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工作都做得有条不紊。没有急功近利，一如农耕时代的生活。再加上学术上必需的严格与逻辑。
耿彦波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我拜托他的三件事。即拓印观音堂中五通碑的碑文，还有对大殿建筑彩绘和院内古柏年代的鉴定。在历史上后沟村有许多庙宇，除了观音堂之外，村民们都知道“东有文昌庙，西有关帝庙，南有魁星庙，北有真武庙”这句话。但保存至今的只有关帝庙；庙中具有史证价值的，也只有一块嵌在院墙上的村民们捐银修庙的石碑，年款为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因此，观音堂中种种史料便如一堆宝藏，其中一定埋藏着可以打开后沟村历史的钥匙。
首先是散落在院中和嵌在墙上的五通碑。分别为：
《重修观音堂碑记》（66cm×49cm）；
《重修碑记》（143cm×70cm）；
《新建左右耳殿并金妆庙宇碑记》（143cm×66cm）；
《修路碑记》（128cm×73cm）；
《重修乐亭碑记》（189cm×76cm）。
其中前三块都是记载重修与扩建观音堂的石碑。经考证，将这三块碑的年代先后排列如下：
最早一块应是《重修观音堂碑》。时在明代天启六年（1626年）。碑石很小，嵌墙碑，嵌在西殿南墙上，碑面无花纹图案，字体粗糙，排行草率，其貌原始。碑文说“榆次之东北有乡……建古刹一座……颓墙残壁”。可见那时观音堂只是一座简朴的村庙。明代天启年间的重修只是填裂补缺，没有大的改观。这在下面一块碑的碑文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第二块碑是《重修碑记》。年款已然漫漶不清，无法辨认。但是从碑文可以认定它是明代天启之后的一次再修。碑上描述观音堂时说“顾其庙规模，狭隘朴陋，无华欲焉”，表明明代天启那次重修之简单有限。但这一次大兴土木，故而碑文中对这次重修后的景象十分得意地记上一笔“今而后壮丽可观，焕然维新”。这次重修的成果在第三块碑上也得到了证实。
第三块碑是《新建左右耳殿并金妆庙宇碑记》。时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这是第三次重修。碑文中说，在这次动工之前，经过第二次重修的观音堂已经是“正殿巍峨，两廊深邃”，“自足称一邑之巨观焉”。乾隆年间的重修完全是锦上添花，但规模宏大，不仅扩建耳殿，还对大殿木结构的外檐进行改造，施用昂贵的贴金彩绘。山西省文物局古建专家柴师泽从檐板龙纹的形制也认定是乾隆时期的作品。单看这块《新建左右耳殿并金妆庙宇碑记》的碑石就很讲究。碑体高大，碑石柔细，刻工精美，边饰为牡丹富贵，碑额上居然雕刻“皇帝万岁”四字，显示该村一时的显赫与殷富。
再看另两通碑就会更加清楚：
《重修路碑记》记载着后沟村当年修筑村外道路的事迹。施工时，退宅让路，切崖开道，亦是不小的工程。修路是一个地方兴盛之表现与必需。这块碑也佚却纪年。所幸的是碑石上署着书写碑文和主持造碑的人的姓名。即“阔头村生员郭峻谨书，本村住持道士马合铮”。而前边那块乾隆四十一年的《新建左右耳殿并金妆庙宇碑记》也是“生员郭峻谨书写，道士马合铮监制”。由此可以推定，后沟村史上这次重要的筑路工程无疑是在乾隆年间了。
另一块《重修乐亭碑记》在前边已经说过，建造戏台的时间同样是在乾隆时期，几乎与扩建观音堂和修筑村路同时。此时，正是晋中一带大兴营造之风，晋商们竞相制造那种广宇连天、繁华似锦的豪宅。在榆次，车辋常氏的家业如日中天，浩荡又精典的常家庄园就是此时冒出来的。而后沟村既逢天时，又得地利。由是而今，虽然事隔三百年，人们犹然记得年产百万斤贡梨的历史辉煌。它的黄金岁月正是在乾隆盛世。由此我们便一下子摸到后沟村历史的命脉。(www.xing528.com)
关于后沟村建村的时间，却有些扑朔迷离。历史的起点总是像大江的源头那样，烟云弥漫，朦胧不明。现有依据三个，但没有一个能够作为答案：
一是人们在明代天启（六年）重修观音堂时，已经称之为“古刹”。古刹“古”在哪朝哪代，毫无记载。碑文上只说“年代替远，不知深浅”。正像李白在一千年前就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可是古蜀到底在何时？
