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村落：宝贵的文化遗产

感谢大家来出席这个会。这个会我们策划已久，计划已久。最近四年以来，我个人是在两方面工作：一方面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做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现在正在全国各省市全面铺开。中国民间的木版年画、剪纸、唐卡、泥塑、民间美术、民间故事、民俗志、杰出传承人等一系列的普查和抢救项目正在生气勃勃地进行着，有很多项目现在已经普查过半。另外一方面，我又帮助政府文化部方面在搞“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认定。

在做这些工作时，一直没有忘了开这个会——古村落出路问题的研讨会。为什么？首先，我一直认为古村落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大的文化遗产。在所有文化遗产里，不管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古村落这个遗产是最大的。我希望大家有个共识。去年在婺源举办中国乡村文化节的时候我也讲了这个观点，有位记者便问我：能比万里长城还大吗？我说：是，比万里长城大得多。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它悠久而博大。从河姆渡文化开始，我们有五千年到七千年的农耕社会，有五十六个民族，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我们有多少村落？算算吧，我们有一千五百九十九个县，一万九千个镇，三万多个乡，六十二万个村委会。长城是一条线，古村落遍布中国。当然，不是所有的村落都是古村落。因为有很多村落的遗产都已经被我们自己搞没了。江浙一带大批的古村落，大批所谓“小桥流水”的江南古村，在近二十年里已经搞完了，搞光了。现在我们中国到底有多少古村落，我跟一些专家们探讨过。我问李玉祥，他是中国专拍古村落的摄影专家，我问他中国还有多少古村落？他说有三千到五千个。今天上午我问从贵州黔东南地区来的一位学者，我说你们黔东南有多少古村落？他说搞不清，反正公路边儿上的愈来愈少，像样的古村落都藏在深山里。我们的文化不是被我们自觉保留下来的，它是自然保存下来的。所以越是边远的、不发达的地区，古村落反而保护得越好。尤其是省和省的交界的地方、行政力量比较弱的地方，村落反而保存得好。因此我特别担心西藏铁路通了以后，西藏的古村落会急速消失。尽管如此，我们现有的古村落的数量仍是世界第一的。李玉祥的估计差不多，三千到五千。第二，在农耕时代每一个村落都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单元。也是一个文化的容器。村落规划、建筑群落、以及桥梁和庙宇，是物质文化遗产。同时里面还有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包括各种民俗，生产生活、婚丧嫁娶、商贸节日、信仰崇拜等等民俗；还有民间文学，神话、故事、谚语、歌谣，都是无形的口头的；还有大量的民间艺术，民间戏剧、音乐、美术、舞蹈、制作工艺等等，都是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刚才我和西塘这里的沈书记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我举了个例子，我说昨晚我和沈书记在西塘吃饭出来，一个很窄的巷子里边有一个人卖新毛豆。沈书记顺手抄一把毛豆，说你来尝一尝。他想叫我同来的人都尝一尝，伸手又抄一把。我当时就问沈书记，你是不是仗着你是书记，就随便抓人家的这毛豆？沈书记笑了，他说完全不是，这是我们这儿的一种文化。买东西之前你可以尝一尝。这是此地的一种人际的关系，一种人情，一种文明，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他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独特的民情、民风。我在奥地利萨尔斯堡住过两三个月，那个地方的风俗非常有意思，碰到下雨你可以就近从旅店里拿出一把伞打。雨停了，你随便找一个旅店把伞放在里边就行了。意大利也这样，他叫人感到一种人情。我们中国人也一样。楠溪江那边的那些亭子的柱子上，现在都可以看到一些钉子。那钉子是挂草鞋的。人们打草鞋时多打一些，拴成一串儿挂在柱子上，路人鞋穿破了，可以从这里换一双。这些鞋是给陌生人的，给路人的。这种民风、民情，是他们物质文化遗产里面升华出来的一种文明。文化遗产不是供人赏玩的，它里边蕴寓着一种灵魂，文明之魂，这也是我们保护文化遗产真正的目的。我们中国有56个民族，把各个民族的民间文化——舞蹈、音乐、歌谣、传说、民俗加起来，不比万里长城还大吗？