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文化遗产思想学术论集：张士杰的宝贵贡献

我作为张士杰同志作品的一个忠实的读者，作为这样一位出色的作家、著名的民间文学家的崇拜者，来参加今天这个会。我想谈一些感受，也没有准备，事先没来得及看些材料。我是搞写作的，曾经根据义和团运动这一历史资料，写过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叫《义和拳》，上下集，还有一部叫《神灯》，是写红灯照的，已经写了“前传”，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现在正在写“中传”和“后传”。从我创作的角度，我想谈这么一个题目，就是“张士杰作品对我的启示”。关于义和团运动方面我没有发言权，在座的有很多这方面的专家，我要一讲的话，就露了马脚，我只能谈一谈我创作中的一些体会。刚才山东大学的一位同志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说：张士杰同志的作品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我首先肯定是有影响，而且是很大的，但民间文学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给我提供了素材，它更重要的影响往往并不是提供素材而已。我在写《义和拳》的时候，后来写《神灯》的时候，实际上没有从张士杰作品里提取什么素材。但是我觉得张士杰作品给我的东西，远远比提供的素材意义还要大得多。它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它主要给了我什么东西呢？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作品的人民性。刚才有些发言已经谈到这个问题了。我看了很多的历史资料，在中外一些历史资料里，对义和团基本是贬的，而张士杰同志的作品呢，旗帜非常鲜明地表达了人民在义和团运动中的立场、观点、感情，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这就给我一把非常鲜明的尺子，拿这把尺子去衡量那些形诸文字的历史资料，就会发现他们对于这一历史事件，在是非判断上本质是错误的。而张士杰同志的义和团故事，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记录这场伟大的运动，所以说从人民性这一点，对我来讲给我的启示非常具体，非常明确。

第二，文学创作所需要的东西，往往不是那些非常具体的故事素材和资料。历史小说固然需要这些东西，但更重要的是需要这些素材、资料之外更广泛的东西。比如形象，读者通过形象来感受你的作品，所以在史学界往往不屑一顾的、七零八碎的东西，对于作家则是重要的。比如当时人穿什么衣服呀，怎么吃饭呀，喝什么地方的水呀，都得要材料，都得要在脑子里有一些具体的形象才能写出来。我觉得张士杰同志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非常完整的形象的资料，这些形象化的东西，能够使我在读这些形象化的历史资料时，通过我的大脑把它形象化，使那些干巴巴（当然对史学家绝不是干巴巴的）的文字的东西都活起来，都有了生命，使每一条街道，那街道的感觉；每一个铺面，那铺面所给我的一种特殊的时代的气氛；每一个人，那个人的音容笑貌，以至他皮肤的质感，他呼吸的气息，甚至呼吸的温度都要感到。我觉得张士杰同志的作品在这方面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他把那个历史的背景像可观的画卷一样提供给我了。还有更主要的一点，就是说，他给我的感觉到了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是一种什么“味”的。因为我一直在想，什么是历史小说的真实性？历史小说的真实性就是那个历史时代的局限性。就是说，你正确地表现了那个历史时代的局限性，也就是正确地表现了那个历史时代的真实性。就和民间的剪影一样，只有把人的突出的、有特征的部位剪好才能剪得像，才能让人相信你剪的是他。所以对于认识那个时代，张士杰作品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从艺术的感觉来讲，我觉得他的作品里那个时代的“味”很浓，是我写不出来的。我们搞文学的，搞艺术的，追求一种东西就是味道。春天有春天的味儿，下雾有下雾的味儿，北京有北京的味儿，大西北有大西北的味儿，历史小说要有那个时代的味。味道有的时候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也不能够把它说得非常具体，但没有这个味儿一切都要变成假的。