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中国木版年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中国民协在朱仙镇召开的这次会议能够吸引来这么多学者，有些学者还不远万里，来自大洋彼岸，为什么？我想是两个原因，也是年画的两个魅力：一个是它的艺术魅力；一个是它的文化魅力。我们讲艺术魅力，自然要讲年画造型的特点、它的色彩、它独特的语言、它的版味，等等。但是要讲文化魅力，就是很有意思的事了。我先把年画放在文化层面上，谈谈文化大背景上的一些问题。

首先说，当我们把一个事物视为一种文化，一定跟它有了一个距离。这距离，或者是空间性的，或者是时间性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文革”，我们是站在另一个时间——至少有三十年的时间距离来看“文革”。于是我们看清了它非常独特和非常荒诞的文化形态。再比如我们看上海的三十年代。我们与那个时代已经有七八十年的时间距离，自然就能看到上海滩特有的“十里洋场”的殖民性的文化形态。这就是时间的距离。还有一种空间的距离。比如一个外国人看中国的文化。他会觉得我们的文化很新奇，很异样，很独特。他们看得很鲜明，轮廓清晰，形象的特征十分明确。往往我们生活在这文化之中是没有这种感觉的。总的说，当我们对一种文化形态产生了认识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另外一个历史阶段——历史时间；或者站在了另一个空间——文化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看民间文化——我们把年画作为一种文化，也是因为我们站在了另一个历史时间和文化空间来看的。我先说历史时间——

农耕时代正在从我们身旁消失。现在，我们的一只脚还没有离开农耕时代，另一只脚已经踏入工业时代中。人类整个的历史上，实际只有两个文明的转型期。一个文明转型期就是从渔猎的文明转型到农耕文明。这个时期大概是从龙山文化到河姆渡文化，离我们现在五千年到七千年的这个时期。但是在那个转型期，人类没有保护自己文化的自觉。所以渔猎文明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最多也就是一些甲骨文，一些岩画上的十分简略的图像与符号。此外就再没有留下什么遗存了。

今天我们赶上另一个转型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从农耕文明转型进入一个现代工业文明。原有的农耕文明架构下的一切文化都在迅速的瓦解、消失、涣散、泯灭。我们中国的情况又很例外，这种转型不是线性的、渐变的。而是从“文革”进入改革的，突然的改革开放。我们跟西方的现代化国家不一样。他们有一个线性的转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是比较容易把这个文明的转变看清，并做出自己的反应。我们赶上的是突如其来的。所以，前些日子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全国高等院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教学研讨会”上，我说“我们现在农耕文明架构下的整个文化的瓦解与消亡，既是‘正常死亡’也是‘非正常死亡’”。从整个的社会进步来讲，它的死亡是正常的。原有的农耕文明必然要瓦解和消失。但是由于我们对原有的农耕文化心里没有底数，我们从来没有对自己的民间文化进行过调查；而现在，不等我们反应过来，工业文明的浪潮就要把它们席卷而去，所以它又是一个“非正常死亡”。农耕文化正在烟消云散，大量的文化正在速死，死得缄默无声。所以我说，每一分钟我们的田野里、山坳里，都有大量的、迷人的、灿烂的民间文化无声无息地死去。

现在，再来说文化空间的问题。我们现在看民间文化已经不是站在农耕时代里看农耕文化。而是站在工业化和全球化时代来看农耕文化。这就涉及当代文化最重大的问题——全球化冲击。我们中国近百年以来，国门洞开，中外文化碰撞，共有两次。一次是从清末民初直到五四前后的时代。那次打开大门的时候，我们面对着的西方文化是一个文化整体。在那个时代对外部文化是有机会、有时间进行选择的，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站在文化的前沿向我们的国人介绍西方文明的精华。他们所介绍的西方哲学，从苏格拉底到斯宾诺莎一直到马克思；他们对西方的文学介绍从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到罗曼罗兰。巴金、鲁迅、郭沫若翻译的西方作品，全是西方名著，全是西方文化的精华。那时的知识分子可以沉住气又很从容地做这些事情。但是这一次不行。这一次我们一打开国门，涌进来的是乘载着商品经济的商业文化。它根本不管你的文化传统，也不管你官方的意识形态，什么都不管，呼啦一下子就进来了，所向披靡。因为它有两个载体，一个是电视，一个是报纸，都是强势的、霸权的媒体。从超级市场到麦当劳、到好莱坞、到NBA、到旅游、到歌星、到影星、到球星、到时装、到五光十色的名牌一下子一拥而入。因为这都是商业文化，是要卖钱的。它拒绝永恒。它是必须不断地花样翻新，不间断地制造商机。所以商业文化一定是粗鄙化的、快餐式的、一次性的，大肆地冲击我们。我们没有准备。我们搞了半个世纪的计划经济，根本没有商业文化。原有的商业文化只是那种古老的、传统的通俗文化，带着一点点商业性而已。面对着这种外来的强势的现代的商业文化，我们手足无措。这种商业文化也可以叫做“流行文化”。近一二十年，流行文化为主体的商业文明猛烈地冲击着我们，有时会感觉我们的文明要被冲散了。