第三，我们的古村落不仅有它的历史文化价值、研究价值、见证价值、学术价值、审美价值、欣赏价值，多方面的价值，最重要的一个价值是它的精神价值。因为我们所有要传承的遗产，最终的目的是传承我们民族独特的精神方式。就是把我们民族的身份、血型、基因传承下来。现在国际上把文化遗产分为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部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是这样的：物质文化遗产是以物质的形式存在的，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通过人的行为方式体现的。非物质的方式大多时候是无形的。舞蹈通过人体的动态和动率表达出来；音乐通过声音表达出来，声音也是非物质的。当然，非物质与物质也不能截然分开。比如我们的民间版画、年画，是通过木版印刷表现出来的，最后的载体却是物质性的年画。但是为什么我们把年画归到非物质文化遗产里边呢？主要因为年画有制作的技艺、口诀以及使用年画的民俗。这些东西代代相传时不是靠文字著录传播给后代，而是通过口头和行为传承下去，如果传承中断，无人再制作和使用年画，年画便失去了非物质的意义，而转化为单纯的凝固的历史遗物。所以我们将年画归为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皮影、刺绣等等都是这样。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是活态的。它必须是活态的。我们对它的保护，就是保护它的活态。

因而，我说无论从它的规模、内涵还是价值来讲，我们的中国古村落都是一个最大的文化遗产。但是它现在碰到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文化遗产就像城市一样，受到空前的冲击。第一，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全球化就是一种文化的同质化，就是要把你的文化都变成它的样子。第二，它又是一种商业文化。它必须要在你原有的文化里挑选卖点。能够成为卖点的，才受到关注，但还要进行商业改造；不能够成为卖点的，便被搁置一旁，形同抛弃。在这个巨大的变化之中，我们中国的六百个城市的历史遗存，我认为全完了。如果追究责任，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的失职。因为在当代中国城市改造的二十年里，我们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缺席的。前不久朱家角的一个建筑师的会议上，我说今天我不谴责官员和开发商了，该谴责你们这些建筑师了。就是因为你们的无能、急功近利、趋炎附势，你们把我们的所有城市都搞成一个样子了。你们在电脑上急功近利地反复翻用那些现成的、畅销的建筑图纸，你们在相互抄袭，中国的城市能不一样吗？开发商的标准当然是越畅销的越好，然而什么样的房子畅销却是建筑师推荐给他们的。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迅速地把自己千姿万态的城市变成了一个样。多愚蠢的民族啊！我们多愚蠢啊！这么多沉甸甸的令人神往的城市、这么深厚的城市记忆，全部毁了。而现在，新农村热潮卷地而来之日，正好是开发商们在城市里找不着多余的地皮可以炒买炒卖之时，他们目光一定要转向新农村这个大得没边的市场。因为那里可以大量地生产房子，可以赚大钱。而我们新农村的“新”，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于是，新农村的“新”一定离不开一个思维，就是形象。这个形象很容易跟政绩形象在思维上合二为一，那就太可怕了。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法律保护，国家文物法只保护物质的、文物性的。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刚刚开始。古村落根本没有保护法。古村落到底是放在文物这一边，还是放在非物质这一边，现在谁也说不好。没有法律保护，完全凭大家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前不久天津的开发商们搞了一个峰会，他们创造出一个主题词，是“有多少城市可以重来？”我看了吓了一跳。便在会上就抨击他们。我说在世界上我知道只有两个城市是“重来”过的。一个杜塞尔多夫——二战的时候被炸平的德国城市。还有唐山。再没有什么城市重来过。城市是一个生命，你怎么能随意宰割它、挥霍它？城市里承载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你怎么能把它卷土重来呢？这是多无知的口号啊。重来就是胡来。我们的城市保护一直是一个最大也最困难的事。面对着困难我坦率地讲，我是不乐观的，甚至是悲观的。