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庆历新政：改革运动失败，危机加剧

北宋王朝的160多年,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太祖到太宗的37年,是生气勃勃,政权巩固,经济恢复,向上发展的阶段。从真宗,经仁宗,到英宗的70年,是经济发展,统治日益腐朽,内外矛盾逐渐暴露的阶段。从神宗,经哲宗,到徽宗、钦宗的60年,是在繁荣的经济文化之下,国家积贫积弱,矛盾日益突出,统治更加腐败,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都无法奏效,终于在内外交困中灭亡的阶段。庆历新政,就是在宋仁宗时,为了挽救王朝的危机,而实行的一次失败的改革运动。这次改革的主要倡导者,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

1038年(宝元元年),地处西部的党项羌首领元昊称帝,建大夏国,并给宋朝写信表示要与大宋皇帝平起平坐,引起中原帝国天子和朝臣的极大震惊。他们决心以武力迅速镇压这个新冒出来的“天子”,于是向陕西调兵遣将,筹集和运送军需物资。这下子才发现,原本充实的府库早已空虚,国家根本拿不出那么多的钱粮、调出有战斗力的军队,去同时与辽和西夏打仗。

面对这么尖锐的现实问题,许多大臣上奏书发表意见。其中最切中要害的,是尚书工部员外郎宋祁的奏疏。宋祁指出:“国家拿不出钱粮来用以打仗,是由于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费,使得财富靡费,国库空虚。只有除去三冗,省去三费,把钱财都用来对付西边的敌人,国家才能高枕无忧。什么是三冗呢？ 一是官员数量多而滥,仅州县官就是以前的五倍;二是厢兵多达几十万,白白耗费衣食,而不能打仗;三是僧人道士多而没有定数,仅仅未受戒者就达五十多万。什么是三费？ 一是道场斋醮的宗教活动每天不断,由百司供给,花销很大;二是京城建了许多寺观,其中还设有许多徒卒,添置官府,所用衣粮三倍于外地,还不服任何徭役,坐在那儿花费百姓的血汗;三是大臣罢黜,仍然带节度使衔,花费国家的钱财。”在奏疏最后,宋祁建议,皇帝要亲自带头节俭,后宫也不得枉费锦绣珠玉,这样才能使天下响应,民业日丰,出师西边,取得胜利。

宋祁归纳的三冗三费,说明了宋仁宗时代社会矛盾的严重。

首先是官吏的数量太大。宋太祖时,为了防止军阀割据,设置了许多闲职,只拿俸禄不干事。为了集中皇权和防止官吏专权,设置了许多并列而互相牵制的衙门和官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封建官僚集团,也加重了国家财政的负担。太宗以后,官员不断增加,机构更加庞大,待遇更为优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首先是科举取士越来越多,扩大了官员的基数。宋真宗每年有举人万余人,取进士、诸科1 千多人。宋仁宗时,举行了13次科举,取进士、诸科9千多人。其次,恩荫太滥,授官很多。宋朝规定,宗室和大官的后代、亲属甚至门客都可以由于恩荫而授给官职,有的还在襁褓,就给官做,拿国家俸禄。如大将李继隆死后,不仅给他儿子官做,连他的门下20多人都得了官。还可以出钱买官,交钱6千贯给簿尉,交钱1万贯给殿直。这样,官员的数量大增,到宋仁宗庆历以前,全国享用官司俸的达15443人。何况官员的俸禄又很优厚,京官有俸钱,有衣赐。如宰相、枢密使,每月钱360万文,春、冬各绫20匹,绢30匹,冬绵百两。俸钱、禄米之外,还有职钱、公用钱、职田、侍从差人的衣粮、茶酒厨料薪炭米羊的供给,以及年节大事的赏赐。全国的吏人照例不给禄石,准许他们收受贿赂、盘剥小民,而不予处罚,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包拯于仁宗时上疏说:“真宗景德和大中祥符年间(1004—1016年),文武官总共9785员,现在内外官属达17300员,还不包括未授差遣的京官和使臣及守选人。仅仅40年,已经超过了1倍。而州县用吏和中央机关的小吏、杂工的数目更是40年前的3倍。这就是说,食用国家俸禄的人越来越多,而种田的人日益减少,国家财政和百姓的财力怎么能不窘乏呢？”

