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夫子立道学，图文中国通史·宋朝卷

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全面继承了二程的理学,以程学为核心,远承孔孟,近接周张,兼融佛老,创立了一个新的完整学术体系——道学。

朱熹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是南宋时期学术成就最高、思想影响最大的理学家。但他一生的仕途生涯却是很不顺意。

朱熹像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又字仲晦,别号晦庵,六十岁后自称晦翁。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世代居住在南方。父亲朱松是著名理学家罗从彦的学生,进士出身,做过建州(今福建建瓯)政和县尉,大部分时间在福建一带任地方官。宋室南渡后,曾一度入朝做官,因为言论与秦桧不和而被罢官。朱熹于1130年(建炎四年)在福建剑州尤溪(今属福建)出生,十四岁时,父亲去世。他遵从父亲的遗命,受学于父亲生前的好友胡宽、刘勉之、刘子恽。十八岁中进士,授左迪功郎、泉州(今福建泉州)同安主簿。在任期间,整饬民风,革除陋习,搜集藏书,建立经史阁和学宫,收徒讲学。任满后,于1160年(绍兴三十年),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李侗为师,潜心研读理学,在理学上获得了极深的造诣。

孝宗即位,意图恢复,要朝廷内外陈述政见。朱熹便以理学的观念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建议孝宗要熟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之学以明理养气;任用贤能以修内政,停止议和,待到国富兵强,再计划收复失地。孝宗久闻朱熹大名,对他的这篇奏章极为重视,于1163 年(隆兴元年)十一月在垂拱殿召见朱熹。朱熹向孝宗面奏三道札子。第一札提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必须以《大学》之道为根本。第二札反对议和,明确表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提出了战以复仇,守以制胜,战守合一的军事策略。第三札指出“内修政理,外攘夷狄”之道就是以正心诚意为主,修德业,开言路,正纲纪。这样宋朝强大起来,金国自然会害怕。孝宗对这高深的理论并不十分感兴趣。听第一札时,还比较高兴,不时发问,听到后来,便沉默不语。最后只让朱熹在国子监作武学博士,教学生武艺。朱熹失望之极,从此辞归故里,专心探讨学问,著书讲学。此后十多年中,朝廷多次召他出任,他都坚决推辞。

1175年(淳熙二年),吕祖谦邀朱熹和陆九渊兄弟集会于信州鹅湖(今江西铅山境内),进行学术辩论,这就是我国学术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

陆九渊(1139－1193年),字子静,号存斋,江西抚州(今江西抚州)金溪人,与兄九韶、九龄并称三陆。1172年(乾道八年)中进士,任靖安主簿。因为主张抗金恢复中原而被罢归乡里。此后以祠官闲居,从事理学研究,收徒讲学。他把儒学与佛教禅宗思想结合起来,建立了心学体系,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认为“心”是天地万物的本源。1191年(绍熙二年),知荆门军(今湖北当阳),他在任期间,修筑城墙,巩固边防,颇有政绩。一年后,卒于任所。陆氏兄弟的学术思想为明代王阳明继承,发展成王陆学派。陆九渊曾两次拜访朱熹,就修养为学的方法与朱熹展开辩论,宋熹认为封建的伦理纲常是“理”的表现,主张通过格物致知、博学多思去达到对理的认识。陆九渊认为“理”是“心”所固有的,因而只要认识本心就可以认识到“理”。后来朱、陆又就无极与太极进行了一次辩论。朱、陆之争只不过是理学中的不同派别在学术方法和思维方法上的争论,就本质而言,他们都是以伦理学为中心,维护封建纲常的唯心主义哲学。

