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即将付梓，我心中的情感忽然变得复杂起来。
此刻，清晰记得两年半前在北师大开过会，铁梁陪我去北京医院看望住在那里的钟敬文先生。老人穿着医院专用的带蓝色宽条纹的病人服装，上身套一件开襟毛衣，头上扣着一顶小而圆的灰色毛线帽。但他没有一点病容，居然兴致勃勃，满是老斑的脸富于表情。当谈到民间文化及其理论研究时，嗓音里带着激动的震颤。似乎民间文化的病疾比他自己的身体重要得多。那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数月之后钟老竟与我们作阴阳之别了。他说的话，也成了掷在世上沉甸甸而响亮的遗言。
这次谈话中，我一直牢记不忘的是两句话。一是谈到我们正在筹划的“民间文化的普查与抢救”时，他说“不应该让千百代人双手所创造的民间文化和艺术在我们身上断送掉”；还有是谈到关于《民间文化论坛》恢复学术性内容一事时，他说这刊物是“我们的命根子”。一再表示希望这刊物早日恢复。我知道老人对这份我国唯一的民间文化理论研究刊物一直切切关心。我再三说：“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并告诉他“白庚胜要专门来做恢复刊物这件事”，请他放心。于此，我已经领略到这位大学者的视野、非凡的见识和文化的良心。
他所强调的——对于民间文化抢救之必须和理论之重要，两年多来让我们感受得愈来愈深刻与紧切了。
抢救之必须已经成了大家的共识。那么理论之重要之必须呢？
应该说，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觉到我们理论的有限、僵硬、弱小和无能为力。我没有夸大问题。我承认我们的一些学者和专家非常优秀。或是在某些领域的研究上，或是在某些学术空间的开拓上，他们达到很高水准，并都有极具分量乃至洋洋巨作可以证明。然而，从整体上看，在经济全球化、城市现代化、农村城镇化的猛烈冲击下，已然土崩瓦解的民间文化又卷入了农耕社会迅速消亡的历史大潮而雪上加霜；这时我们的理论就无法应对了。甚至不知道怎样从书斋转向田野。我们的研究对象正在田野里大批死掉，我们却束手无策，甚至或者依然故我地伏案翻书做学问。民间文化到底是一种学术资料，还是一种有声有色、有情感的文化生命？
于是，我们的理论就出现一种尴尬与无能，即与当前民间文化普查的脱节。
应该承认，我们的理论已经很难指导、把握和推动正在田野进行的规模宏大的民间文化的普查。也许由于长久以来，我们的视野过多地局限在一些学术的单项里，所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许由于我们把田野作业仅仅视为搜集材料的工作，而将理论研究束之高阁。等到我们需要整体地直面千头万绪、缤纷错综的民间文化时，竟然显得措手不及，连一份系统的民间美术的分类法或成熟的民俗调查的提纲，也拿不出来。
同时，更加捉襟见肘的是学者队伍的薄弱。这在此次民间文化普查中已显现出窘迫与无奈。在许许多多领域中，根本没有研究人员。比如，对于中国千姿万态的古村落，如今跑到那里的大多是建筑学者和摄影家。古村落仅仅属于建筑界吗？它难道不是一个个千差万别的民俗学的活态的研究对象？如今绝大多数地方搞的风情介绍的小册子，已经都是那种为了吸引游客而连编带造的“伪文化”了。再比如我们正在展开的木版年画与剪纸的抢救，有的产地连一名专业水准的研究人员也没有，更甭提专家学者。我在一个产地见到的唯一默默地做调查工作的竟是日本人！(www.xing528.com)
如此的学术力量与能力，怎么能承担起民间文化界必须面临的历史使命？
由于上述的缘故，便是中国民协与学苑出版社合作致力于恢复《民间文化论坛》这一学术刊物的真正的缘故。需要说明的，我们决不是想恢复一个一般化的理论与研究的园地，而是把它作为推动时代性理论工作的措施之一。这里所说的时代性，应是我们对理论发展与走向的一种特定的强调。
当今民间文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本质上说，正是由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才空前地显示出民间文化的精神价值。它是人类精神丰富性和相互差异性的直接表现，也是各个民族和地域坚持自己文化个性的依据与根本。时代要求人们重新认识民间文化。同时，也要求我们对农耕时代所创造的文明进行全方位的、整体的、终结式的普查与整理。这便是民间文化研究的时代性和当代性。
在这样的时代要求下，我们现有的学术方式与研究方法必然要承受到强大的挑战。那就看我们能不能把这挑战性的压力变为动力，以激活我们的学术，扩大学者队伍，进而建立根植在九州田野之中新的学风与学派。
任何时代的学术都有自己的特征。当今我们的学术应当更多地关切民间文化的自身，更多的血肉与活力。因为只有在这空前规模的文化大普查中，我们才会获得如此广博和新鲜的文化信息，面对如此诱惑与全新的研究课题，并深切地认识到从事这一事业的高贵与责无旁贷。
但这一切都必须从田野开始，从普查开始。
先回到我们民间文化研究之源之本吧。
让田野的清风吹绿吹活我们的论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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