我想，下边跟着我们应该回过身来，看看自己的文明是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迎接这个外来冲击的。博大精深吗？不，我们是以一种粗糙的、松散的文化状态接受这一雷霆万钧的文化碰撞的！不要以为我们文化的粗鄙化来自改革开放，来自西化。可以讲，中国文化粗鄙化的过程至少有三百年的历史。始于满人入关。原来我们还挺得意，认为汉文化很厉害，中原文化很厉害，足可以把一切外来文明同化了，消化了。实际上同化从来都是双向的。你在同化我的同时，也被我同化了一部分。所以，当博大精深的汉文化同化满文化的同时，也被满文化这种积淀比较粗浅的马背文化稀释了。清朝的三百年基本上是一个逐渐被粗浅化的过程。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受到外来文化一冲击，我们的文化就变得松散了。然后跟着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进步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五四运动的文化倾向是把传统文化作为对立面的，把传统放在一个反面的位置。从那个时候中国的革命一直把传统文化作为反面的角色。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干脆就把传统文化作为革命的对象，不断地从传统文化里寻找敌情，寻找政治斗争的借口，寻找政治发难的由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本质上是一场全面颠覆传统的“革命”。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我们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概念只剩下“批红楼”、“批水浒”、“批克己复礼”三句话。一个民族不管你原有的文化多么博大精深，关键要看你现在这一代人对自己的文化知道多少，还有多少文化的自豪感和自尊心，这是最重要的！到了“文革”的后期，我们的中华文化基本上只剩下一个空架子。这个空架子在改革开放一开国门，迎头撞来的就是“流行文化”。不要埋怨媒体里天天折腾的都是一些歌星、影星，都是奶声奶气，都是一惊一乍的作秀。媒体是企业，媒体要活，它必须有卖点。它必须不断制造刺激性，不断地制造意外，不断地造势和炒作。媒体本身就是制造商业文化的。我前些日子给《北京青年报》写了一篇文章《当代大众的文化菜单》，我说当今媒体给大众提供的主要是两道菜，一道菜是名人，一道菜就是时尚。

媒体制造名人。历史任何时期也没有现代媒体这么会制造名人。媒体可以使一个人一夜之间名满天下。媒体每天追逐的就是名人。名人的各种各样的行踪、轶闻、结婚、离婚、再婚、婚外恋、出事、惹事、祸事，等等，全在媒体的视线里。为什么？因为它需要不断的卖点。为此，名人是现代媒体的主角，也是大众所关切的“看点”。

另外一个就是时尚。前些日子我在山东省跟青年学生谈话中说——你们可要小心时尚，时尚是一个商业陷阱。不要以为现在忽然时兴什么黄头发、吊带裙、清汤挂面的发型，就认为那个东西是时尚，认为那个东西最个性、最时髦。当一群人都在追求那种“时尚”，也就无“个性”可言。因为“时尚”是为了让你跟它一样。时尚其实是泯灭个性的。它是现代商业制造出的最热销的商品，也是现代商业制造的一本万利的商机。