其次,军队的人数过多,素质低下。宋太祖末年,全国兵员37.8万,其中禁军19.3万。到太宗末年,兵员达66.6万,其中禁军35.8万。真宗末年,兵员达91.2万,其中禁军43.2 万。到庆历年间,兵员竟达125.9万,其中禁军82.6万。当时全国人口为1993万,每15个人就要负担一名正规军人。还有大量的乡兵,要自耕自食。禁军待遇优厚,但长期脱离战争,有的禁军竟不知打仗为何物,连自己的月粮都得雇人挑回营房,对敌作战屡战屡败。地方的厢军,只顾数量,不求质量,许多是老小瘦弱,不能上阵,只是用于运送官物和服杂役。国家用于养兵的费用,为全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极为惊人。

第三,寺院和僧人道士大增。从宋太祖开始的历朝皇帝都提倡佛教和道教。宋真宗说:“道、释(佛教)二门,有助世教。”把宗教作为其巩固统治的一种辅助手段。建宋初年,全国有僧尼6.7万人。到真宗末年,全国寺院近4万处,受戒的僧尼达45.88万人,未受戒的还有50余万,民谣有“无路不逢僧”之说。京城和地方,几乎每天都设道场斋醮,以祝帝寿、奉先烈、祈民福为名,由官府出钱供给。1010年(大中祥符三年),宋真宗奉“天书”去汾阴祭祀,就费钱120万贯。再加上给许多高僧赐紫衣,给僧众施单衣和大建寺观,不知要耗费多少民脂民膏。

第四,皇室和官僚的奢靡腐朽十分惊人。宋仁宗后宫仅贵姬就有几千,他整天在宫中宴饮歌舞,给宫妃的赏赐动辄上万,连国库的红罗都被他赏用一空。宫中用翡翠做衣服上的装饰,竟然要大批从南越购买。真宗时的宰相吕蒙正每天都要吃鸡舌汤,他家的鸡毛堆成了山。知州蒲宗孟,每天宴饮要杀猪羊各10只,点300支蜡烛。

冗官、冗兵、冗僧、皇室官僚的奢侈以及给辽的岁币,使国家消费大增财政危机,入不敷出,不得不加重对百姓的剥削。据统计,从真宗到仁宗的几十年间,除两税收入为钱493万贯、绢帛376万匹、粮1807万石外,各种赋敛都直线上升,从1233万贯增加到4400万贯。

沉重的剥削,引起农民的反抗。规模较大的,如1000年(咸平三年)益州戍卒赵延顺领导的起义,1005年(景德二年)澶州一带王长寿领导的起义,1007年(景德四年)宜州陈进领导的起义,1008年(大中祥符元年)江淮两浙农民起义,1016年(大中祥符九年)钦州苏茂起义,淄、青饥民起义,1023年(天圣元年)解州、洪州农民起义,1027年(天圣五年)汝、颍州民的起义,1032年(明道元年)淮南饥民起义,1035年(景祐二年)渑池王伯领导的起义,1039年(宝元二年)广州民众的起义等。真是“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似一伙”。

宋王朝内外交困,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为了挽救王朝的危机,许多官员提出了改革政治的主张。

宋真宗初年,吏部郎中田锡就建议改革宰相不能参闻军事,而枢密使又不能议论中书之事的旧规。知泰州王禹偁则提出,一要谨边防,与辽、夏通盟好;二要减冗兵,并冗吏;三要严格科举,使入官不滥;四要淘汰僧尼;五要亲近和信用大臣,远离宦官。

