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汗喝酒，戏剧表演的两大缺陷:音乐与戏剧

中国自古就是礼乐之邦，音乐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作用之大，往往超出欧洲人的想象。《马可·波罗游记》中就提到在中国人葬礼上音乐的作用：

我再跟你说一遍，当遗体被抬去火化的时候，所有的乐器都围着火，在遗体前一同奏响。因为他们说死者一定会在天堂受到同样的礼遇。这个仪式根据死者的地位而 定。

《马可·波罗游记》还记录了音乐在大汗的宴会上扮演着司仪的角色：

每次当大汗准备饮酒时，一大群等着皇帝行动的带着各式乐器的乐手们就开始奏乐，当童仆把酒杯递到大汗的手中后，他退后三步跪下，王公贵族和在场所有的人也都跪下，以示谦卑。待到大汗喝完酒，乐声停止，众人起身。

但《游记》中并未详述中国人所用的乐器，这项工作就要等16世纪来华的西方人来完成了。

拉达在《记大明的事情》中说：

当大家都落座后，乐师开始演奏音乐，乐器包括鼓、六弦琴、三弦和琵琶，一直演奏到宴会结束。

大厅中间有其他人表演戏剧，优美地展现了古代的故事以及战争。因为事先已经有人向我们解释过剧情，因此尽管我们听不懂剧中人说什么，但我们还是对演的是什么一目了然。

克路士在《中国志》中说：

他们用来演奏的有的像我们也有的弹拨乐器，制作得不太好，需要用琴栓来调音。有的像吉他，但比较小，有的像大提琴，也较小。他们还用扬琴和三弦，以及某种类似于我们所使用的风笛。另有一种有许多丝弦的箜篌，用指甲弹奏，因此他们让指甲长得长一些。这种琴的声音很大，并且非常悦耳。有时他们会一起演奏许多乐器，并将四种声音组合在一起，从而产生非常好的和音。

有一个月夜，我和一些葡萄牙人在我们住所门口河边的长椅上坐着，当时几个年轻人乘着小船游玩，他们沿着河过来，演奏各种乐器。我们喜欢音乐，就派人请他们到我们这儿来。他们是豪爽的青年，他们乘船来了，开始调校乐器，我们很高兴看到他们调到自己满意，没有杂音为止。演奏时，他们并没有全部都开始，而是一一参加进来，因而整个乐曲有很多乐章，有的乐器停下来，有的则在演奏。大多数时候他们一起演奏四重奏。

用于次中音部分的是两把小月琴，用于中音部分的是一把大月琴，还有一把配合其他乐器的大箜篌，用于高音的有时是三弦，有时是扬琴。他们采取了一种很好的策略，即不演奏两个以上的曲子，这样我们可能会渴望听到更多。我们恳求他们第二天再回来演唱，尽管他们答应了，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但是在一天早晨的破晓时分，他们带着同样的乐器给我们献上了黎明之歌，没有令我们完全失望。

克路士除了看到中国人的器乐和声乐表演外，跟拉达一样，也提到了中国的戏剧表演：

他们演很多戏，演得惟妙惟肖，演员的服装非常好，井井有条，符合他们所表演的人物所需要的。演女性角色的人，除了女性必需的服装外，还要涂脂抹粉。那些不了解演员所说的话的人看戏有时会感到厌倦，但是对于内行的人，听戏是一大乐趣。他们一个、两个、有时是三个晚上忙于接连不断地表演。在演戏的时候，必须有一张摆放大量肉类和饮料的桌子。他们的这些戏剧表演有两个大缺陷。其一是，如果一个人扮演两个角色，并且必须换衣服时，他会在所有观众面前换。另一个是，演员，即他所扮演的角色在独白时，声音很尖，几乎像在唱歌。有时他们去商船上表演，葡萄牙人会给他们钱。

