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租界：英国经济掠夺的基地

英国在天津开辟了租界之后，一批批前来“淘金”的冒险家们便纷至沓来，也有些侵略分子脱下军装摇身一变而为商人。他们秉承着英帝国政府的意旨，凭藉着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庇护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支持，在天津开设洋行、银行、工厂等企业，搜刮原料，倾销洋货，把持航运，垄断金融，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阻碍中国的生产力发展。这些吸血鬼使出各种卑鄙残暴的手段，剥削中国人民，压迫中国民族工业，变天津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城市。

（1）把持海关，践踏中国主权

海关是掌握国家大门的锁钥，它执行着征收关税及有关进出国境法令的重大任务。但在解放前的一百年中，这把大门钥匙却一直掌握在帝国主义手里。天津的海关大权则长期由英国人所把持。

多年担任英租界董事会董事长的德璀琳把持天津海关税务司先后达二十二年之久，他在天津可以说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一八六七年他初到天津时，不过是个四等文书，五年后即升任镇江税务司，一八七六年担任烟台税务司。由于他在《中英烟台条约》的谈判中，是修改税则（使之更加有利于帝国主义）的主要策划者，立了“功劳”，英帝国主义提拔他担任天津税务司。德璀琳以天津海关为基地，积极支持各国洋行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一个外国记者在当时就曾称赞德璀琳是“一向把自己当作（洋商）贸易的助手”。在英帝国主义侵占开滦煤矿的罪恶活动中，德璀琳也是主要策划人之一。在扩张英租界及侵夺海河工程局的权力的过程中，德璀琳都为英帝国主义出了不少有损中国权利的坏主意，因而很受到英国政府的赏识。德璀琳不仅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谋士，同时还受到清朝政府的宠幸，经常代表清廷执行特殊政治任务，甚至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委他随同李鸿章赴日本谈判媾和（因遭到日方拒绝而未果）。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关税就丧失了自主权；《天津条约》签订以后，中国的贸易自主权更进一步丧失。《天津条约》除规定增辟通商口岸并承认外国人在中国各地有自由通商的权利外，还规定了对我国经济发展起过巨大破坏作用的“子口税”制度。实行这种税制，凡是进口洋货，只要向海关交纳一次值2.5%的子口税，取得“子口税单”，即可运销全中国，不再交纳其他税费。洋行从内地掠夺土产出口，也只须交纳一次子口税，便可将货物直接运出口岸，沿途不再交纳任何税款。可是同样的国产货物在内地运销，或是中国行庄贩运准备出口的土产品，则须通过许多道关卡，交纳各种内地税。帝国主义规定的子口税制度不仅大大影响我国的关税收入，而且造成中国民族工商业和进出口贸易的显著劣势地位，根本无法与洋行竞争。

在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活动中，以洋行为中心，海关、轮船公司、公证行、保险公司相互勾结，成为一个掠夺系统，垄断控制了天津港口的进出口贸易。其中，被帝国主义把持的海关，起到了重要支柱的作用。

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英国为了维护其控制海关的特权，竟谋求对日本的妥协，天津海关税务司梅维亮（W.R.Myers，英国人）奉海关总税务司之命，将天津、秦皇岛两地关税收入，存入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天津支店，并发表声明称：“一时不拟由该行提款拨付债务。”这无疑是以强大的物质力量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助纣为虐，讨好日本，维护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利益。

（2）洋行麇集，掠夺竞争

天津英租界是洋行麇集的渊薮。据统计，在一九三七年前后，天津有四百八十三家洋行（不包括一般中小型日本洋行），其中四百零四家设在英租界。这些洋行在租界的庇护下，凭藉各种政治特权，一方面以高价在中国市场上倾销商品，一方面以廉价掠夺中国的资源原料，双管齐下，贪婪无餍地吮吸着中国人民的血汗。

早期来华的一些洋行，包括所谓的“皇家四大行”：怡和、太古、仁记、新泰兴，都是以贩卖鸦片起家的。迨至《天津条约》规定鸦片可以“洋药”名义进口，鸦片的输入乃更进一步合法化。这些洋行依仗租界的庇护及享有关税、航运等特权，使鸦片输入很快即占天津进口洋货的第一位。例如一八六一年进口鸦片为一千四百八十二担，一八六三年为三千七百四十九担，占天津洋货进口总值的36.4%。一八六五年增至五千六百五十四担；一八六六年更猛增至九千六百一十二担，价值达白银五百七十六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关平两。这不仅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而且由于鸦片不断输入中小城镇，毒氛蔓延，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危害，绝非统计数字所能概括。