然而，在这种流行文化的冲击下，最严重的问题是造成了对自己固有的传统和文化失去一种自信心，一种自尊。而缺乏文化自尊心的民族才是危险的。不管将来富起来，富成什么样子。但在肥厚和充满脂肪的外表里边是一个精神的空洞。到那时，我们就会发现，使一个人富起来实际是容易的，要使一个人有文化是困难的。可是，现在要求经济快速发展。发展经济就要扩大内需，就要刺激老百姓物质的拥有欲。但是如果物质的欲望太高，就会物欲横流。这个时候一定会鄙视精神。至于这个问题严重的程度，不需要长篇议论。只要到街上去和偶然相遇的年轻人谈谈自己的民族，说说自己的文化，你从所得到的反应中就会强烈地感受到我们文化的问题了。

我上边所说的，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大背景，也就是我们提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深层的根由。说到底，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民族的精神。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载体。所以当代的文化工作者有责任去抢救、保护、弘扬我们的民间文化——我把它叫做“中华民族文化的一半”。任何一个民族文化都有两部分。一半是它的精英的典籍的文化，还有一半就是民间的文化。可是，我们对民间文化界一直是很轻视的，这就不用说了。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尤其是我们对民间文化的实际状况没有底数。即使在专家范围内，也是“你知道的我不知道，我知道的你不一定知道”。如果把我们各自知道的加在一起，远远不如我们不知道的。民间文化像野花一样开遍田野山川，我们对它却完全心里没数。但是这些漫山遍野的花儿正在凋谢与失散！民间文化的生命规律本来就是自生自灭的。它是口传心授的。如果他没了传人，或者他的子女去到城里打工去了，就会立刻中断，断绝。就像风筝的线一断，我们的手里就什么也没有了。就像瞎子阿炳一样，他有二百多支曲子，但现在记录下来的却只有几首，其他全部被阿炳带走了。因此，现在我们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我们中国的文化界、民俗学界、民间艺术界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为此我们奋斗了一年。我们尽量向有关领导人讲清我们的想法，请求支持；也设法说服各界，请求帮助。另外我们在媒体上不断地呼吁，争取社会的更多知音。现在可以讲，最近得到中央的批准，而且列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

那么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要对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包括汉族在内的五十六个民族，“大到古村落，小到荷包”进行为期10年的一次性的全面的抢救性普查。我们要做五个工作：普查、登记、分类、整理、出版。我们要争取在10年中把“中华民族的一半”整理清楚。在历史上，精英文化总是有人整理，且不说《永乐大典》和《二十四史》，就连唐诗、宋词都不断有人去梳理、校勘、注释。但是民间文化除去《诗经》和《汉乐府》，还有五四时期有人做了一些局部的、零星的采风工作之外，全方位的、系统的田野调查和文字整理，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应该说，也只有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我们这样的组织，才能做这么巨大的事情。这是我们国家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然而做起来一定是非常艰难的。可是如果我们现在不做，我们后人就会两手空空。根据现在的农耕文化消失的速度，10年之后，农耕文化的遗存至少要消失百分之五十。

我们要抢救的民间文化主要分三部分：一部分是民间文学。就是在田野里、地头上农民们口头传承的那些谚语、歌谣、故事传说。还有是民间艺术和民俗，共三部分。我们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过去的十八年，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现在可以讲——中国大地上的口传文学基本上已经被我们“打捞上来”了。这个工作接近完成。用时十八年，五万多人下去调查，搜集到几十亿字的民间文学，这是世界上没有的。如果我们对民间文学的抢救不是在十八年前，而是从今天开始，恐怕百分之七八十都没有了。这就是民间文化抢救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所以说，我们的文化工作者的当代使命是抢救。抢救是超过一切的，抢救是要放在保护前边的。你底数都不清，就谈不到保护。抢救也要放在研究前边的。没有第一手材料，研究就会陷入“无米之炊”。所以说“抢救第一”。这也是最近人大常委会刚通过的《文物保护法》中十六字里的第二句“抢救第一”。

再要谈的是，我们为什么要从年画下手？

这次我们跟河南省开封市朱仙镇合作的目的，是历史性地发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这一次不完全是一个学术研讨，我们要在这个会上发动全国民间年画的抢救。我们不只要把已知的东西整理出来，更重要的是要把底数不明的现在时的年画状态搞清楚。现在的年画到底是什么状态——什么样的人文状态，什么样的生产状态，什么样的存活状态，要彻底搞清楚。还要把我们不知道的散落在民间的东西都挖掘和整理出来。我们之所以要从年画下手，主要原因就是年画是中国民间艺术的龙头，这是我的看法。我们中国的民间艺术成千上万种，但是年画是第一位的。(www.xing528.com)

