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后期，中国的电影银幕不绝地演出一个个足使西方人为之陶醉的东方故事。千篇一律的四面高墙内，禁闭压抑的生存环境，蒙昧而畸型的人物，腐朽神秘的气氛，荒诞古怪的人生情节——这种连中国人也鲜见和好奇的故事，却被西方当作东方文学象征而授予重奖。这奖提高了影片的含金量，出口转内销，再在国内赢得惊人的票房率。
有人说，主要因为这种影片满足了无知的西方对东方的好奇。这话并不对，而恰恰是这种东方故事正好与西方人心中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东方形象相契合。
几乎在西方所有大图书馆里，都有一批尘封丝绕的旧书，它们很少被翻译成中文，书内却写满东方中国的故事。这便是上个世纪或更早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们的回忆录。翻开这些著作，我们就能一下子找到那种被描绘成愚昧落后、麻木保守的东方形象的来源。西方传教士还用国民性这个话语把种种劣性归结为中国人的种性（或称民族的劣根性）。
这个国民性的话语一旦形成，便像原子裂变，源源不断生出无穷尽的荒诞又荒谬的东方故事和东方形象。本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先贤们，主动担负了唤起民众，催动民族奋发的重任，但这些手中缺乏理论武器的好心人便从西方传教士那里接过关于国民性的话语，提出“改造国民性”的口号。他们是鲁迅、梁启超和孙中山等人。虽然他们唤醒世人的历史功绩不能抹杀，客观上却呼应、推广与印证了这种西方理论。
应该承认世界任何民族都有一种作为集体无意识的民族特性。但民族性不能离开历史背景，不能作为一种本质，更不能顺从西方的视角。
19世纪中叶以前，世界有两个中心，一是东方，一是西方。在古老东方的极盛时代，曾经创造过灿烂的文明。然而随着19世纪以来西方帝国主义以其科学与军事优势，对东方实行殖民化的过程中，西方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霸权，产生了一整套使征服者合理化的理论。这理论旨在建构这样一种世界：即西方中心和东方边缘；将文明先进和蒙昧落后给西方和东方定性，并敷以进化论色彩，似乎东方的进步必须以西方为榜样；还有，对东方的解释权在西方而不在东方，东方创造的一切（包括文明）最终只是西方的研究材料而已……于是一种傲慢的贵族化的西方中心主义被确立起来。
东方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是一张纸的两面，谁也离不开谁。(www.xing528.com)
一百多年来，西方人一直从“西方中心”的视角来看东方，尽管爱德华·萨伊德终于从中破译出这种东方主义，是“欧洲人的发明”和“霸权的产物”，尽管他的理论对西方的传统成见具有颠覆作用，但是大多数西方人至今并没有从东方主义中走出来，甚至他们至今没有来过中国，脑袋里仍深深地刻画着这个东方故事与东方形象。
就这样，如果你给他们一个愚昧又神秘的东方，他们会毫不犹疑地确信这就是东方；如果你给他们一个明快又幽默的东方，他们反而觉得奇怪和不真实。于是，这个从100多年前西方传教士那里抛来的绳子，依然牵着我们电影的鼻子。
当然，我们不应该因此就谴责“这种电影是拍给外国人看的”，但一些电影导演已经陷入东方主义，即西方霸权所制造的理论误区。他们刻意从文学作品中找寻这类故事，模糊掉确切的年代与地域，仿佛整个东方几千年来就一直不变地沉浸在这种压抑阴暗的天地里。他们苦心营造出一个比一个更神秘、更离奇、更怪诞的东方故事，不惜在文学原作上做出那种肢解般的任意臆造。其结果，这些电影放在一起又何其相似。这种电影已经走到尽头了。因为东方主义是用历史暴力强加给东方的一个固定不变的谬误的概念，既没有生动的历史血肉，也没有深刻的现实启迪。
东方的现实已经打破陈旧的过时的东方主义的神话。但东方银幕却挥不去这个陈腐又荒唐的东方故事。东方故事何时了？
由此还让我想到，是不是还有一种东方人的“西方主义”或者西方人的“西方主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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