1178年(淳熙五年),史浩为相,推荐朱熹到朝廷做官,遂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朱熹上任之初,正值南康发生灾荒,他请求朝廷免去当地的租税,拨发钱粮修该地长江沿岸堤防,以工救饥。倡导讲学,修复白鹿洞书院,亲自订立书院学规,深得地方人士好评。第二年,浙江发生旱灾,孝宗下诏要大臣直言上书,于是朱熹上书陈述了“皇上正心术以立纲纪是天下要务之根本”的理学观点。这篇奏章义正词严,言论激烈,直斥皇上心术不正而远君子亲小人。使孝宗极为恼怒,要枢密院事赵雄批驳。赵雄说:“读书之人,最爱沽名钓誉。朱熹本来就有声望,如果惩罚他,反而抬高他的名声。不如给他一个官作,既可笼络人心,又能检验他是否有真才实学。”不久,南康任满,孝宗便任朱熹为提举浙东平茶盐,治理浙东灾荒。朱熹上任后,察访民情,整顿吏治,革除弊政。宰相王淮的亲戚台州(今浙江临海)太守唐仲友贪赃枉法,朱熹查清他的恶劣行迹后,上书弹劾,罢了唐仲友的官职。这使王淮大为不满,命监察御使陈贾攻击朱熹,奏请朝廷取缔道学。于是罢免了朱熹官职。罢官后,朱熹继续在民间授徒讲学。

1182年(淳熙九年),朱熹与陈亮互相拜访,此后通过书信往来展开了王霸、义利的辩论。陈亮(1143－1194),字同甫,浙江永康人。学者称龙川先生,永康学派的代表。青年时就胸怀大志,热心国事,好谈兵法。1169年(乾道五年),向孝宗上《中兴五论》,纵谈古今,探讨天下治乱兴衰的道理。其后又三次上书,主张恢复中原,反对投降议和。但上书如沉大海,毫无回应。一生励志读书,专心著述,四方学者都慕名拜访。因遭到当权者嫉恨,两次被诬害入狱。出狱后,豪气不减,刚直不改。1193年(绍熙四年)中进士,任建康府判官,死于赴任途中。陈亮的哲学思想核心是“物”,他认为物是客观存在的,任何道理法则都离不开具体的事物。他与朱熹主要在义利的关系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朱熹认为义与利、天理与人欲、王道与王霸是相互对立的,陈亮则认为这一切是统一的,从来是并存在人类的活动之中。陈亮的这种事功观点与朱熹相比,在理论上具有更大的合理性。朱陈之争是儒学统内部对立的独立学派的争论。

1188年(淳熙十五年),经宰相周必大推荐,朱熹到临安入奏。有人劝他说:“你那正心诚意的理论,皇上最不爱听,不要再讲了。”朱熹说:“我一辈子的学问就只有这四个字,不讲怎么能行？”孝宗见到朱熹说:“十多年不见你,老多了。应该给你一个清闲的官作,再不要去管理州县了。”任他为兵部郎官,在与兵部侍郎林贾讨论义理,意见不合。林贾弹劾说:“朱熹本是不学无术之徒,只不过偷窃了程、张学术的皮毛,就自称为道学,妄自私加推崇。只听他徒有虚名,就让他做官,他却心怀不满,不去上任。请将他罢免。”孝宗认为林贾言过其实,而又的确不满意朱熹,遂将林贾贬知泉州,朱熹也罢官出朝。十一月,再召入见,朱熹力辞不赴,只向孝宗上了一篇长达万言的奏章,提出了整饬国家的六大急务。因辞官不就,被任为祠官闲居。

1190年(绍熙元年),朱熹出知福建漳州。他到任后,奏请免除当地无名租赋700万,提出正经界的主张,即核实田亩,绘图造册,按实有田亩征税。这样既可以减轻人民负担,又能增加朝廷的收入。然而,由于这办法损害了官僚地主的利益而遭到反对,无法实行。1194年(绍熙五年),朱熹出知潭州(今湖南长沙)兼荆湖南路安抚使,在任期间,修复了岳麓书院,亲手书写“忠孝节义”四个字于堂上。他到各地聘请教师,广招学生,并亲自参加讲学。来这里求学的曾多达1000人。七月,宁宗即位,宰相赵汝愚推荐朱熹做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宁宗讲授道学。朱熹每逢侍讲,力陈正心诚意之学,劝宁宗要把持政权,不要被权臣窃取。当时韩侂胄欲专权用事,对此话他大为忌恨,在宁宗面前诬告说:“朱熹的言论,都是迂阔不切实用的空话!”让宁宗下诏免去了朱熹侍讲的官职。从此,朱熹回到考亭,专心从事讲学和著述,直到1200年(庆元六年)病死。朱熹一生被授官20多次,由于多次遭到排挤,或辞官不做,所以尽管多次担任地方官。但总计不过十年的时间,在朝中做官仅四十天。大部时间是以祠官闲职过着讲学著述的生活。