比上述两人稍晚进入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也注意到了中国的乐器：

在此容我讲一些有关音乐的事，这是欧洲人非常重视的一种艺术。学术界的领导人物，都举行一种祭祀，为敬礼孔子。中国人把这位大哲学家看为先师，而不是看神明，所以他们用“祭祀”二字时，是按其广泛意义。在举行这项仪式时有音乐演奏。在前一天，负责人请了地方首长参加预演，为决定所奏的音乐是否合适。他们也请了利神父，因为预演牵涉不到祭祀问题，利神父便答应了。负责音乐的人是道士，演奏的地方是为敬礼上帝而建的皇家天坛。那天有地方首长的孩子们陪利神父前往参加音乐预演。乐队是由道士组成的，穿的服装极为华贵，像正式祭祀时一样；给地方首长敬礼之后，便开始演奏。他们的乐器有青铜钟、锣及铙板，用石制的东西像鼓，上面蒙上皮革，琵琶，用骨做的横笛，用口吹的笙。有的笙制成动物的形状，嘴中伸出许多竹筒，气是由肚子吹进去。预演时，这些乐器齐鸣，其结果可想而知，声音杂乱，毫不和谐。中国人自己也知道有问题。一位先贤曾说，古代的音乐早已失传，只留下了乐器。

利玛窦还看到哑剧（或双簧）的演出：

他们演了一出面具戏，人物高大，穿着绣花的服装，甚是好看。这些人物只表演动作，不讲话；每个人物该讲的话，都由一个在幕后的人包办。

1613年来华且在中国生活了相当长时间的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则将中国音乐，特别是乐器系统地介绍给了西方读者：

在中国古代，音乐很受重视。他们的哲人孔夫子在他所统治的地区竭力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教化音乐。现在中国人哀叹说真正的乐律已经失传，那些记录音乐的书籍也几乎不见踪影。所以现在音乐不受贵族的重视。最能用到音乐的地方就是戏剧。也有一些专门的乐师被请到宴会、婚礼及孩子诞生的庆祝活动上去演奏，这样一些音乐可能会流传下去。中国也不缺少沿街或上门演唱的盲人。因为中国人都庆祝生日，这些盲人能记住所有贵人的生日，也熟知他们的府邸，所以他们在这些时候都会去演唱，从不会错过。

说到他们的乐器，他们说加上人声，共有七种声音。基于此，他们制造出了乐器。

第一种乐器是用金属做的，包括各种钟、铃、叉铃等。

第二种是用石头做的，他们用碧玉制成一种乐器，有点像意大利方块，只是底部非常大。他们将其挂起来敲击。

第三种是用皮革做的，像我们普通的鼓。他们有好几种型号的摩尔人式的定音鼓。有的太大了，除非挂在木框上才能击打。

第四种是用丝做的。他们用丝制作琴弦，就好像我们用肠线制作鲁特琴的弦一样。弦乐方面，他们有很像我们的中提琴的琴，但只有三根弦，是盲人通常使用的乐器。他们也用弓拉的三弦小提琴，另外一种只有一根弦，就像我们演奏提琴那样，用弓来拉。他们最重要的弦乐器有七根弦，比其他乐器更受重视，如果乐师的技艺高超，可以演奏出动听的音乐。

第五种是用木头做的。这类乐器中，他们将一种薄板排列在一起，一起演奏，就像响板一样。和尚也用自己特殊的方式来敲打一块木头，很有节奏。

第六种是用口吹的乐器，如笛子，他们有两三种，演奏起来很动听。还有一种用几根管子制成的乐器，像我们管风琴的样子，但很小，拿在手里。他们用口吹奏，和音非常优美。有时这些乐器同时演奏，发出悦耳的乐音。

在欧洲，虽然出版于1598年的《小航海志》德文版中的一幅插图展示了“中国乐器”，但这些乐器看上去显然是西方的，与中国无关。而西班牙籍耶稣会士考特斯于1625至1629年间写成的《中国纪行》手稿中则准确描画了一些中国官员出行时随从所用的乐器。

