酒井要求客人们当场表示态度。法、意、英三租界的警察头目相继发言，表示愿按照日本宪兵队长提出的要求，尽力去做。酒井的这次宴会，是日本宪兵队势力伸入各租界的开始，也是各租界的警察为日寇服务的开始。就英租界来说，从此日本宪兵队就能驱使警务处协助其迫害英租界内的爱国志士。(www.xing528.com)
一九三八年，工部局雇用了日本退役军人中川（音译）充任顾问，更进一步表示与日寇合作的姿态。
督促警务处逮捕抗日分子
工部局董事长在英总领事的指使下，不断督促警务处按照日本宪兵队提出的要求，彻底清除租界内的“恐怖分子”。一九三八年夏秋间，警务处逮捕了“抗日锄奸团”[1]的重要成员沈栋（耀华中学学生）。其后，警务处又破获了国民党“中统”在天津的地下组织，逮捕了该组织的负责人张庆恩及其同伙马子刚、姜般若等五人。警务处对沈、张等被捕消息，严守秘密，因而日本宪兵队未曾获悉。英驻重庆大使曾应国民党政府的要求，指示天津总领事馆，不要将沈、张等人引渡给日本。后来沈栋在英国兵营关押时，越狱逃跑。一九三九年秋，警务处对张庆恩等又以“驱逐出境”的方式，变相地释放了他们。
一九三九年汉奸程锡庚在英租界被刺，日本宪兵队极为恼怒，对英工部局督促的更为紧迫了。程锡庚是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兼伪津海关监督，他卖身投靠日寇，为推行伪联银券大卖力气，因而成为当时“抗日锄奸团”的刺杀目标，于一九三九年四月九日在大光明电影院（今海河影院）被刺，当场毙命。事隔大约两个月，警务处在英租界华荫西里协助日本宪兵队指捕四人，日本宪兵队一口咬定他们是刺杀程锡庚的凶手，要求引渡。经警务处查明，该四人曾在冀东参加过抗日活动，但与程锡庚案毫无关系，因此拒绝了日方的要求。日寇不肯就此罢休，便加紧了对英租界的封锁，迫使英方就范，最后终于在同年八月底或九月初将这四名抗日志士引渡给日寇杀害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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