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现代化大潮对历史文化遗存的猛烈冲击，我们无法坐视又束手无措的时候，山西晋中地区冒出一位名叫耿彦波的人，在他为官任职之际，下大力气，挽救当地古老民居于毁灭之中。由于我国有文物保护法，没有文化保护法，珍贵的民间文化——民居便向来不在保护之列。于是，耿彦波将文物保护中经常使用的“就地保护”、“易地保护”和“原址重建”几种方式全部拿来，综合利用，并严格遵循整旧如旧的原则，从而将历经磨难、形同废墟的晋商大院，一个个精美又迷人地再现出来。
他在灵石县任县长时，复原了如今已然闻名全国的“王家大院”；如今他到榆次市当市委书记，又主持将十二万平方米的“常家庄园”修复起来。由于他在复原这些建筑群时，还从晋中一些乡镇搬迁过来一些零散的古老民居，于是这两个具有博物馆性质的晋商大院，就将许多散落乡野、性命难保的民居精品集中地保护起来。
现在，这两座大院已成为晋中文化旅游的胜地。单是王家大院每年游人数十万，收入相当可观。在人们眼羡这里的旅游效益时，我却更看好它的文化效益。因为在这两座晋商大院中，我看到游人对这些古老建筑的艺术精华啧啧赞赏，为先人的天才创造与高度智慧由衷地赞叹；大院的管理人员也无不引以为自豪。文化和文明显示了巨大的力量！此时，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承、美的传布、民族的亲合力和凝聚力力大无穷的效应。这不是百倍地胜过书本上那种平面的爱乡爱国的教育么？
可是，并不是人人都能看出这种文化的意义和文化的价值。事物的价值往往无形地潜在其中。若有文化眼光，就会识出其中的文化价值；倘无文化慧眼，对其高贵的价值就会视而不见。而且为官一任，都要建功立业。经济上的功业比较显眼，所有指标和数字都摆在明处。文化上的功业就难评估了，文化的标准很难说清具体的尺度。而且，往往在文化上使的力气，不能马上见到成果。因为文化的受益者多半在后代身上。这些是不是就成了文化受到漠视的原因？
然而，我们是个文化大国。中华文化是我们称雄世界“永远的优势”，也是民族精神的载体。从一个民族的永久性上看，文化比经济的意义更为深远。经济的优势常常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文化的优势则是一张不变的王牌。所以，我们官员的政绩应该更多些文化含量。也就是说，官员的政绩应包含着比重不小的文化政绩。
由于我们的文化是灿烂而多元的。所以我们的地方官员们不单要发展本地的经济，还担负着发展本土文化的神圣使命。(www.xing528.com)
发展文化决不能想当然地说干就干，也不能只做表面文章；修一个文化广场摆个样子，或搞个文化节热闹一场。文化建设是目光长远、精致深入、日积月累的工作。尤其是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文化建设，包括抢救、保护、传承、弘扬和创新。它必须要衍续历史的文脉，发扬地域独有的文化精神，从而建设具有鲜明的中华文化血型和开放创新的新文化。
像耿彦波这样，把几乎被历史湮没、没人爱惜的古老建筑，从废墟之中寻觅出来，小心翼翼地修缮，精心地整理之后，一件件恭恭敬敬放在人们面前，让人们在参观游览中，认识到传统的美，先辈们非凡的精神气质，以及天才的创造，从而转变观念，看到了事物中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并热爱、珍惜、尊重自己的文化，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感到自豪，这难道不正是表现着一种先进文化吗？
先进的文化是站在时代高度上，面向未来的文化眼光；也是站在未来而决定现在的文化韬略。它是真正地具有前沿意义的。在历史进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正确的引导性和方向性的。
于是，时代向官员们提出一个十分严肃的课题：只有具有长远的眼光和相当高的文化素质，特别是富于深挚的文化情感，才能够真正地树立起文化的政绩。官员的政绩必须有文化含量。政绩应是全面和缺一不可的。我们是否还要建立一种评估官员文化政绩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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