二是榆次林业局对观音堂院内的古柏采用长生锥办法提取木质，又在室内以切片铲光分析年轮，最后推算出古柏的年龄为580年，即明初永乐二十年（1422年）。这么一算，后沟村至少建于明初，但这棵古柏是观音堂最古老的树吗？观音堂是后沟村最古老的寺庙吗？还是无法推算出建村的年代。
三是后沟村中张姓为大姓，一位被调查的村民张丕谦称他的家族世居这里已有30代。并说原有家谱一册，但在前些年不知不觉中丢失了。如果属实，应该超过六百年。可是这30代究竟是一个确切的数字，还只是一种“太久太久”的概念？
当然，从以上三个依据，至少可以说元末明初已有此村。但什么原因使最初建村的那些先人远远而来，钻进了这高原深深的野性的褶皱里？
学者们有一种观点，认为与明初移民建村有关，当地民间就有“洪洞大槐树”之说。明初奖励垦荒，凡洪武二十七年后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但有学者认为，洪武移民多往安徽。《明史》和《明实录》中均没有移民山西的记载。
有的学者认为后沟村建村应在元朝。蒙古进入中原，杀戮汉族十分凶烈，迫使汉族民众逃亡，隐居山林。山西正是“重灾区”。
我支持这种观点的依据是，后沟村是多姓村。张姓47户，范姓15户，侯姓4户，贾姓、刘姓、韩姓等各3户。无论多少，全是聚姓而居，至今亦是如此。这很像宋代逃避到南方的客家人。在异乡异地，聚姓（族）而居是凝聚力量、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
可是单凭这个依据又显得脆弱无力。
在山顶的一座宅院引起人们的兴趣。这宅院前有一座吊桥。吊桥是戒备设施。然而后沟村从来是和睦相处，自古就是“零案件”，吊桥用来防谁？此宅早已荒芜，院内野草如狂；吊桥空废更久，桥板一如老马的牙齿，七零八落。去问村人，无人能说。于是一个古老又遥远的隐居村的想象出现在人们的脑袋里。
可是，如果真的是那种恐惧心理伴随着这个村落悄悄地出现，待到了明代就应该改换一种情境。后沟村各处的庙宇早已是晨钟暮鼓，声闻山外。许多寺观庙宇皆荡然不存，为什么这个吊桥反而越过六七百年一直保存到今天？
然而，历史的空白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是它迷人的一部分。正像玛雅文明与三星堆那样。我们愈是向它寻求答案，愈会发现它魅力无穷。
尽管大家做这些事没有任何报酬，但谁也没有松卸自己分担的责任。一个月后，纷纷将各自完成的那部分内容寄给我。榆次文联普查小组、李玉祥和樊宇分别将关于文字、摄影和摄像的普查范本寄给我。按照要求，他们还各自设计一份普查表格，供普查使用。从专业的角度看，这些田野的杰作无须加工，已是高水准的范本了。在十月底初次考察后沟村之后，樊宇又跑去过两次，一次为了补充调查民俗，一次专事记录婚俗。我欣赏他的敬业精神近于一种奉献。他每次入村拍摄，不去打扰村民，就住在空荡荡的观音堂的大殿里。此时，天已入冬，他便在房子中央生个小炉子。更实用的保暖的办法是多带一些羽绒的防寒服和毛线袜。不要以为我们抢救民间文化一呼百应，有千军万马。真正在第一线拼命的只是这不多的一些傻子。
春节前我将《普查手册》的全部稿件交付出版社。大年三十之夜的子午交时，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樊宇。他没有在家里过年，居然又跑到山西榆次东赵乡后沟村去了。他正把摄像机架在冰雪包裹的滑溜溜的山头上，拍摄那里的年俗。他知道只有将年俗记录下来，才算完成这个古村落的“全记录”。我拿着话筒，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话筒里听着他在喊：“山里放炮响极了！”我还是不知说什么，忽然电话断了，心想肯定是山里通话的信号不佳。待我渐渐想好该说的话，一遍遍把电话打过去，听到的却总是接线员的“无法接通”。事后我读到樊宇写的一本《影像田野调查》才知道，那时陪他上山的村民滑倒在山坡上，险些落入漆黑的山谷。读到这里，我心中涌起一种骄傲又悲壮的感觉。我为我的伙伴们骄傲。因为在这个物欲如狂的时代，他们在为一种精神行动，也为一种思想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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