《东方航海志》中的敲鼓与吹号的队伍

《中国纪行》中鸣锣开道时所用的道具

考特斯为这些道具作了详细的说明，从中可以看出他的观察细致入微。比如他注意到了令旗（右上图中左上角）的下方有一只小铜锣，要用蒙了布的木槌敲打。

考特斯还说：

中国人雅好音乐，沉迷于其中：尽管他们感到非常满意，但他们的表演远不如我们，我们看到他们用缓慢而灵巧的方式弹奏乐器。虽然形状和演奏方式不同，但他们有跟我们的竖琴类似的好乐器：所有的演奏都是通过弹拨来完成的。

在街道上，音乐家成群结队地演奏和唱歌，但前提是必须付费。按照惯例，人们聚集在商店门口听他们演唱，住在附近的人都要付钱。同样地，当音乐家参加其他庆祝活动，例如戏剧表演时，整条街道的人都得出钱，因为他们对这些表演充满热情且总是去看。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表演，有时同时有两到三场。在一些街道上，人们在庙宇前搭起高高的戏台，大街上人头攒动。

考特斯于1625年到过中国，30年后，纽豪夫也在中国看到了类似竖琴的乐器，他在《荷使初访中国记》中说：

乐师们手持喇叭和其他吹奏乐器，站在两排帐篷前边奏乐欢迎我们……我们觉得中国人的音调非常奇特，但他们还是有稳定的节拍，懂得用不同的乐器协奏。他们用高音嗓子唱歌，声音动听且音调优美。他们最主要的乐器是用手指弹拨的丝弦乐器，就像我们的竖琴，但乐器上部则圆得多。吉他是他们普遍的乐器，另外有一种吉他是用弓拉奏的。他们演奏这些乐器，配以歌声及吹奏乐器唢呐，在响板的指挥下，表演得令人赞叹不已。

而在纽豪夫《荷使初访中国报告》（初版于1665年）的插图中，考特斯提到的戏台也显现了出来。

《荷使初访中国报告》中也谈到了中国戏剧：

《荷使初访中国报告》荷兰文版中的中国戏剧演员。注意画面背景左侧的戏台上正在上演武打戏

中国人非常沉迷于看表演和舞台演出，在这方面，他们比欧洲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整个帝国中，他们的戏剧演员大多年轻活跃，人数众多。他们中的一些人到处旅行，而另一些人则到主要的城镇去，为婚礼及其他盛大的娱乐活动表演。

他们所演的戏剧是讽刺性的或喜剧性的，但不反映现实的生活，或者在他们自己原有的花样上翻新，让老百姓高兴。剧目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夸耀古代的，尽管推陈出新并不难，但是他们很少增加或改进旧的东西，更不用说创作任何新的作品了。这样，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客人们想看什么，他们总是可以随时准备好表演自己的戏剧。为了更好地满足客人们的需求，他们总是随身携带一本戏单，上面写有他们的剧目，当有人召集他们时（通常是在公众盛宴时），他们会在宴会进行的过程中（有时是七八个小时）一直表演。在此期间，为了使观众不觉得乏味，他们在一场戏看起来快要结束的时候，马上又开始了另一场戏。伴随着歌唱的部分，他们的动作变化多端，并用奇怪的表情来逗乐看客。

1670年，达帕出版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第二次和第三次访华使团的报告《大清志》，在此书中有一幅插图，表现的是中国人随着音乐起舞的情景。

书中对此插图的说明是：

中国人很喜欢跳舞，尤其是那些穿着长长的外套、裹着小脚的女人，看起来似乎是在飞而不是在跳。她们随着音乐忽而向前，忽而退后，忽而到一侧，忽而腾空。她们还举起手臂，做出优美的动作，或是拍手发出独特的声音。有时她们在一起花几天时间来练习，只喝一杯茶。

《大清志》中的舞女与乐队图

在为舞蹈伴奏的乐器中，有一种是一块架在三根交叉的棍子上的圆板，上面装满了发声的琴弦，一个男人坐在它前面，手持两根木棍，一手一根，用来演奏愉快的音乐，并很好地配合舞蹈的节奏。

《大清志》中还提到了中国官员和贵族对西洋音乐的欣赏：

（1667年6月1日）礼部宋老爷跟四个高官到了大使的馆舍，请大使令他的乐队演出，他们很想听。大使知道老爷们是有教养的人，因此很豪爽地接待了他们，并命令乐师们演出最好听的曲子。这让中国人非常高兴，不住地对大使道谢，最后离去了。