这些年我像唐吉·珂德一样四处奔跑，最终我趴下了，感觉到彻底的失败。曾经一个网站对我提的问题是，你对你的成功有什么感受？我说我没有成功，我是个彻底的失败者。我还有什么脸面说我自己成功呢？我致力保护的城市的历史文化全完了。我凭什么说自己成功呢？现在，我开始担心城市的文化悲剧在农村上演。我必须大声说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在农村；文化的根在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在农村；少数民族的文化全部在农村。如果少数民族全住进华西村那样的房子的话，少数民族就没有了，我们就不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了，我们民族也被全球化真正地全球化了。这是个多可怕的问题啊。这关乎我们民族的精神呵。在“文革”的期间，我们什么都替老百姓决定了。老百姓的吃、穿、糖、麻酱、副食一切都替老百姓选择了、规定了。思想也是。告诉老百姓怎么想，老百姓就得怎么想。告诉老百姓说什么，老百姓就说什么。我们没有想到人的精神情感。现在我们以为老百姓只要发财赚钱，不需要历史文化，不需要精神遗产吗？下一代也不要吗？如果后代想要，找谁要去？

我们这个时代正经历着一个特殊的时代，就是文明转型期。整个人类的历程中，总共有两次大的转型。一次从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转型。一次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由于当时农耕文明对渔猎文明没有认识，转型期间没有保护意识，所以渔猎文明的遗存今天基本上没有了。当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时候——也就是20世纪以来，人类很了不起，想出了一个词叫“遗产”。这遗产是指人类共有的、精神文化遗产。它体现着人类文明的核心价值、多样性的历史创造和自身的尊严。人们保留遗产是需要不断地重温它。我们过一文化节日，不完全是为了喜庆，我们还享受一种来自遥远的祖先一直到今天的、无可替代的亲切的人类情感。我们在海外出差不能回去，给家打一个越洋电话的时候，那种激动跟平常打电话是不一样的。那是一种文化情感。这些东西才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民族凝聚力的根源，这才是我们最深的独有的根。但是我们必须清楚，我们要保护的遗产早已经支离破碎。我国是一个正在急速变化的国家，而恰恰又是从“文革”进入改革的。我们不是线性地发展过来的。“文革”的时候传统文化基本上被掏空了，什么都没有了。在批红楼、批水浒、批克己复礼的时候，中华文化已经只剩一个空架子，然后进入了改革。而迎面而来偏偏又是商业文化，是超市、NBA、时尚、时装、汉堡包，是一种快餐性的、沙尘暴似的、一次性的、粗鄙化的消费文化。吃起来非常痛快的，消化起来也很快，商业文化是谈不到积累和建设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又没有任何的文化准备，来不及挑选。我们对原有的城市根本没有进行过文化普查，也没有经过任何文化认定。只认为北京文化的代表是天安门和故宫。其实北京的文化特征不在故宫和天安门上，那只是文化的象征。北京文化的特点在四合院和胡同里。一个地域的文化是在它的民居里的，而不是在它的宫廷或者是皇家建筑的经典里面。我们所讲民族的根、民族的魂、民族的情，都在我们的民居里，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但很长时间，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www.xing528.com)

应该承认，这两年有了变化。国家的视野里也出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正在加紧进行，另外国家名录现在也开始确立。今年申报名录的是1355项。我非常尊敬浙江省，我计算了一下，浙江省报的最多，这证明浙江比较重视自己的文化遗产。名录经过几轮筛选与评定，最后确定的是518项，有人认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太少了，但这已经相当于日本国家“重要无形文化财”的总数。韩国搞了几十年，现在国家认定的“无形文化财”也只有一百项出点头。我们确立国家名录是一件大事，表示我们的国家对自己的文化遗产的尊重。今年的6月10日我国还将首办“文化遗产日”。它表现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开始有了一种自觉的珍惜和尊重。我们中国有无数个文化性质节日，但是这是第一个自觉的文化节日。一个为文化设立的节日。应该说，只有现代人才会尊重历史，因为尊重历史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内涵。但是有了节日不等于就有了一切，关键怎么把这个节日过好，并把这个旨在珍爱文化的节日确立起来。