洋行在我国大量贩卖军火，助长军阀战乱，支持反动政府镇压我国人民革命，这是带给中国人民的另一大灾难。贩卖军火的洋行以德国洋行为主，例如老牌的德国洋行礼和、禅臣以及美最时、泰来、德义、瑞记、捷成等。这些洋行都设在英租界内。在租界的庇护和支持下，这些洋行可以和军阀、政客公开接洽军火生意，不受中国法律的任何限制和干涉。

天津洋行自从享有子口税的特殊权益以后，如虎添翼，在我国华北、西北、东北以及内蒙的广大城镇，遍设外庄或货栈，作为垄断收购的基地。怡和、仁记、新泰兴、平和、高林等洋行，在内地设立的外庄为数最多。怡和洋行的外庄，一年营业额最多时达到四百万两。仁记洋行的外庄，收购山货经常一次超过一百吨，收购绒毛一次也常达几十吨。由于收购的数量最大，仁记外庄在各货产地收购时，都居于垄断地位，例如仁记在宁夏的外庄垄断收购西宁毛，在包头的外庄垄断收购驼绒，在海拉尔的外庄专门收购兽皮等。不平等的关税制度为这些洋行倾销商品和掠夺农副产品提供了最优惠的条件。以一九一九年为例，由天津洋行进口运入各省内地的洋货，领有子口税单者，达五万二千二百八十三张，价值三千六百四十七万八千五百七十五关平两；天津洋行由各省内地搜购土产出口，领有子口税单者达一万一千七百五十二张，价值二千五百六十八万一千三百七十五关平两。其垄断天津进出口贸易所获取的巨额利润，于此可以想见。

必须指出的是，有很多洋行创办人起初来中国时都是赤手空拳，随身仅携带一只皮包。他们凭藉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和租界的庇护，在天津开设洋行后，为时不久，就变成腰缠累累的资本家。人们对这种依仗巧取豪夺起家的洋行蔑称之为“皮包洋行”。这种“皮包洋行”全凭招摇撞骗，做几票生意，发一笔财后，就收拾招牌，销声匿迹；也有的纯属诈骗，捞到一笔钱后就逃之夭夭。例如一九二七年美国人百治（Barger），在英租界海大道开设了一家百治洋行。百治根本没有资金，就凭着洋行的招牌招聘买办，那时担任洋行买办必须交付若干押金，作为保证。当时应百治洋行之聘充当正副买办的周守仁和夏瑞章，先付押金两万元，百治即以这笔钱收购一批西宁羊毛出口。不料三个月后，百治借口这批货物质量太次，国外不肯偿付货款，必须他亲自回国交涉，因此与买办发生争执，最后竟由美国领事出面硬性决定允许百治回国办理脱售手续，结果百治一去不返，货款也杳无信息，坑骗了中国买办。

也有的“皮包洋行”生意愈做愈大，最后竟发展成为财力雄厚的大洋行，例如英商永丰洋行即属于这一类。永丰洋行的创办人是英国人费尔卡（F.A.Fairchild），在二十世纪初提着一个皮包只身来津，寄居于法商华顺洋行内，做为一个行贩，收购少量猪鬃出口。后来积累了一点资本，与人合伙开设了永丰洋行，凭藉子口税的特权，在内地大肆收购猪鬃，不出几年，就垄断了猪鬃出口生意，在天津被称为“猪鬃大王”。自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五年，是永丰洋行营业最盛年代，全年可出口猪鬃三百套（每套平均价格为二万四千美元），价值七百余万美元。费尔卡来华时两手空空，不到三十年财产积累达千万以上。

洋行除在经济上对中国人民进行疯狂掠夺外，有的还经营惨无人道的贩卖华工的罪恶勾当。仁记洋行很早就干着这种卑劣野蛮的“生意”。它设有所谓“金矿局”，专门诱骗华工，付给少得可怜的安家费，然后运往南非洲、南洋群岛等殖民地，转卖给外国资本家，从事于开采金矿、开发橡胶园等各种苦工杂役。洋行从中榨取了血腥利润。