朱熹仕途失意,但在学术上却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自幼勤奋好学,少年时就表现了聪睿的才智。刚会说话时,他父亲指着天告诉他说:“这是天。”他问道:“天上有什么东西？”因为具有这样强烈的求知欲,所以十岁时,他便开始如痴如醉地攻读《大学》《中庸》《孟子》《论语》等经书,对古代礼教传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书中得到极大的鼓励而奋发自强,立志要做一位圣人。朱熹读书并不局限于孔孟经典,涉猎的范围相当广泛。他自述青少年时的学习情况时说:“我年轻时是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前代儒士的书乃至诸子百家,每一样都要学。”正是这种广泛的兴趣,使他获得了渊博的知识,为他著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朱熹一生著述繁富,总计有81种之多,经、史、子、集无不涉及。主要有:《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诗集传》《周易本义》《易学启蒙》《孝经刊误》《仪礼经传通释》《小学书》《韩文考异》《楚辞集注》《楚辞辩证》《论语要义》《论语讯蒙口训》《论孟精义》《资治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伊洛渊源录》《追思录》《河南程氏外书》《河南程氏遗书》《上蔡语录》《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义》《古今家祭礼》《阴符经考异》《周易参同契考异》等书。朱熹的诗、奏章、书信、论著由他儿子朱在汇编为《朱文公文集》。1936年被中华书局收入《四库备要》。他的讲学语录,97家弟子都各有记载,后被分类汇编为《朱子语类》。

朱熹治学,态度极为严谨认真。他写《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就多次征求朋友意见,反复修改,真到59岁时才刊行。但他并未就此罢休,临死前夕,还在修改《大学章句》。

朱熹之所以能集理学思想的大成,是与其深厚的理论渊源分不开的。朱熹从30岁开始潜心理学,强识博闻,融会贯通,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以二程理学思想中的基本范畴——天理为核心,熔铸周敦颐的太极说,吸收了张载的元气本体论;兼融了老庄的道和佛教的禅,构成了道学的系统理论,把理学发展到了最高境界。朱熹将儒学的伦理规范、道德修养上升为宇宙本体,使宇宙观与伦理观融为一体,然后通过理本气末,理一分殊论论证世界万物的产生及其统一性;以“性即理”为中心命题,从宇宙本体论中推衍出人性与物性,并以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来论证人性中的善恶问题,最后通过修身养性达到人性的完善,人性与天理的统一。从而把哲学的核心——天理发展到了严密的、完善的境界。(www.xing528.com)

朱熹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理或理,他认为天理既是宇宙万物与人类的唯一本原和共同本质,又是万物的普遍法则和合理准则,因而包含有伦理和宇宙两方面的基本含义。他说:“合天下万物来说,只有一个理,未有天地之前,也只有一个理,有了这个理,才有天地,才使气流动而产生万物。”所以理是宇宙万物的根源,它充塞宇宙,运动不息,无所不在。封建的统治秩序和伦理道德规范,理所当然的也是理的体现,从而使伦理道德规范和封建统治秩序上升为宇宙之理。这就是新儒学区别于旧儒学的本质所在。

在理气关系上,朱熹以天理论为前提,以理气关系为中心环节,对理的宇宙本体地位从理论上展开了精密的论述,从而确立了理在宇宙万物生成与发育流行中的本体地位。他认为理是万物生成的本源,气是构成万物的材料。理是第一性的,而气是第二性的。理在气先,它主宰和驾驭气的动静。但就具体的事物来说,朱熹认为理与气是同时存在,互相依存而密切不可分割的。朱熹通过对理、气二者互相联结、具体结合的分析和思辨,从理论上确立了理本气末的观点。

理一分殊是朱熹思想体系中最根本的方法论命题,它主要回答宇宙统一本体和多样性万物的关系问题。“理一”就是理的总体,因为理是宇宙万物的唯一本原和共同本质,是多样性之所以统一的根据。但理又表现为多样性的万物,这种体现于万事万物中的理就是“分殊”,因而“分殊”也就包含了分化与差异等级两层含义。朱熹认为由一理所产生的万物是差异和等级的,产生这一差异和等级的原因是理在运动、作用中有差异和等级。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伦理原则的统一性和伦理关系中的等级性问题。

