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灵魂不能下跪》：乌钦的英雄传唱

一个拥有英雄史诗的民族分外令人景仰。这个话题在世界范围可以使人联想到希腊与罗马的神话传说；在中华民族则马上会使我们骄傲地想到藏族的《格萨尔传》、蒙古族的《江格尔传》、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传》、赫哲族的《伊玛堪》。英雄史诗浓缩着一个民族的历史精神与文化精华，是一个民族有声有色的灵魂。在这层意义上，在工业文明正在结束农耕文明的今天，当达斡尔族的一部民间英雄史诗又被整理出来，并出版问世，真叫我们十分欣喜，并视若珍宝。

在辽阔和丰饶的嫩江流域，沿江两岸那些达斡尔人聚居的村落中，每逢节日，民间艺人都会一边弹奏四弦琴，一边眉飞色舞说唱着那种古老、浑厚又优美的“乌钦”。乌钦是达斡尔人喜闻乐见的传统说唱艺术，也是传承民族精神理念与民间习俗规范的一种文化形式。乌钦的历史由来已久。但自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一个长篇的乌钦开始盛传开来。它叫做“少郎岱夫鸟巴西戈勒”，也就是少郎岱夫起义造反的故事。

《少郎与岱夫》所演唱的是20世纪初（1917年—1919年），达斡尔族一场英雄豪杰式的起义。在少郎与岱夫这两位起义者的领袖纵横江野，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之时，嫩江流域就已经流传着许多关于他们的神奇的故事。当这二位英雄最终失败牺牲，他们的传奇便进入众口传诵的乌钦之中。老百姓总是用自己的情感与想象来再造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于是少郎与岱夫大放异彩。

达斡尔族人口仅有三万。但这个民族十分优秀。虽然他们亦牧亦猎，却很早就进入农耕。一边他们骁勇善战，性格倔强不阿；一边他们颇富智慧，他们口头的谚语丰富得可以编一本小辞典。一个人口少而历史长的民族，一定有着非常独特又深厚的文化。于是，达斡尔人口头创作的这部《少郎与岱夫》，便有着很高的艺术性。从少郎与岱夫的鲜明又复杂性格的刻画，到景物的描写，再到故事情节有节奏的展开与环环相扣的设置，都具有长篇史诗那种博大气象。在表述故事的过程中，他们不断地变幻叙事与抒情，加上比喻、排比、夸张、拟人等多种手法的运用，使得事件与人物都极富表现力，形象强烈，感人至深。《少郎与岱夫》是一部大型悲壮的史诗。有时会一连演唱数日。据说听者会时而激昂难抑，时而兴奋喊叫，时而悲泣有声。

《少郎与岱夫》是达斡尔人乌钦的经典。可以说，达斡尔人把他们的历史多磨的经历，民族鲜明的性格，真率的情感，处世为人崇高的准则以及非凡的才气，全放在这一乌钦中了。

一切民间文化都是自生自灭的。尤其是达斡尔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口头文化——包括乌钦，很容易不知不觉地失散乃至化为乌有。(www.xing528.com)

幸亏黑龙江齐齐哈尔有一些极具眼光的民间文化学者。他们慧眼识珠，很早就认识到达斡尔族这一珍罕而无形的文化财富。他们于1962年开始了抢救性的收集工作，通过翻译用汉字把它记录下来。此后，虽经“文革”劫难而暂停。“文革”一过，工作随即启动。早早于1980年就组成了“少郎与岱夫”的抢救小组，成员包括达斡族、满族和汉族凡15人。应该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这部达斡尔族的史诗是多民族心血的结晶。

抢救小组的工作极其艰巨。自80年代初期至世纪末，收集整理的工作竟然经历了二十年！他们跑遍嫩江平原所有达斡尔人聚居的村落，采访数百名民间艺人、歌手、故事员以及普通百姓。由于民间说唱很自由，常常由艺人们即兴添加与修改。《少郎与岱夫》流传的版本十分丰富，单是抢救小组整理出的原稿就有两万多行，四十多万字。而且，把一种民族语言转化为另一种民族文字又非易事。在整理过程中，既要保持原始说唱时口语的神采与味道，又要具备记录文本的欣赏价值，这些都向抢救小组提出有力的挑战。但是，高水准的多民族的民间文化抢救小组把这一切障碍都跨越过去了。当我们翻开这部用汉字记录的达斡尔族的英雄史诗时，便会立即进入八十年前达斡尔族那段可歌可泣的英雄历史，进入伴随着四弦琴那种四句一段的优美又纯朴的乌钦境界，同时还进入一种风情独异、清新刚健的民间文本中。据说有人把这汉字文本翻译回去，请达斡尔族的民间歌手来演唱，歌手们一开口马上就能流畅地演唱起来。

此时我想，如果没有这样一部用文字整理出来的《少郎与岱夫》，口头的流传能够有多久？无疑，它最终一定要泯灭的。因此，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对于民间文化来说，抢救就是一种建设。

我们要深深感谢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多民族的民间文化工作者。当然也要感谢那些才情并茂的达斡尔族的民间艺人。当这部书闪光地出版之时，它鲜明地显示出两种意义：一是这一艰巨的民间抢救已成为一个文化硕果；一是达斡尔人这个关于他们心目中英雄的传唱，将成为一段永远而迷人的乌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