仁宗继位当年,权三司使李咨提出,裁减一切非必要的开支,以降低百姓的负担。监察御史曹修古建议,节省宫中花费,停止营建塔庙金阁,被贬为歙州知州。秘阁校理谢绛上疏,希望皇帝允许群臣批评政治,罢去不急需的建设,减掉多余的赋敛,不要专门给亲信恩惠,以惠施天下。1029年(天圣七年),太庙斋郎苏舜钦上疏,说:“陛下即位未十年,几次出现水旱灾害,百姓贫困。还大兴土木,不知耗费多少钱财! 使财力耗于内,百姓劳于下。为陛下考虑,不如斥去奸佞,任用吉士,减轻赋税使百姓能够自给,这样才能谢天意而安民情。”1034年(景祐元年),开封府判官谢绛认为,吏不称职,使民不聊生,建议严格选择吏员。三司使程琳提出,兵在精不在众,建议罢去河北、陕西募住营兵。其后,大臣富弼强烈呼吁:“现在国家没有钱用,百姓穷困不堪,徭役越来越多,赋敛天天加重。官吏无能而又太多,不考虑去裁减淘汰。人民疾苦,不去省察。老百姓无处诉冤苦,朝廷不为民做主,要他们不反叛,能行吗？”指出,朝廷死守弊端丛生的旧法,不肯更张,后果是十分危险的。

当时,主张改革最烈的是范仲淹。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他2岁丧父,母亲改嫁淄州长山朱氏,给范仲淹改名朱说。他家境贫寒,却志向远大,在艰苦的环境中发愤读书。冬天读到夜半疲倦时,就用刺骨的冷水泼在脸上,以清醒头脑。口粮太少,他经常靠稀粥填肚皮。每天晚上将粥煮好,放到第二天早上,粥凝结后切成四块,早晚就着齑,捣碎的姜、蒜、韭菜等)、盐各吃两块。在南都(今河南商丘)学舍读书五年,他竟从来没有脱衣服就枕。经过刻苦的学习,他终于成为一个 很 有 才 干的人。

1015 年(大中祥符八年),他27岁时中进士,从此走上仕途。

范仲淹像

低微的出身和艰苦的童年,使范仲淹养成了清廉、爱民、接近下层和坚定刚强的性格。他一贯生活俭朴,妻子家小都布衣素食,只有待客才有肉吃。但对下层人民,他却充满同情,每到一处,总要为民众办些益事。对贵族的奢侈,他极为愤慨,有一次出去赈济灾民,他专门采集了一些灾民用以果腹的乌昧草送给皇帝,要皇帝告诫后宫贵戚不得奢侈。他以天下为己任,终生实践着自己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箴言,名重天下。

1035年(景祐二年),范仲淹代理开封知府,就冒死弹劾宦官阎文应。次年,又批评宰相吕夷简专门提拔私人,做事务名无实。吕夷简攻击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用朋党,于是将他贬为饶州知州。欧阳修、余靖、尹洙等许多朝臣为范仲淹争辩说理,也被指为朋党而遭贬斥,谏言遭禁。1040年(康定元年),由于陕西安抚使韩琦的推荐,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都转运使。不久,又提升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负责对西夏的防卫。在西北任职三年多,整顿了军队,增建了防御设施,妥善地处理了地方的民族关系,加强了边境的防卫,遏制了西夏的侵扰,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其官职也提升至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鄜延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直至陕西沿边招讨使。