（3）垄断航运，扼制天津口岸

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工具——海上航运，当时几乎全部控制在洋行手中。怡和与太古两个洋行始终垄断着天津的航运事业，前后达数十年之久。它们不仅垄断着海上的远洋航运，即内河航运也在其控制之下。

早在一八六一年，怡和洋行的麦克利恩（H.C.Maclean）来津，并于一八六七年正式成立怡和洋行天津分行，除贩运鸦片和经营其他进出口贸易外，主要是经营航运业务。怡和洋行的轮运，从南到北，自香港起，经广州、汕头、厦门、福州、上海、青岛、烟台、威海卫，直到天津，包括了中国沿海的各主要港口，控制了整个沿海的运输线。除此而外，它还代理很多远洋航线，通往世界各大口岸。在怡和的航运系统内，有客船和货船三十余艘，定期往返于天津至广州及上海两条航线。在中国内河，怡和的轮船也是通行无阻。

太古洋行也是以走私鸦片起家，后来转为经营航运的。太古洋行天津分行成立于一八八一年，初期设在英租界河坝道（今台儿庄路）的办事处，只不过几间平房，拥有几艘旧船。后来凭藉各种特权，进行种种掠夺活动，一八八六年以后与怡和一起，把持了天津进出口的航运。在五年之间即积累了大量资财，建立了天津太古洋行大楼（旧址在今解放北路一一七号）。其业务范围除航运外，还兼营食糖、油漆、保险、驳船等业务，其中进口食糖，在天津长期居于垄断地位。(www.xing528.com)

怡和与太古在英租界都设有自己的大型仓库及专用码头。

由垄断航运所派生的经济侵略组织，还有驳船公司和引水（领港）公司。由于海河航道狭浅，较大的远洋轮船只能停泊大沽口外，货物全靠驳船来往运输。英商大沽驳船公司是由仁记洋行经理狄更生等人发起组织的，它和太古洋行附设的太古驳船公司，在解放前的几十年中，一直紧紧扼住天津进出口运输的咽喉。

天津港口的领航工作，当时也操纵在怡和洋行附设的大沽口引水公司手里。本来港口领航工作，不但关系航运，在国防上更有重大意义。英国利用特权一直把持着大沽领港工作（领航人员多为卸职的英籍船长），这不仅是经济侵略，而且也是对我国主权的公然侵犯。

（4）操纵金融市场的外商银行

过去英租界的维多利亚道（即中街，今解放北路），外商银行大楼毗连，有“天津华尔街”之称。这些外商银行都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支柱。

各帝国主义国家银行集中设立在英租界，也足以说明英租界在经济侵略上的特殊位置。设立在这里的银行有：英国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美国花旗银行、运通银行、大通银行，俄国的道胜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比国的华比银行，以及合通银行、敦华银行、利华银行、天津商业放款银行、华北房地产抵押放款公司等。

在这些银行中，进行各种侵略活动最为突出的是汇丰银行，它几乎控制和垄断了晚清及北洋政府以来的金融财政。它向当时的历届政府提供大量的条件苛刻的借款，吸收王公贵族、军阀官僚搜刮来的大批存款，并通过垄断国际国内汇兑、发行纸币等手段，牟取了巨额利润，榨取了中国人民不可以数计的财富。

（5）霸占开平、滦州煤矿

英帝国主义霸占我国开滦煤矿，不仅是经济掠夺，更是对我国主权的严重侵犯。煤矿虽在冀东，但其管理机构却设在天津英租界。

开滦煤矿的前身开平煤矿，本系直隶总督李鸿章命招商局唐廷枢集商股一百二十万两开设的。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入侵，开平煤矿为帝俄侵略军占领，督办张翼企图利用英国人的势力赶走俄国人，就委托德璀琳与英商墨林公司的代理人胡佛（后任美国总统）立了一个假卖约，名义上变为中英合办，以挤走帝俄侵略军。不料墨林公司借此机会便霸占了开平煤矿，再也不肯交还。其后虽然几经交涉，但由于清朝政府的昏庸腐败，英国人又极其狡诈，最终仍为英帝国主义所占有。一九〇七年袁世凯委派周学熙筹设滦州煤矿，抵制开平煤矿，以便促进交涉达到收回开平的目的。但是在英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压力和利润的诱引下，最后又不得不与英帝国主义妥协，与开平煤矿联合经营，实际上滦州煤矿又为英帝国主义所吞并。一九一二年一月中英双方在天津签订了“开滦矿务总局联合办理合同草案”，设开滦矿务局于天津。一九一九年，在英租界修建了开滦矿务局大厦（即今天津市委机关），做为指挥开滦煤矿的神经中枢。开平、滦州煤矿的被霸占，充分说明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卑劣而诡诈的阴谋手段。

