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英租界在各国租界中侵占的最早，收回的最晚。英租界的存在，前后长达八十多年。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占领了天津。由于英、法租界在某些方面为中国人的抗日活动提供了庇护所，因而与日本占领者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军在英、法租界的周围架设了铁丝网，对出入于英、法租界的行人进行检查，对英、法租界当局施加压力。一九三九年四月九日，伪联合准备银行津行经理兼伪津海关监督程锡庚在英租界大光明电影院被暗杀，日寇与英租界当局多次交涉，要求引渡“凶手”，为英方拒绝。因此，日军从六月十四日起，封锁英、法租界通往日租界及中国管辖区的七个路口。
英、日两国为解决封锁英租界问题，于同年七月由英国驻华公使克琪同日本外相有田在东京举行谈判。七月二十四日英、日双方缔结“有田克琪协定”，英国承认日本在中国镇压抗日活动“有特殊需要”，保证在治安与经济方面与日本合作，同时继续谈判关于处理中国、交通银行在英租界所存白银等问题。上述协定刚刚签订，美国单方面废除了日美通商航海条约，这件事促使了英国在谈判中转向强硬态度。八月三十一日，英、日东京谈判宣告破裂。
一九四〇年六月，英、日东京谈判恢复。最后英国终于屈服于日本的压力，牺牲中国权益，成立了关于天津问题的协定，公认伪联银券在租界内合法流通，并同意封存中国、交通银行原存于英租界之白银。其后不久，英国陆军部发布声明，撤退驻扎在华北及上海的英国军队，天津之英驻军于八月十八日撤至香港。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向英、美宣战，与此同时日本军队进驻英租界。当时英租界系由日寇极部队占领，故名曰“极管区”，由汉奸方若任区长。日寇接管了英租界后，强占一切可供军用的物资和交通、通讯机关，接管各银行、洋行。一九四二年三月，日寇与汉奸政权还玩弄了一次所谓“移交英租界”的丑剧，然后把“极管区”改名为“特别行政区”。一九四三年三月，又改名为“兴亚第二区”（日租界为“兴亚第一区”，法租界为“兴亚第三区”）。(www.xing528.com)
由于英、日两国当时处于战争状态，对英国说来，在外交上并不承认日本对租界的接管，而在名义上仍具有对租界的所有权，但又不能实行任何行政权。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在一九四三年一月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英新约》中，第二条规定同意将天津英租界交还中国，但当时在日本占领的局面下，这一协议也不能履行。
天津英租界之正式移交给中国，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训令天津市政府组织“天津市前英、法、意租界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债务清理委员会”，对旧英租界及旧日、法、意租界进行正式接管。委员会由杜建时任主任委员，英国首席顾问为甘悌（P.H.B.Kent），法国首席顾问为美馥瑞（K.Meffreys）。清理工作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开始，到一九四七年五月完竣。在谈判过程中，共举行了中、英联席会议八次，主要在接收资产方面达成了协议，尚有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另由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与各国驻华大使通过外交途径继续磋商解决。
至此，天津英租界正式收回。从形式上看维护了中国的领土主权，结束了英帝国主义在天津的特殊统治地位。但是，执行着对内反共反人民、对外投降卖国政策的国民党政府，依然在政治上、经济上依附于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在事实上仍然在中国享有政治、经济等各种特权，至于帝国主义在租界所遗留下来的毒素影响更是根深蒂固的。直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了全中国，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彻底铲除了帝国主义势力，并逐步清扫了帝国主义的毒素和影响。
（一九八〇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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