1043年(庆历三年)三月,宋仁宗在严重的政治危机面前,不得不取消谏言之禁,以欧阳修、王素、余靖、蔡襄为谏官,经常向他们征求意见。欧阳修知道反对者在随时寻找借口,将他们置于死地,而“朋党”一说,是其经常挥舞的大棒。于是作《朋党论》,进献仁宗。文中指出:“有君子的朋友,有小人的朋友。小人是利害一致时为朋,利害结束就会交情疏远,甚至互相加害,他们的朋是伪朋。君子是在道义、忠信、名节的基础上为朋,他们的交情将始终不渝。小人结党为私,君子结党为国,不可同日而语。为人君者,应该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具朋,那样,天下就可以得到治理了。”仁宗于是将为相20年,才能平庸,专事姑息,排斥正直的吕夷简罢免。四月,调夏竦为枢密使,韩琦和范仲淹为枢密副使,参议国事。谏官欧阳修、蔡襄、王拱辰等人当即上疏,指责夏竦奸邪狡诈,在陕西畏懦怯弱,不宜重用。夏辣刚刚到达京师就被解职,贬为并州判官。当时,人们饮酒相庆,认为:退一邪人,进一贤能,事关天下太平,是一大盛事。国子监直讲石介专门作《庆历圣德诗》,歌颂此事。

仁宗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决心改革弊政,实现天下太平。于1043年(庆历三年)七月十二日,以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富弼为枢密副使。范仲淹坚决辞让,说:“执政不能由谏官担任。”请求允许他和韩琦一起去陕西对付夏人。于是任命他为陕西宣抚使,还没去上任,八月十三日又下诏要他留任参知政事。仁宗一再召见范仲淹,向他询问实现天下治理的方法。范仲淹发现皇上是真心诚意地要他发挥作用,但也感到,事情有先有后,长期的积弊,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全部革除的。仁宗又两次给范仲淹手诏,还打开天章阁,召见宰相们讨论治国方略,要他们对当世急务提出书面意见,不得有所顾忌和回避。

九月初三,范仲淹奏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向仁宗提出系统的改革建议。

奏疏中首先指出,任何政策措施实行久了,必然会出现弊病。能够变通,就可以成长久之业。宋朝建立80年来,纲纪制度逐渐有所侵削,做官的不了解下情,百姓为外患所困,“夷狄”骄横,“盗寇”猖獗,不能不改弦更张,予以挽救。

然后,奏疏从十个方面提出改革措施:

一是明黜陟,就是对官吏奖惩分明。现行政策,不管政绩德行如何,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这样官员们都混时间而等着升迁,权势子弟争着当京官,不利于鼓励官员为国兴利、为民除弊。改革的办法是,官员有大功大善、高才异行的就予以特别任命,政绩平常的就守其本官,不得更带美职。京官中职重任繁的三年一“磨勘”(考核),经过五次考核,人们没有异议的才可升迁官职。对老病愚昧或事状猥滥不能治民的,另行处理。有罪的,根据情节轻重,予以处分。(www.xing528.com)

二是抑侥幸,就是严格限制恩荫做官。从真宗朝开始,每当南郊祭天时,都给员外郎以上官员的子孙官做,中书、门下二省的官员每年都可以奏举一人,甚至是庶僚为官,这样,一个人只要当20年京官,就可以恩荫20个人为官,使得冗官充斥,滥进之极。改革的办法是,对恩荫严加限制,重要官员也只有在大礼时才可恩荫一子为官,其他官员必须实任两年以后才可奏请荫官,以减少冗官。

三是精贡举,就是要选拔精干人才。国家现在专门以辞赋取进士,以默记经书注疏取诸科,虽然取士多,却很少有才识者。建议诸道学校给学生以治世安邦能力的教育,予以补救。以后取士,进士科先考策论,再考诗赋,诸科在考经义注疏之外,还要考对经书思想的理解(经旨),使人们不再专门用力于辞藻,更要懂得治道。最后决定等次时,进士主要看策论,诸科主要看经旨。各地解送进士时,先要考察其履历和操行,不能只看学问。这样,国家才能得到人才,百姓才能从科举受益。

