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乡三十六村：文化遗产的搜寻与普查

阳历年初，农历年尾，大年迫近，心切难抑。缘由是年文化具有时间性的。濒危将亡的年画只有在这短短的一段日子里，才会把它仅存无多的活态充分显露出来。于是抢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启动之前，我们加急地召开“全国木版年画普查工作会议”。在与全国各地年画工作者聚首谈过，并将刚刚拟好的“普查提纲”发给大家之后，旋即组织一行人马，纵入身边著名的画乡杨柳青镇。

近数年，逢到腊月我都会到镇上来，想亲眼看着这个曾经五彩缤纷地覆盖了整个中国北方的杨柳青年画，怎样一点点悄无声息地死去。如今镇上真正的年画传人只有玉成号霍氏一家，二男一女都已年过五十。其“勾、刻、印、画、裱”，全然保持着本地正宗的传统与艺术的真谛。其中霍庆有似乎比一般民艺学者更具文化眼光，一直致力于收集散落民间的年画遗存，并在他家小小的四合院内的回廊上充满诱惑地展示出来。然而，今年我们一入古镇，却好像这里刚刚刮过一阵全球化的飓风。

一座超级的流行于当今中国城市的大广场雄踞在古镇中央；一排无比巨大的罗马柱贯通东西；石家大院那一带高墙深院的历史街区已经被一条红红绿绿、旅游化的仿古街所代替。霍家那个沿河的、半掩在树阴下的小宅院玉成号呢？找了许久，才知道不久前已经拆除。家庭式的作坊已不复存在，弟兄几人分道扬镳。霍庆有搬进一座由香港设计师建造的洋楼里。去年我来镇上追寻《五大仙》的绘制者时，还到玉成号串过门呢，但如今好像被蒸发掉了。一千年的古镇就如此鬼使神差地在转瞬之间一扫而光？

抢救的急切感登时冲上心头。无疑，这件事已经进入“倒计时”。我把人马一分为二。一半人全力搜寻镇上的遗产，另一半人去对镇郊的南乡三十六村进行拉网式普查。看看田野之间还残余着多少农耕文化。

一二百年前，在杨柳青骄傲地作为闻名天下的画乡时，这南乡三十六村乃是镇上大大小小画店或版印或手绘的加工基地。各乡农人几乎都能画一手好画，人们说“家家能点染，户户善丹青”，就是指这南乡而言。一入腊月，北至东三省、南抵中原各地的画商们，都云集于此。他们将成捆的艳丽五彩、活灵灵的年画，装上马车或运河里的货船，像运送粮米那样一车车拉到远近各省。俄国著名的汉学家阿克列谢耶夫在《1907年中国游记》中曾经详细记载过他在这画乡被震惊得目瞪口呆的种种见闻。

然而，始自辛亥，中国人的生活向近代文明转型，年画随之衰落。日本军队扫荡南乡，应是一个促使这片神奇的土地快速走向荒芜的转折点。再经过“文革”的暴力摧残，及至80年代，本地一位名叫张茂之的乡土文化工作者对南乡三十六村作过一次田野调查。在那个时候，其中十多座村庄的年画作坊就已完全绝迹。这中间包括周李庄、南赵庄、薛庄子、董庄子、康庄子、房庄子、东流城、小甸子、大沙窝村等。由是而今，又过了二十年。情景复如何？

一入南乡，雪就下来了；走着走着，雪不但没停，反而下得愈来愈紧，落在肩上“沙沙”的真的有些声音了。

这南乡三十六村看上去彼此极为相似。砖的或土的房舍，东一个西一个的水塘，横七竖八的沟渠，丛生的杂木，平平淡淡的田野……本来就连成一气，此刻大雪的白色又把它们浑然地涂成一体；再加上这种昔日的文明为之荡然的失落感，更显得一片苍凉！

我们撒下大网，慢慢拉上来一看，几乎是一张空网！在那些二十年前年画就已尽绝的村落里，更是毫无收获。当年健在的老艺人如今大半已经作古。我们访到的艺人只有区区的四位，也都是七老八十。

第一位名叫房荫枫。七十三岁，原住张窝，后迁入房庄子，搬进公寓式商品楼。他手绘神像极精，尤其是《五大仙像》，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但他现在兴趣转向了中国画，基本上与年画绝缘。(www.xing528.com)

第二位名叫杨立仁。八十二岁，住南赵庄。清代中末期其家开设的“义成永”画铺名噪南乡。雇工二十人，一人一天印一千张“画坯子”。北京城门上贴的八尺巨型门神就出自他们杨家。民艺专家杨先让先生自美国来信，说他曾在波士顿发现一幅巨型门神，极为精美，但不能断定它的产地。我回信说，杨柳青挨近京都，故有一种巨型门神专门供给京城的城门与王公贵胄的宅门使用。其他产地都不制作这种巨型门神。