讲到这里，我似乎变得乐观起来，这使我想起去年在各地考察时的一些感受。去年的3月份到7月份，我主要是搞古村落的考察，去了七个省，秋天到了婺源，没想到婺源的文化保护搞得这么自觉。此后来到江浙，一进西塘我非常吃惊，我说我来晚了，应该早来。这么好的一个典型，做得这么优秀，而且它的方式——活着的西塘——我非常赞成。我感到现在古村落保护已经出现一些优秀的典型，一些具有现代精神的基层领导人物出现了。他们凭着自己的先知先觉和相当高的见识来做。他们的修养和知识结构越来越好。我觉得跟他们一交谈就能成为知己。不像我在前十年到处跑的时候，怎么说也说不明白，很费劲。比如刚才会上谈了好多见解，有的问题我也没有想到过，非常好，对我很有启发，值得我们思考。而且已经出现不同类别的村落保护的典型。第一个要说的典型就是西塘，我认为西塘是注意生态的，活态的，以人为本的，注意保持这个地方的历史生态的延续，这是非常难得的。上回到西塘来的时候，沈书记陪我在河边散步。路边有一扇窗户支着一根细木棍，此时天已经凉了，窗台上摆着一个花盆，屋内老太太想把花盆拿进去。她拿起花盆的时候，花上正落着一个蝴蝶，可能睡着了。老太太把花盆起来时轻轻的摇了一摇，似乎怕惊吓了这只蝴蝶。蝴蝶飞走了以后，她才把花盆拿进去。当时我特别感动，我觉得西塘把诗意也留下来了。西塘能保护到这个地步，我觉得出神入化了。把灵气都养育出来了。我认为西塘做的是一个活态的典型。第二个是婺源，婺源也是很优秀的。婺源是从文脉上注意它历史的延续。婺源是徽派建筑，粉墙黛瓦，非常漂亮，再加上周围的大片绿色的竹林，黄颜色的菜花，红色的山里红，还有水塘的倒影与反光，简直就像画一样。初次来的时候特别想画画。大片的色彩，特别美。后来回去还真的画了两幅。可是从婺源出来到景德镇，我发现马上变了。那些瓷砖贴外边的房子到处可见，丑陋无比。我问婺源的同志这是为什么。他们说婺源这些年来一直坚持一件事，就是他们请专家设计了几种不同的婺源传统的房型。当然卫生间扩大一些，里面增加现代化的设施。老百姓盖房子时不能随便盖，必须从新设计的几种房型中选。这样一来，它的历史建筑和新建筑整体上是一致的，很协调。历史特征十分鲜明。还有一个是丽江市束河的经验，束河的经验基本是古罗马的一种方式。老区不动，另辟新区。新区搞得很现代，老区保持原汁原味。另外有一种是晋中大院的形式，如王家大院、常家大院等。它们基本是民居博物馆的方式。这是欧美人常用的方式。比如一些地方老房子大多拆毁了，只剩下几处，单体保存很困难，就把它集中起来。在晋中，是把它们放在一些保存尚好的大院里。大院原有三分之二，现在把空缺的三分之一老房子补进去。补是搬迁，必须按照文物的搬迁办法。基本是落地重建，但所有搬迁的砖石木件全部标号，在这方面应该说，晋中大院搞得不错。还有一个就是乌镇和榆次的方式，基本是做旅游景区的方式。就是非常明确地把它做成一个旅游景区。这样做的问题是，到了晚上基本没什么人了。榆次古城就更明显了，原住民都迁出了，夜间成了空城。乌镇也只保留了少数的人。这种类型基本是作为一个景点、景区的方式。当然，乌镇却做得很成功，经济效益很好，也很受旅客欢迎。我刚才讲了几种，但是实际上远远不止这几种。我认为原则应该是一个村一个方法，绝对不能一刀切。要根据自己的情况，从自己的文化、自然环境、老百姓的风俗出发。千万不要用同样的方式。比如说外墙，西塘的外墙基本是意大利的方式。它是不动手的，所有历史的记忆都在墙上。但维也纳是不断地刷新，不断地把老墙刷成新墙。在中国婺源也是刷墙的。因为婺源人喜欢他们的白墙，他们在历史上就不断地刷墙，脏了就刷，刷成耀眼的白墙是那里的特点。所以他们就要沿着传统与习惯的这个特点和线索做下去。关于什么是古村落，首先需要强调的是，不是说所有的村落都要保护不能动，我们要保护的只是古村落。不是古村落保护什么？关于古村落的标准有四条。第一个有悠久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都被村落记忆着；第二个就是应该有较完整的一个规划体系。比如较完整的村貌、建筑、街道以及庙宇、戏台、桥梁、水井、碑石等等，应该是一个基本完整的体系；第三个，应该有比较深厚的非物质的文化遗存。包括各种民俗、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等等。当然可能这个村庄没有剪纸，那个村庄可能根本没有民间戏剧。但是它应有较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存；第四个，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有它的独特性。独特性就是不可替代性，不可替代的价值。如果按这些标准确定是古村落了，就一定保护，绝对不能破坏，这是原则。谁破坏了，谁对不起前人，也对不起后人。古村落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注入现代科技的生活含量，也需要改建甚至重建。