四是择官长,就是严格选拔地方主官。转运使、提点刑狱、州刺史、县令都是直接治民的官长,他们的贤愚能否,关系到一方的安定和百姓的休戚,是国家的根本所在。建议皇帝特下诏书,要求中书、枢密院和各级州县主官,各自推举从转运使到县令的数名人选,详列其功过能力,选择举主多的进行审核,并引至朝廷,由皇上亲自问对,再决定任用。这样选用的官长,或许能够为陛下爱护百姓,平均徭役,宽其赋敛,使地方安宁。

五是均公田,就是平均各官职田,使其能够自我供养,不至贪污。真宗时,为了使官吏在俸禄之外,又有些收入,而实行职田制度。这是官员养贤不贪、奉公守法的需要,但在实行中出现了职田不均的问题,有必要予以改进。凡外官职田不平均的要予以平均,没有的补给,使他们有足够吃穿和婚丧嫁娶的用费。然后再对他们提出廉洁的要求,督促他们处理好政务。有违犯者予以严惩。

六是厚农桑,就是重视农业生产。政府的责任是养民,养民的方法是务农。农政得修,人民就可以有足够的衣食。衣食足,就会爱惜自己的身体。爱惜身体,就会畏惧刑罚。畏惧刑罚,寇盗自然会止息,社会就不会出现祸乱。现在劝农是有名无实,粮食布帛价贵,国家府库空虚。请皇上给各级官员下令,要求大家提出有利于发展农业的办法,将古代劝农的方法选编成书,发给各州、县官长,要求各地每年二月兴修水利。这样连续几年,就可以见成效,使饥荒减少,粮食增多。这是养民的好措施,使国家富裕的根本办法。

七是修武备,就是抓好军事建设。如今西北边防形势严酷,京师的守兵都调到远方戍守,京师一旦出现特殊情况,就难以应付。请秘密下诏,让有关部门调查京城及其附近的军队部署情况,如有缺乏,就在京城及附近招募5万名强壮者充当京城卫兵,对他们实行府兵制度,平时在家务农,集中一个季度训练,既可以防御外患,又可以节省国库钱财。

八是减徭役。现在的居民数,比起唐朝会昌年间要少许多,而州县数目不减,农民负担的徭役也不见少,以至连鳏寡孤独都要服徭役,负担太重。解决的办法是,裁并州县建置,以减少供役人数,让更多的人回到农业生产中去。

九是覃恩信,就是朝廷的赦令要严格执行,以取信于民。现在皇上每次发布大赦诏书,天下欢呼。但一两个月以后,官府照样督责钱谷,桎梏百姓,没收家财,不见有宽赋敛、减徭役、关怀百姓的实际行动,使皇上对万民的关怀,成为一纸空言。请下诏各地,要求对朝廷所发布的各项恩泽,必须严格实行。如有不实行的,要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予以刺面发配。另外,每当南郊祭天以后,就选派精干的大臣,到各地巡视安抚,检查官吏政绩,了解民间疾苦,使朝廷赦书中给百姓的恩泽一一得以施行。

十是重命令,就是各地法令要由朝廷予以统一。现在朝廷的法令条文,繁杂而无信誉,罚轻而不严厉,使上边失去威望,下边弊病丛生。今后起草法令条文,一定要慎重,进行认真研究,使规定简便可行,然后再颁布天下,要求严格执行。违抗不执行的,予以严肃处罚。

欧阳修、富弼、余靖等人,也对新政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宋仁宗根据范仲淹等人的建议,从1043年(庆历三年)九月到1044年(庆历四年),发布了一系列诏书,实行新政。

首先,选拔张昷之、王素、沈邈等清廉能干的官员为河北、淮南、京东都转运按察使,到各地区对知州进行考核,凡不称职的就上奏罢免,另选合适的人员担任。再由知州考核和选择知县、县令,这样一层层选拔出称职的地方长官。