为什么说年画是第一位的？

首先是年画制作的规模最大。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全国重要的年画产地有二三十个。这些年画产地都是规模性的生产，年画制品覆盖全国。在农耕时代，过年时贴年画的风俗，遍及中国。所需年画的数量匪夷所思。年画跟个人制作的剪纸和刺绣不一样。它是作坊式的生产，而且在一些年画产地，这些作坊连成片，是具有规模的生产方式，这种方式和规模是其他任何民间艺术都不可比拟的。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在1907年考察杨柳青时估计，当时杨柳青镇制做年画至少有两千家。其规模可谓浩瀚。

第二个它的产量大。任何一个民间艺术在数量上也没法跟年画相比。这由於年画与风俗密切相关。作为风俗用品，年画是必备的。比如腊月二十三中国各地有祭灶的民俗，《灶王图》就必不可少。大年三十要祭天地众神，《全神图》就必须事先贴在墙上。至于《门神》、《财神》，也在必备的年画之中。甭说年画铺天盖地的年代，即使在当今年画衰败阶段，山东潍坊县杨家埠的年画产量还是每年一千多万张。

第三是文化信息量最大。由于年画是年俗物品。在农耕时代，它是处在“除旧更新”这个特殊的时间里。在这个时间里，冬去春来，人们要送别过去的一年，迎来新日子新生活。一边把不好的东西送走，一边把好的东西迎来。自然也就要把很多生活理想注入“年文化”中。同时通过年的艺术表达出来。所以“年文化”（包括年画）表现得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生活的理想化和理想的生活化。”平常吃不上的好东西，穿不上的好衣服，到了过年时把家里积蓄的钱全拿出来，也要吃好年夜饭，穿上新衣裳。让现实的生活尽可能地接近生活的理想，也把理想向现实拉近了一点。这是中国人的年的魅力的根本原因。当人们想把这种生活的盛情放在年画里时，就需要大量美好的形象，大量寓意的、谐音的、吉祥的图案与符号进入年画。在色彩上，由于年心理的特殊需要，必须是热情的、对比的，甚至是夸张的色彩，才能与年文化相称。

此外，年画所传递出来的是另一个重要的文化信息就是地域性。民间艺术跟精英艺术一个重要的区别是：精英艺术之间的千差万别来自于流派之间或者是艺术家个人之间的不同；而民间艺术之间的区别是地域与地域的审美区别，没有个人因素。民间艺人是不追求个性化的；而精英艺术家是自觉追求个性的。精英文化的价值就在这种自觉性上；民间文化的价值则在自发性上。这种自发的民间文化，它跟原始文化有一个接近的地方——就是它们都具有初始性。这种初始的文化都象征和表现着生命本质的力量。民间艺术为什么蕴藏着极大的生命力和活力，就是因为它直接和自发地表现了生命的本质。

于是，这种繁纷多样的地域性就使得年画色彩纷呈。在这次的“全国年画大联展”上看得十分明显。比如朱仙镇年画，它的乡土味非常足。它跟杨柳青不一样，杨柳青紧挨着天津和北京，必然有城市化的一面，繁复、琐细、细腻和雅致。朱仙镇、武强和滩头没有城市化，所以有鲜明的朴拙和率真的乡土特点。但往细处看，乡土也跟乡土不一样，武强跟朱仙镇的乡土就不一样。朱仙镇究竟身处大宋汴京的地域，它的年画显得雍容、大气、敦厚。这就跟武强年画那种带着唢呐的高吭的尖音不一样。如果说武强年画中的人物纯朴，朱仙镇年画的人物是古朴。看来宋文化遗留下来的遗传因子还在朱仙镇年画的灵魂里。地域性就使我们的民间年画充满了丰富性，使得木版年画拥有着大量的缤纷的地域文化的信息。所以说年画是所有民间艺术的龙头。这也是我们这次抢救工作把年画作为首要目标的原因之一。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对年画的总体情况比较清楚，比较好下手做。当“实用的年画”在向“文化的年画”的转化过程中，年画很幸运地被一些有文化眼光的人抓住了。正如上所述，有人从时间的层面上看到它文化的意义；有人是从空间的层面上看到它文化的意义。从空间层面上看到文化意义的，是俄国最早的一批年画的研究者。从科马罗夫到阿列克谢耶夫，再一直到当今的李福清。这批人是从异国——异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年画。他们在看我们的年画时，不仅仅是单纯地从艺术美的角度来看，而是从文化角度来看了。文化角度包括文化心理、民俗特点、审美个性（共性式的特性）。实际他们是从异文化的空间视角，把我们的年画作为一种独特又迷人的文化形态来进行收集、整理和研究的。