新建和古建的关系主要是注意文脉上的联系。要注重原汁原味。我们讲原汁原味，实际就是历史的真实性。你说这古庙小一点，拆了盖成大的行吗？当然不行。因为历史的局限性就是历史的真实性，历史的局限性就是历史的美，不能破坏它原有的体量，不能随意的增扩。再一个问题大家都很关心，就是古村落开发旅游的问题。说老实话，前两年我特别反对把古村落开放搞旅游。尤其皖南那些古村落，把旅游权卖给了开发商。但开发商并不真心保护，而且在村前村后两个村口各装一道铁栅栏门，20元钱一张票就算开发了。最多把几幢像样的老房子里的住户请走，腾空后买点老家具放在里面，买点假字画挂在墙上，当作主要景点。再在外面街道上放几个垃圾桶，表示他们很注意旅游区里的环境。垃圾桶基本是两种，一种是熊猫的，张着嘴等着你把烂纸往它嘴里扔。还有一种是足球的，跟古村落根本说不上话。可笑的是，那些重新装修的老房子里边的对联，常常是上下联挂反了。更可笑的是，导游所讲的关于房主人的故事大多是胡编乱造的。通常在讲到房主人的生活起居时，要领你看后面的一间小屋。老房子里总是有个犄角旮旯的地方。他就说，您知道这个地方是干吗的吗？几乎所有旅游的故事都这么讲——您准不知道，告诉您吧，这是老爷金屋藏娇的地方。好像我们的古村落主要的文化就是金屋藏娇。旅游庸俗化。我们中国现阶段的旅游文化就是这样一个水平。跟西方的旅游是不一样的。我们到法国去看梵·高的故居，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那些遗存保留得非常真实，房子里的野草和厚厚的尘埃都保留着。你能感到梵·高当时生存的痛苦。一幅画卖几个法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景况。但是我们把旅游都变成一种浅薄的、低级和媚俗的游乐了。但这种旅游现在是我们“保护”古村落的主要方式之一。怎么办？有人认为发展旅游是古村落重要的出路，因为我们必须得有钱养它。我并不完全反对开发旅游，关键怎么开发。我想我们要专门作些调研和研讨，研究古村落的旅游的保护和开发，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什么？首先，第一个工作就是普查，要进行你们地区的普查。弄清家底，看看目前还剩下多少古村落。这一点我跟婺源的陈书记谈过，他说他们已经作过普查了。他们把一千零六十个村全部普查完了，最后确定了有二十多个真正作为古村落。这很好。有一点还要讲明，古村落普查不仅仅是建筑普查，还要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大家已经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什么，我就不再说了。第二个就是普查完以后要确定古村落的发展规划。规划一定要搞。但规划也最容易犯错误。在城市改造中，破坏城市改造的罪魁祸首就是“规划性破坏”。因为它们仍延续过去的功能性规划，不考虑历史文化。这样一来就把城市原有的文化整体解构了。城市这边改成一个商业区、那边来一个娱乐区、休闲区或住宅区。一个城市有它历史积累的过程，是一个互相交叉起来一个很丰富的、沉甸甸的整体。当把它解构开了之后，这个城市文化就解体了。变成了一个机械的、单调的、功能性的城市，一个浅薄的平面的城市。所以，古村落的规划一定要避免城市“规划性破坏”的那种规划。要考虑它的历史形象、文化形态和它的独特性。要把文化保护融入农村的建设中去。我认为我们每个古村落都能有一个小博物馆，哪怕只有三五间屋。不管这博物馆多大，它是你独有的历史文化的浓缩与归宿。这是应该列入规划中首位的。再一个，要把这个古村的民俗保护、自然特产的保护、传承人的保护列入规划。规划不仅仅是它的建筑、生活设施、旅游的规划，还有文化的规划。当然还要建设新的文化生活；包括构筑现代的文化设施，开发旅游等等，要统一考虑，相互协调，不要对立，更不要“除旧更新”。我希望新农村建设能够想好了再干，别忙着干。我也希望在普查的过程中，特别是规划的过程中，学者和专家多参加进来，不能光指着几位知名的老教授在那使劲地卖命。尤其年轻一代。希望他们在中国现阶段文明转换期——特别是我们的文明的传承受到威胁的时候，为古村落多尽一份力量。说到面临威胁，我深感十分严重。我在讲话一开始就说，我甚至还有一点悲观。当然——我又十分坚定地认为，不管多么艰难，我们有责任把我们祖辈创造下来的东西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我们的后人。我们不能让后代的人认为代代相传的文化是从我们手上失去的，鄙夷我们的无能与无知。我们应让后代的人认为我们这一代是了不起的。因为我们是为他们来做这些极艰难的事情的。所以我很希望在这次会上，各地方的代表多贡献一些自己的经验，相互启发与促进。能够使我们的千年古镇，得到很好的呵护。使我们千年的古树，在未来还能开花。讲完了，谢谢。

2006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