在人性论方面,朱熹继承了二程“性即理”的命题,并融合了张载的人性论,通过对理、性、心关系的探讨,系统论证了宇宙本体、人性与仁义道德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又称义理之性或道心)和气质之性(又称人欲或人心)两种。他说:“天地之性是专指理”,而理是纯善的,所以天地之性是善的。封建统治秩序和封建道德规范是理的本质内容,因此也是天地之性的最本质的内容。“气质之性,则是理与气互相混杂”,气有清浊,所以气质之性就有善有恶。由于每个人秉承的气不同,就导致了现实生活中人的各种差异。秉承清气的人,就成为圣人和贤人;秉承浊气的人,就变得愚昧和不肖。但朱熹又认为具体人性中同时兼有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每人生来就有仁、义、礼、智等封建的道德和伦理纲常。所以每个人只要去人欲,复天理,便会使气质发生变化,愚昧和不肖的人就能成为圣人和贤人。但是要复天理,必须先认识天理。朱熹认为格物致知是认识天理的根本途径,人们只要通过格物、正心、诚意等内心自省的修养,按照仁、义、礼、智去做,便可存天理去人欲。这样,朱熹建立了一个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完整的伦理体系。

道学即理学,理学的思想开始于北宋,但由理学的思想演变而成道学的争论并取得官学的地位则是在南宋。

道学的争论,开始于南宋高宗时,酝酿于孝宗时,而扩大于宁宗时。北宋初年,二程与张载提倡理学,但他们的学术思想由于政治的原因被排斥。宋室南渡后,高宗认为不能废除圣人之学,曾一度称赞道学。但左司谏陈公辅却上书攻击道学,请求禁止道学,遂启南宋道学争论的开端。孝宗时,朱熹多次上奏,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得到许多道学人士的赞同,又引起了反对派的强烈指责。对这些理学与反理学的意见,孝宗采取了比较稳重的态度。对理学他表面上虽然表示赞赏,但他并没有采纳理学家们的政策和建议,更没有任用他们中任何一个人担当重要职务。由于孝宗的调和政策,理学家们逐渐在政治上抬头。宁宗时,对理学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

1194年(绍熙五年),宁宗即位,召朱熹为侍讲。但是由于遭到韩侂胄的诬陷,朱熹不久即被罢官。赵汝愚、陈傅良、刘光祖、孙逢吉等人纷纷上书为朱熹说情,请求留朱熹在朝做官。宁宗对此置之不理。韩侂胄排挤了朱熹,接着就攻击赵汝愚,让宁宗下诏罢免其宰相之职。赵汝愚起用的一班理学名士彭龟年、李祥、杨简、吕祖谦等人也先后被贬逐。当时的太学生杨宏中、周端朝、张道、林仲麟、蒋傅、徐范等六人联名上书,为赵汝愚等人鸣冤,措词相当激昂。宁宗和韩侂胄看后大怒,下诏将这六人发配到500里以外的州郡编管,人们称之为“六君子”。

韩侂胄排挤赵汝愚后,任用京镗为相,垄断了朝中大权,把道学之争演变成了政治倾轧。他指使同党攻击朱熹的道学是带有很大欺骗性的伪学。右正言刘德秀上书说:“朱熹口中说的是先代圣人的言论,而行为却比大街上的普通人都不如。”沈继祖上书说:“朱熹招收弟子讲学,专收富家子弟,以收取更多的学费。所谓廉洁、宽恕、修身、齐家、治国等等,都是他用来欺骗世人的。”他还列举了朱熹不忠不孝的六大罪状。宁宗看后大怒,下诏把朱熹贬官两级,将他的弟子蔡元定流放到道州(今湖南道县)编管,并严令禁止道学。于是反道学的浪潮更加高涨。余矗上书请斩朱熹以禁绝道学。大理司直邵褒然上书说:“三十年来,道学盛行,科举的权利,都被道学党人垄断,请求下诏派大臣审察道学党人所学。”刘德秀与叶翥上书建议把《语录》一类的书列为伪学,全部销毁。太常少卿胡纮上书说:“这些年来,伪学猖獗,图谋不轨,动摇皇上,诋毁圣德,几乎造成大乱。”在韩侂胄一党的攻击下,宁宗下诏说:“道学党人,不准在朝廷做官。凡监司帅守推荐官吏,都要声明不是道学党人。地方上考核官员也必须写明,不是道学党人的字样。”叶翥主考进士,凡是考卷中有涉及道学的,一律不取。1198年(庆元四年)冬,王沇上书请订立道学党籍,被列入道学党人名单的多达59人。其中宰执以上的有赵汝愚、留正、王蔺、周必大4 人;侍制以上的有朱熹、彭龟年、薛叔似等13人;其余诸官包括刘光祖、叶适、吕祖谦等31人;另有武官3人;士子8人。道学党籍确立后,道学党被彻底排挤出政坛。