而张士杰的作品能够让我很准确地感觉到那个时代的气息、那个时代的趣味、那个时代的情调，特别是还有一种地方味儿。在这一点上，我想扯出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山东大学的老许同志问我的，究竟现在张士杰怎么定性，是民间艺术家，民间文学家，还是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家？还是著名民间故事搜集整理家？……关于这个问题，首先要看我们给民间文学这个概念怎么下定义。我认为，不要把文学概念定得太死，比如像苏联文学。我最近帮助一个出版社编一套苏联当代文学的图书，苏联的文学家们，比如像苏联现在非常著名的现代派作家舒加耶夫，他的职务是苏联作家协会散文组组长，实际就是小说组组长（俄语里散文和小说没有区别）。张士杰的作品就他搜集整理那些东西，如果按照当代文学来讲（把民间文学抛开）又接近于报告文学。比如去年我接待了一位美国作家叫高更，我问他写什么作品，他说的那种作品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他说他的主要的工作就是专门去打听谁家死人了。谁家一死人他马上就去，到那以后，他就说：“我是作家，您愿意不愿意把死者的生前照片给我看看。”有的人就拿出很多死者生前的照片给他看。“我希望你们家属谈谈他一生中所做的事情，我想写一本关于他的书，如果有意思我就写，没意思就不写。”有的同意和他谈，然后他就根据所谈的资料和照片很准确地把这个人写下来，出一本书，这个在当代的美国文学语言上也叫文学，这个作家也叫作家。没有叫故事搜集整理家。我看，这比张士杰的作品收集整理成分大得多。当然，给张士杰怎么定性，那是大家的事，不是我个人的事。但如果仅仅把他定为故事搜集整理家，我觉得就至少缩小了这个作家在文学上的成就。反过来讲，也缩小了文学的疆界。张士杰同志的作品是搜集来的，整理来的。但是，我们要看到解放以后，“文革”以前，我们文坛上相当一批作家都靠采访劳模、尖兵、红旗手“吃饭的”，在这基础上进行加工，这也近似搜集整理。当然，就一般文学创作来讲有这么一个问题，比如听了这个故事，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我们把这个故事进行加工，添一点，拉长一点，制造一点结构，给它一点跌宕、一点曲折，把其中矛盾的因素对立一下，然后写出来。一般来讲，对于素材这是一种物理加工的办法。还有一种我们在文学上认为是一种更高的加工的办法，就是我们生活中听到一件事情，一个人在爱情方面的一个很悲惨的遭遇，我挺受感动，也觉得可以写，但是我没写，我把这东西搁在那儿，作为一个信息积累下来。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听到一个和它多少有关的、但又没有直接关系的故事，或者听到和它完全相反的故事又记下来了。这样一个，两个，积累多了，积累到一百种了，它没有经过我们有意识地组合，而是它自己经过一次质变的反应（像居里夫人把多种矿石放在一起，最后都不是那种矿石了，一百种元素放在一起，最后诞生了第一百零一种元素，就是镭）。诞生了一个新的艺术生命，几个从未有却十分可贵的人物，作品出来了。这是一种化学式的加工。这两种加工都是围着加工素材进行的。张士杰那个时代是一个充满传说的时代（中国历史很有意思，每一次的自发的群众运动都会推出大量的民间传说，比如最近的“四五”事件，就有大量的传说诞生，就有大量的诗歌诞生出来，只有自发的群众运动才能有。人为的运动则往往没有，比如清理阶级队伍一批三查、一打三反等是不会带来民间传说的。这种自发的群众运动出现的人和事也都是应运而生，后来你传我，我传你，加上我们中国人还有一种民间造神的本事，喜欢把自己传说的人物理想化。于是就形成很动听的故事。这也体现了我们的民族性）。张士杰听到这些故事，已然是经过民间口头无数次加工，是个集体创作，他把这个集体创作进行高水平的文字加工，经过高超的艺术处理，就成了艺术精品。我们把像《红楼梦》那样的，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像《欧也尼·葛朗台》那样的作品认为是文学作品，为什么不能把这样的作品认为是文学作品呢？它非常独特，它形式非常短小，它让你感到真人真事的影子而它又不是真人真事，让你觉得这个人就在河北的什么地方生活过，但实际上又并非如此。我觉得他有些东西比姚雪垠对《李自成》的加工程度还要大。所以，我个人认为，张士杰是一个出色的作家，是一个风格非常独特的作家。更要强调的是，张士杰把他独特的个人的气质融到他的作品里边去了，他整理出来的故事，就是张士杰本人的文风，就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文风。