（1667年6月15日）又有六位大官来到大使的馆舍，这时礼部宋老爷正在告辞，他请大使招待六位老爷，大使照办了，请他们吃晚饭，还让乐队演奏悦耳的音乐，然后他们满意地离开了。

（1667年6月17日）下午，一位年轻的、不到20岁的总督跟当今皇帝的侄子一起来看大使并听他的乐队演奏，他们听得很高兴，并品尝了两三杯烈性白葡萄酒，然后离开了，看上去十分满意。

关于中国人的歌唱技巧，书中评论说：“他们所有的声乐中都只有一种特别的音色，因为他们不懂合唱。”

这种特殊的音色，很有可能是又细又尖的嗓音。1692年出使中国的伊台斯也注意到了这种唱腔：

在我们吃饭的大厅中同时演出戏剧。幕间歌手们用细的嗓音演唱。还有男孩子男扮女装演出舞蹈，他们在一位歌手悦耳的歌声和柔和的乐声伴奏下跳舞，这些乐器很像德国长笛。演员们合着音乐的节拍灵巧地翻腾跳跃。此外，他们还手持扇子做了各式各样的身段和优美的手势。

伊台斯欣赏这样的歌唱。但是他对中国热闹的迎宾音乐却很反感：

我又见到了知县及该城的主要官员。饮过几杯茶后，他们设盛筵招待我，还演了一场戏，用中国音乐伴奏。由各种锣和弦乐器奏出的音乐，造成一种奇怪的、杂乱无章的噪音，使人想跑开。

另外，他对中国的戏剧表演则赞赏有加：

席间戏班的领班来了。他跪下向站在我身旁的官员呈上红纸黑字的小本。官员翻阅了戏单，点了他想看的戏。领班又磕了头，然后站起来，下令开场。

最先出台的是一个美貌的妇女，身着华丽的锦缎衣服，佩带宝石，头戴凤冠。她拖长声调婉转动听地说唱起来，同时一手持扇，做出各种优美的姿态和手势。

她退场后，接着演出颂扬以前某中国皇帝的戏。该皇帝忠于祖国，因此被编成戏剧传颂。有时皇帝亲自出台，冠服华贵，手持一块用象牙制成的类似扁平权杖的东西;有时出台的是他的武将，肩插旗帜，手持兵器或鼓等。他们的仆人不时穿着逗人发笑的衣服，脸上勾了各种脸谱，出来插科打诨。

他们演得都很熟练、俏皮。演出并不比我在欧洲看到的差。因为有翻译，我能明白。他们的演出非常引人发笑，尤其可笑的是有一个人追求一个名声不好的女人，娶了她，结果被欺骗了。他以为她已归他一人所有，但另一个男人却就在他眼前成为她的情人。

1722年意大利耶稣会学者伯南尼（Filippo Bonanni，1638—1723）出版了一本名为《乐器大全》的书，其中收录了五幅有关中国乐器的插图。中国乐器集中出现在欧洲出版物中，当以此为开端，虽然其中有的乐器看上去不像是中国的。

《乐器大全》中的中国乐器（1）

《乐曲大全》中的中国乐器（2）（3）

《乐曲大全》中的中国乐器（4）（5）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幅插图中的乐器。伯南尼把它称作“弹琴”（Tam Kim），并说“他们（中国人）用嘴通过一根短管将气吹进一个圆盒子，盒子边缘有12、15或20个孔，孔中插了同样多数目的管子”。“演奏时像风琴一样。通过开合管子上的孔洞调节声音。”很显然，这种乐器是笙（葫芦笙），而伯南尼的这幅插图也让西方人第一次看到了笙（葫芦笙）的样子。