杨立仁家的古版曾经满满地堆了三间屋，却全部毁于“文革”。他至今珍存的几套灶王和一块《八仙》老版是冒着危险，藏在干燥的灶膛里，才躲过劫难，幸存至今。其中一块《独灶》（30厘米×20厘米）线刻极精，流转自然。但随着祭灶风俗的衰微，这种年画的市场正在快速的萎缩，眼瞧着就退出生活了。近些年，逢到祭灶之前，年过八旬的杨立仁都要挽起袖子，挥刷使墨，每种印一百张，却不去卖，而不过是过一过手瘾送送人罢了。

第三位名叫董玉成，七十八岁，住古佛寺村。这位老画师是此次普查发现到的，尤使我惊喜的是，前些年我在杨柳青镇地摊上发现的《双枪陆文龙》、《大破天门阵》、《合家欢乐过新年》，原来都是他的作品。他属于写意性质的“粗活”，半印半画，风格十分率真与浑朴。他家中还有一块老版《大年初二回娘家》（53厘米×78厘米），是我首次见到的风俗画品。足见此地对“回娘家”这一风俗的重视。董玉成代代都是农人，农忙耕地，农闲画画。人生得肩宽胸阔，腰板硬朗，一望而知是农稼地里的好手。但今年他停了笔。他说感觉自己画不动了。是真的画不动，还是买画的人日渐稀少的缘故？董玉成的画艺无人承继，他停了笔等于这一传承脉络的断绝。

第四位名叫王学勤。六十七岁，住在地势低洼一些的宫庄子。善画缸鱼，画风朴实饱满，阳刚十足。颜色里好像加了硫酸，十分强烈和刺激，大红、浓绿、鲜黄、翠蓝，全是原色，原汁原味保持着杨柳青“粗路”年画的本色。他有一间小小的画坊，依我看比任何一位大画家的画室都更加迷人。小炕桌上堆满色碟墨碗，几百支画笔插在各种筒子里。四面墙壁上密密地排列着如同窗扇的“门子”。在门子的反正面贴上线版的画儿，然后在上边涂红抹绿地着色。于是一大排五彩大鲤鱼在他小屋的四壁上一顺儿地游着，摆着夸张之极的大尾巴，扰起流光溢彩的年意。王学勤像他上边一代代祖辈那样生活与画画。祖传的古版《鱼龙变化·海市蜃楼》（门画48厘米×28厘米）和《居家畜贵·百代长寿》（对美48厘米×28厘米）一直在他手中珍藏。他家中有个小院，一边是住房与小画坊；一边是小小的粮仓与马棚，养一头骡子。院里堆着草料，几把长杆农具倚墙而立，一棵歪脖小树斜在院中央。他春夏秋三季在田地里干活，待到地净场光，便钻入画坊里印画描画。家里不富裕，画坊里没有炉子，冷如野外，所以他总是把几件褂子杂七杂八一层层地套在身上，好像巴尔扎克在《邦斯舅舅》中描写的执政时期人们爱穿的那种“五层背心”……墨的气味散布在画坊内寒冷的空气里；涮笔用的小缸水面冻了一层薄冰，涮笔时先要用笔杆将冰片扰开；小桌上有一小碗，里边盛着从枯干的荆棘掰下来的“刺”，用来当作“按钉”把需要着色的画儿固定在门子上。每每画完一批，便卸下画，捆成捆儿，用自行车驮到静海、独流、唐官屯等地的集上，一边吆喝一边卖。画价低廉，一块钱卖两张，却往往卖不出去。这便是农耕形态应用性的杨柳青年画最后和最真实的景象了。

站在大雪纷飞的炒米店大街上，我心中全是迷雾。这里曾是南乡三十六村黄金般的年画集散中心。清末民初尚有画店百余家。如今竟了无痕迹，雪天里更是人影寥寥；临街只有零零落落几家乡间饭店与杂货铺，都紧紧掩着门。历史在这里好像没有任何作为。是历史的更迭就是如此绝情，还是我们从来没有把民间文化视为一种精神遗产？

在这样冷的天气里，冰凉的雪花变得硬了，蹭过脸颊有些发痛。我请同来的电视工作者记录下上述的一切。将“视觉人类学”的视角注入这次抢救行动是这次普查工作的特点之一。我们要记录农耕社会文化终结期的原生态，也要记录一切不能忘却的遗存，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

我们的另一支人马在杨柳青镇上的工作成绩颇佳。他们对霍氏家族进行档案化的调查工作。同时，用摄影与摄像记录下霍家人年年腊月底祭祀先辈画工的仪式。还找到一位能用杨柳青口音来唱“白秀英卖年画歌”的七旬老人，也作了文字与视觉的记录。

于是，我们决心将这一著名画乡的遗产普查做到“一网打尽”，并在一个月后与杨柳青当地的志愿者牵起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