其次,对官吏的“磨勘”做了新的规定。内容有:只要不是有特殊功德和成绩的,都不能破格升迁,有问题被罢免的,不许转官带职。凡是奖劝农桑获得成效,查处案件昭雪冤狱,管理具体事务革除旧弊节省了许多钱谷等等有善政异绩的官员,都可以迁调升官。京官任职三年,没有犯过罪而且有五位清望官员担保举荐的,才可予以磨勘。否则就要延长期限。候选的官员,要参加考试,并有京官三人保任的才可以补官。对没有才干,贪赃瞒顸、年老懦弱的官员予以淘汰。

第三,对恩荫进行限制。规定,从今以后,凡是现任朝廷主要官员,不得请求给其子弟、亲戚馆职和读书之类。宰相、使相的一般亲属荫为试用衔,而不是直接授官。恩荫的长子、长孙不限年龄,其余子孙必须年过十五,弟侄必须年过二十。

第四,限制职田。规定,凡大藩长吏20顷,通判8顷,判官5顷,幕职官4顷;凡节镇长吏15顷,通判7顷,判官4顷,幕职官3顷50亩;凡防、团以下州军长吏10顷,通判6顷,判官3顷50亩,幕职官3顷;其余军监长吏7顷,判官、幕职官与防团以下州军相同;凡县令,1万户以上大县的6顷,5千户以上的5顷,不满5千户的2顷。

第五建学校,严科举。要求各州各县都设立学校,选拔属官为教授,三年一换。如果吏员不足,可以选拔乡里中有学问有道业的人担任,这些人任职三年后,如果没有坏名声,就予以上报。士子在学校读书300天以后,可以参加推荐举人的秋赋考试,然后取保在家学习,再由所在州保举。凡是隐瞒服父母之丧的,有犯法受处刑纪录的,不孝顺不爱兄弟的,为害乡亲邻里的,不是本籍而假冒户名的,父祖犯有十恶四等以上罪的,工商杂类或曾为僧道的,都不许保为举人。进士科考策论、诗赋,按考试成绩决定高下取舍。三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科,录取那些明史意而且文理可采的。明法科,要考断案,所判合于律令,有法律依据,而文字又好,予以录取。

根据富弼建议,宋仁宗还选择官员,设置修书局,让他们把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典故、法令编纂成书,下发各级官员,遵照执行,以便达到使颓废的纲纪有所振新,有弊病的旧法逐渐去除的目的。

朝廷还以贾昌朝负责天下农田,范仲淹负责天下刑法,以督促新政的实施。范仲淹坚决实行新政,他曾亲自检查各路监司名单,任用杜杞、张温等人,而将那些无能者的姓名一笔勾去。富弼对这些人有所同情,说:“范六丈公(他对范仲淹的敬称)这一笔,哪里知道又有一家人要哭呢!”范仲淹答道:“一家人哭总比一路百姓哭强些。”

庆历新政的这些措施,主要是整顿政权机构,以使腐败的封建官僚体制有所改善,从而挽救王朝严重的社会危机。由于这些措施侵犯到那些官僚贵族的既得利益,新政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

反对者先是散布范仲淹等人为朋党,而加以攻击。范仲淹在仁宗面前驳斥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自古以来,奸人正人在朝廷都要各自结党,这是无法禁止的。关键在于圣上鉴别,如果君子们互相联络去做好事,对国家有什么不好？”一计不成,反对改革最坚决的夏竦想出了最恶毒的一手。他让一个女奴暗地里专门练习石介的书法,然后伪作了一篇石介为富弼起草的《废立诏书》,说他们图谋废掉宋仁宗,另立新帝。这一手太厉害了,消息传进朝廷,仁宗半信半疑,范仲淹、富弼都很害怕,于是请求解除朝中职务,去边防任职。