道学势力并没有被这场政治打击压倒,相反,在社会上的声望愈来愈高。朱熹死时,他的弟子得讯后,从四面八方赶到信州(今江西上饶西北)为他送葬,尊他为圣贤。对韩侂胄一党进行了一次无声的反击。吕祖泰还上书请斩韩侂胄以谢天下。这时,韩侂胄也深感道学的势力难以压制,他的同党张孝伯也劝他说:“不松弛党禁,恐怕将来免不了要遭受他们报复的祸害。”同时,为了借助道学人士中主张抗战者的名声作他北伐的号召,所以于1208年(嘉泰二年),韩侂胄让宁宗下诏放松道学党禁,并恢复了一部分道学人士的官职。后来韩侂胄北伐失败,被杀身亡,标志着一个阶段的道学斗争基本结束。

韩侂胄死后,史弥远为相,为了收揽人心,极力推崇道学。他为赵汝愚平反雪冤,追赠赵汝愚为太师,封沂国公,谥忠定。朱熹加谥朱文公、彭龟年、吕祖谦等道学党人都得了昭雪。1202年(嘉定四年),著作郎李道傅上书推崇道学,他不仅请求朝廷尊崇道学和道学家,而且提出将朱熹所注释的四书定为儒生必读之书。宁宗虽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但由于道学家们不断上书请求尊崇道学,他不得不于1220年(嘉定十三年)下诏追赠周敦颐谥号元、程颢谥号纯、程颐谥号正、张载谥号明。从此,道学再次在政坛上抬头。

道学统治地位的确立是在理宗时代。1224 年(嘉定十七年),宁宗病死,史弥远发动政变,阴谋废除太子赵竑。而把他派人到绍兴民间找到的所谓的皇室后代赵与莒,改名贵诚,拥立为皇帝。这就是宋朝历史上的第十四位天子——理宗。理宗即位,太子赵竑废为济王,北出湖州(今浙江湖州),不久被缢杀。理宗为了报答史弥远拥立的恩情,同时也为了保存自己,把朝中大权全部交托给史弥远。直到1233年(绍定六年),史弥远病死,理宗才开始亲政。

继史弥远力倡道学之后,理宗把道学提到了更高的地位。即位前,理宗就跟郑清之学习程朱道学。即位后,极力推崇道学,他不仅熟读朱熹的《四书集注》,而且请道学家讲授《尚书》。1227年(宝庆三年),理宗召见朱熹的儿子朱在,说:“朱熹注释的四书非常详细,我每读此书,都爱不释手。”并下诏说:“我看朱熹《四书集注》,发挥圣贤蕴奥,有益于治理国家。可特赠他为太师,追封为信国公。”1229年(绍定二年)九月,改封朱熹为徽国公。第二年,理宗亲自撰写《道统十三赞》,说从伏羲、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到颜回、曾参、子思、孟轲共13人,是一脉相承的道统,大加赞颂。1237年(嘉熙元年),下诏国子监刊印朱熹的《通鉴纲目》。理宗还亲自到太学大成殿听讲《大学篇》。并把自己写的《道统十三赞》给国子监的学生学习,亲自书写朱熹的《白鹿洞学规》,颁给太学。后又下诏要学宫祭祀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人,追封周敦颐为汝南伯、张载为郿伯、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并说:“朱熹精思明辨,折衷融会,使《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意义,前后贯通。孔子之道,得以更加发扬光大于世。”由于理宗的推崇,朱熹的学说取得了官学的地位,从而道学思想的统治确立。

朱熹远承孔孟,吞吐诸儒,兼融佛老,构建了庞大而精密的新儒学思想体系——道学,形成儒学思想的成熟理论形态。他的思想不仅在中国后期的封建社会具有广泛的影响,而且在世界上也有很大的影响,科学地继承改造这分文化遗产,具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