所以我认为张士杰是个出色的作家，作家前边加不加“民间文学”没关系。如果加，他就是一个杰出的民间文学作家。另外，我觉得张士杰还有一个独特的贡献，对我的帮助也非常之大，就是他的作品所具有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当今的中国文学，已经开始非常注意这个问题了。北京已经开始有一批作家，像邓友梅、刘绍棠、苏叔阳、陈建功，开始要写乡土味、北京味。今年大年初一，北京“人艺”的一位导演（梅阡）到我那去作客，他问我是天津味有味，还是北京味有味？我说我们天津在晚清到民国的时候比你们北京味有味，但是我们天津没有诞生像老舍那样的作家。老舍把那时候的黄包车、茶馆，那时候的北京那种沿街叫卖的场面绘声绘色地提炼出来了。再扯远点，如果没有鲁迅，那么谁知鲁镇是什么味？演社戏的小戏楼是什么味呢？如果没有像梅里美这样的作家，谁知道吉普赛姑娘是什么味的？如果没有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谁知道哥萨克是什么味的？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出色的作家他要善于把地方的，他生活的这块土壤里边的最有特色的，最有魅力的，最感动人的，最富有感情的东西提炼出来，融入他的文字里，也就是乡情。我觉得张士杰的作品最感动我们的是那淳朴的河北地方人的感情，廊坊地区、安次这么一种特有的感情。这些作品不但人民喜爱还要流传后世。所以我说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写《义和拳》、写《神灯》和写最近的舞剧的时候，就再三跟我们剧组的同志讲，我劝他们先别着急在剧本里边编故事，你们好好闻一闻咱们老天津卫在晚清的时候是什么味？到晚清时的估衣街、娘娘宫、鼓楼、精武堂去闻闻当时的味，去到四郊五县看看农村的那些花鼓、灯彩、高跷，增加一点乡土感情。这些同志本来都是搞洋乐的，现在都已增加了乡土感情。那天他们给我表演了天津的“砂锅照”，七月份天热的时候，给红灯照送饭的情景，老太太全用砂锅，纯粹天津老太太打扮，一人戴一朵大花，味非常浓。这些东西都从哪儿来的，确实是张士杰作品给我们的启示。(www.xing528.com)

最后我想说，我觉得开这个会相当重要。义和团史料确实到了最后抢救的时候了，再不抢救就完了，五年之间，再不抢救就没有了。因为你想，张士杰写这些故事时是在1958年、1959年，到了我写《义和拳》的时候（1973年—1975年），就比较困难了，在1973年，就是光绪二十六年生的人，他也已经七十三岁了，起码得找九十岁以上的，他才能记事。我就费了相当大的劲在城里找了九十岁以上的人，取得了一大批第一手资料，从来没有整理，我没有张士杰那种才能，但是我毕竟搜集到了当时的一些历史资料。我觉得现在已经晚了，现在是1984年，当时十六岁的人，现在整整一百岁了。我们现在所能搜集的资料就是参加义和团那一代人的直接传人，这一代人的岁数也在七十岁左右，如果不搞就晚了，活资料没了，只有现成的、到此为止的死材料了。“文化大革命”十年耽误了我们很多很好的时光，“文革”期间，有一次我到宁河去搜集民间年画。在那个时候，民间传留下来的一些年画版，大部分都当了搓板了。我就在当地布下几个“亲信”到处搜集，他们发现了一块关于八国联军攻占大沽口，义和团奋起保卫的年画，叫我马上去看。非常遗憾，在我去的前一天，老太太叫儿子用刨子把画版推平当案板了。现在看来这些资料恐怕是越来越少了，甚至濒于绝迹。我觉得要搞就得抓紧时间搞。我想给河北的民研会和廊坊地区文联提一个建议，希望能够重视这件事，不仅仅这样开一个会，民间文学如果画一条线的话，解放以前的民间文学，到了目前就都到了抢救的阶段。我前几天还在另一个会上说，我们需要整理，但是现在整理不是主要的工作，最主要的是搜集，说得紧迫些是抢救。我们民研会所有会员全都应当下去搜集，把材料搜集上来，民研会花钱买，付给稿费，多粗糙都没关系，一看行就拿过来。我们天津民研会就正准备做这个工作，把天津通请到我们民研会来，讲半小时给四块钱，好龙井茶沏着，讲时间长了中午请吃顿饭，先把材料搜集上来。我们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我们要有一种事业心，要把我们民间的文化遗产当成非常宝贵的民族的文明传统，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要珍视这些东西。挖掘出我们民间东西的特色、魅力，才能够真正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学。如果我们中华民族的各地区都重视自己的文化，都重视自己的民族遗产，那么我们民族文化的多彩多态、百花齐放才会更耀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