从时间层面上看到年画意义的，也就是最早把年画作为文化来对待的是王树村、薄松年这一代人。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1950年，我国美术界就开始民间年画的调查与收集。王树村和薄松年是这个时代产生的专家。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年画正走向衰落。一种文化将要消亡和开始消亡的时候，是丢失得最快的时期。幸亏有这一代年画专家，他们在那个时期，先觉地开始了抢救中国民间年画的工作，使得我们一大批最重要的年画遗产保留下来了。无论是科马罗夫、阿列克谢耶夫，还是薄松年、王树村，他们都是从文化角度抢救了年画。使得这笔遗产的轮廓比较清楚，而且整理有序。尽管我们对年画的现状还要进行大普查，但总的说来比较好抢救，不像有些民间艺术或存或亡乱无头绪，完全没有底数。应该说我们对年画比较有底数。

第三个就是我们有一个研究队伍。现在全国各个年画产地，都有一些研究人员。不管人数多少，都有一些年画的爱好者，保护年画的志愿者，而且都有一批收藏家，甚至一些学者也很注意当地年画的研究。这个队伍基础非常好。

这也是我们普查工作的骨干力量。

由于这三个原因。我们把民间艺术的龙头——年画，也作为抢救工作的龙头与开端。

我们现在目前要做的工作，就是马上启动，成立专家委员会，召集相关工作会议，敲定整个“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大纲。这个大纲已经经过了几次研讨与论证。全面和正式的启动会将在今年新年到明年春节之间。这期间民俗事项比较多，大家比较关心民俗。年画的抢救应该同时开始。我们整个抢救工作有三个优先。一个是“地区优先”，对一些地区抢救工作条件较好，队伍齐整，地方政府又积极支持的，就要列入第一批，优先动手普查。还有一个是“项目优先”。项目是指跨地区的全国性的民间文化种类。当一个抢救项目的各种条件都已经具备了，比如年画，就可以优先开始。尤其年画是农闲和过年时的节令性的民俗文化。普查工作的最佳时间是在春节前的阶段。我想无论如何我们明年一年（2003年）要把中国年画的底基本摸清，然后收集、整理、出版。现在已经有好几家出版社准备出版这次抢救的木版年画全集。这次准备出版的画册，与过去的画册不一样。比如我们出版画册是抢救工程的成果，不是一般性的作品展示，而是对民间文化现存状态的记录与呈现。所以它首先应该是这个地区的地貌，然后是村落、人文、作坊、形态、生产流程、工具、材料以及民间艺人的工作的画面，还有民俗，最后才把年画放进去。这种画册要有强烈的抢救色彩。年画集中的作品，绝大部分应表现21世纪初，即农耕文明消解中所抢救的遗存，而不是把各类画册司空见惯的东西全搬出来。当然，这次抢救的成果不只是一套画册，还有中国年画资料库，中国年画档案，包括数据库。我们要力争将中国年画的遗存“一网打尽”。当然，我们最终要跟所有年画的产地、专家联网，一切成果大家共享。只有共享，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我们的文化才可能发扬光大。此外，我们还有一个“优先”是“濒危优先”。那就是不惜代价去把马上要消失的抢救下来。比如民间作坊，现在马上就要绝迹！

在这样的使命面前，我想，我们这些人再乘上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来抢救中国现在濒危的、正在迅速消亡的民间文化，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祖国太大了，我们文化太灿烂了，太多样了。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会又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是在表达我们文化界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一种情怀。希望大家团结起来，动手干起来。从广义的角度来讲，我们民间文化的事业，我们木版年画的事业是大有可为的。但是从狭义的角度来讲，我们不能只说不干，应该马上就干，不能再等一天！我的话完了。谢谢。

2002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