1044年(庆历四年)六月,为了防备辽、西夏秋季的侵扰,经范仲淹主动请求,仁宗任命他以参知政事为陕西、河东安抚使,负责二地边防工作。范仲淹往陕西,途经郑州,前往探视年老的吕夷简,吕问:“君因何事而这样急地出朝？”范仲淹答道:“朝廷命我暂时前去经抚两路,事毕就还。”吕夷简说:“君这次行程正遇到危机,哪里能再入朝？ 如果仅仅是处理西部边事,不如在朝廷方便。”范仲淹一下子感到很愕然。八月,富弼被任命为河北宣抚使。范、富二人出朝,石介感到难以立足,请求外派,于是被任命为濮州通判。九月,杜衍被任命为同平章事兼枢密使,他坚持新政,仁宗多次下诏给一些人命以官职,都被他压下,原封不动地退还。这时,集贤校理、监进奏院苏舜钦,把该院卖废纸的钱用来举行例行的祠神活动,并以伎乐宴请宾客。集贤院校理王益柔在宴席上戏作傲歌。此事传到御史中丞王拱辰那里,他知道杜、王二人都是范仲淹荐举的,而苏舜钦又是杜衍的女婿,就想借此事来一下子把范仲淹和杜衍两人都搞垮。在王拱辰鼓动下,御史鱼周询和刘元举上疏弹劾王益柔、苏舜钦。王拱辰甚至请求诛杀王益柔。仁宗将王益柔贬为复州酒税监,将苏舜钦除名,参加宴会的10多个知名的人士都被处分。王拱辰高兴地说:“我这下子把他们一网打尽了!”

此后,反对派对范仲淹等人的攻击变本加厉,宋仁宗想罢免范仲淹和富弼等新政首领。范仲淹自己也觉得在朝廷呆不下去,请求免去参知政事职,宋仁宗准备同意。阴险的反对者章得象对仁宗说:“范仲淹一向有虚名,如果他一要求,皇上就罢免他,会让世人说陛下随便就罢黜贤臣。不如先下诏不准,他如上表谢恩,就说明他是挟诈要君,要罢他的官就顺理成章了。”范仲淹果然上表谢恩,仁宗于是于1045年(庆历五年)正月二十二日,下诏免去范仲淹参知政事职务,降为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安抚使;免去富弼枢密副使职务,降为资政殿学士,知郓州,京东西路安抚使。那一天,学士院的门被锁上,学士们在里边也在起草罢免杜衍的诏书,而杜衍并不知道,还上疏为范仲淹、富弼申诉。仁宗更为不满,于是一并罢去杜衍的同平章事兼枢密使职务。杜衍从入相到被罢,总共才120天。

随着范仲淹等人的被罢免,朝中一些主张新致的大臣被相继解职,反对派更为嚣张,到处攻击忠良,打击改革者。二月,仁宗下诏,废除磨勘新法、荫子孙新法和要求官用保任叙迁法。韩琦上疏,指出:“杜衍、范仲淹、富弼等人,为了陛下的万世基业,不顾个人得失,实行新政,功劳很大,罢免他们是不确当的。”奏疏送入内宫后,没有回音,韩琦只得请求外放,仁宗于三月免去韩琦枢密副使的职务,贬为资政殿学士,知扬州。随即,欧阳修、余靖也被罢免。又下诏科举考试仍用旧法,新政的各项措施都被废止。

这年十一月,徐州举人孔直温联络平民造反被杀,从他家中搜出石介的信和给孙复的诗。当时石介已经病死,夏竦为了报复石介当年讥讽自己的仇恨,硬说石介没有死,而是被富弼派到辽朝,去联合辽人起兵,约定以京东路的兵马为内应。因此,请求挖开石介的棺材查验。仁宗下诏兖州,要求弄清石介的死活。该州掌书记龚鼎臣愿以全族老小担保,石介确实死了。提刑吕居简也说:“无故挖人家棺材,万一尸体检验无误,怎么交代？”这才没有挖棺材,却还是下诏罢免了富弼的京东安抚使,将孙复贬为虔州税监,将石介的子孙交池州管押。庆历新政就这样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