（6）房地产投机攫取厚利

依照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在中国侵占的租界，只有土地永租权，没有土地所有权，不得进行买卖。但是，帝国主义分子无视中国主权，利用租界地皮从事地产投机，通过地价增值大肆盘剥，白手起家，做无本生意。

在英租界开辟的初期，每亩土地的售价一般不过三十两银左右（有的另加十两迁移费），外国资本家以如此低廉代价，争先抢购，英租界先后三次扩张的土地，均被其囊括垄断。随后由于租界经济的畸形繁荣，地价不断地大幅度的上涨，几十年后，每亩地的最低价格也得在五千两银以上，成为外国资本家在中国投资中最高的利润。在租界建造、买卖、出租房屋，也是能获得巨大利润的生意。

插手英租界房地产投机垄断的，主要是外国银行、洋行和教会，而又以专门经营房地产为业的房地产公司为最突出，如先农公司、仪品公司、兴隆公司、德兴公司以及业兴公司等。这些公司都和工部局串通一气，垄断操纵房地产的交易，从中牟取厚利。其中尤以英、美合资开设的先农公司最具有代表性。

先农公司成立于一九〇一年，即八国联军侵入的第二年，系由当时英工部局董事狄更生纠合一些侵略军分子及洋行头目共同组织的。初成立时，仅有股份四千股，每股银一两。至一九五四年天津市人民政府接管该公司时，股份则增加到六百五十万股，每股港币一元。五十多年间，资本额的增殖如此惊人，至于攫取的厚利更不待言。

先农公司实际上是白手起家。其创办资本绝大部分是以土地和房屋折价充数。如最大股东丁嘉利（Charles D.Tenny），当时是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时的临时政权“都统衙门”总文案，在四千股中他一人独占三千五百一十股，全部为土地和房产。至于流动资金则靠发行债券的办法筹集。如一九〇一年当年就发行了利息7%的债券五十万两；一九〇七年收回一九〇一年债券，重新发行6%利息的债券一百五十万两；一九三〇年、一九三四年又分别发行债券。先农公司就是这样以发行债券套取资金并不断以新债券赎回旧债券的办法，从事房地产投机，坐收渔利。

先农公司投机牟利的手法也是五花八门的。先农公司有些董事同时也是英工部局董事，对英租界的建设规划了如指掌，所以抢先以低价买进将要成为繁华区域的土地，转手之间便可以高价出手，捞取厚利。如一九一七年先农公司得知疏浚海河、吹泥填平墙子河外的荒洼地，于是便大量买进坑洼荒地，每亩地价不过二百至五百元；到了一九二五年，每亩就上涨到四千至六千元。仅一九二五及一九二六年这两年间，先农公司在买卖土地上就获利一百二十三万零三百六十元。先农公司在房产经营方面，特别是通过房产抵押放款（借款到期不归还，房产即归先农公司所有）及出租土地筑造房屋（一定时期后房产即归先农公司所有），掠夺重利的手段更为毒辣。一九五四年天津市人民政府接管时，先农公司拥有房屋一万五千余间，花园大楼、先农大楼、新泰兴大楼、先农大院、荣华里、先农里、耀华里以及开封道、徐州道、大沽路、建设路一带的许多房屋，皆属先农公司所有，占全市外国人房产的44%左右。

设在英租界里形形色色的洋行、银行、保险公司、轮船公司、房地产公司，都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先遣队。在解放前的百余年中，打着“贸易”的招牌，招摇撞骗，巧取豪夺，贪婪地吮吸着中国人民的血汗。英国在津贸易输出输入总额，自开辟租界以来直线上升。在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前，每年最高不过二百万海关两；到一九一二年，增长为六百三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六海关两。到一九二五年为一千零九十六万二千二百四十六元；十年后即抗战前一年，又上升为一千六百五十万一千零九十一元。迅速增长的贸易额，显示了中国财富大批流入英伦三岛资本家的衣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