《中华帝国全志》中的五首中国器乐曲谱

伯南尼说这件乐器是意大利籍的耶稣会传教士喜大教（Niccolo Giampriamo，1686—1759）在中国收集的。事实上，进入18世纪以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的传教士在收集中国文物、总结中国文化知识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法国的耶稣会学者杜赫德在他的巨著《中华帝国全志》中收录了一些中国器乐曲谱，其中包括著名的《柳叶锦》。这些谱子都是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记录、整理并寄回欧洲的。

《中华帝国全志》中也谈到了中西音乐交流的情况：(www.xing528.com)

他们非常喜欢欧洲音乐，只要是各种乐器伴奏一种声音。至于音乐中最令人好奇的部分，我的意思是不同声音的对比，包括锐钝、半音、赋格、切分，都根本不对他们的口味，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不比混乱的杂音好到哪里去。他们没有音符，也没有任何标志来表示音色的多样性、声音的升高或下降以及和声的变化。他们演唱的曲子要靠听了以后死记硬背。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时不时地制作新的歌曲，而已故的康熙皇帝也写过几首曲子。

这些曲子用他们的乐器演奏，或以良好的音色演唱，有种特殊的韵味，甚至会让欧洲人也觉得很悦耳。我们欧洲人轻松地借助乐符在只听一遍之后便记下一首曲子的能力，使康熙皇帝感到非常惊讶。在1679年，他指派闵明我（P.Grimaldi）和徐日升（P.Pereira）在风琴和大键琴上演奏，这两种乐器是这两人以前送给他的。康熙皇帝喜欢我们欧洲的曲子，似乎对它们很欣赏。他又命令他的乐师在中国的乐器上演奏中国的曲子，并且自己也以非常优美的方式演奏了一下。当乐师们在演奏的时候，徐日升拿出了他的小本子，记下了所有的曲调；当他们结束演奏时他将这些曲调一丝不差地重复了一遍，使皇帝感到非常震惊。他高度赞扬了欧洲音乐的精准、和谐和便 利。

在为欧洲提供中国音乐知识方面，法国传教士钱德明贡献良多。他耗费了大量心血，写成了《中国古今音乐》一书，于1779年在巴黎出版，该书于1780年被收录于《中国杂纂》第六卷中。

在《中国古今音乐》中，钱德明介绍了中国音乐悠久的历史及其科学性，书中还附了大量插图，直观地展示了音律、乐器及乐队组织等中国音乐的各个方面。

《中国古今音乐》中的鼓、编磬与钟

《中国古今音乐》中的笙

钱德明还用五线谱记录了中国皇家祭祖时的音乐并提供了唱词。这是将中国音乐直观地呈现给西方读者的最早例子。

钱德明用拼音记录了唱词，并翻译成了法文。这些唱词与中国文献中所记载的略有不同，兹还原成汉字如下：

思皇先祖，耀灵于天，源衍庆流，繇高逮玄。玄孙受命，追远其先，明禋世崇，亿万斯年。

《中国古今音乐》中的工尺谱

《中国古今音乐》中记录皇家在太庙祭祖时演奏的音乐和唱词

对越至亲，俨然如生，其气昭明，感格在庭。如见其形，如闻其声，爱而敬之，发乎中情。

惟前人功，德肇膺天，历延及予（小子），爰受方国。欲报其德，昊天罔极。殷勤三献，我心悦怿。

不过，《中国古今音乐》注重宫廷音乐，并没有收录中国民间歌曲，这难免是个遗憾。

1780年，法国音乐家德·拉·博尔德（Jean-Benjamin Fran ois de La Borde，1734—1784）在巴黎出版了四卷本的《古今音乐论》（Essai sur la musique ancienne et moderne）。其中的第一卷述及中国音乐，材料则引自钱德明有关中国音乐的未刊手稿及《中国古今音乐》。不过书中有一幅插图却与钱德明没有关系。

博尔德对此图的说明是“不知其名的中国乐器，于肖奈公爵家中所见”。肖奈公爵（Michel Ferdinand d’Albert d’Ailly，Duc de Chaulnes，1714—1769）为法国天文和物理学家，他收集了很多东方的乐器。从插图中看，这些乐器包括三弦、四胡和琵琶，形状上很像中国的乐器，不过那些弹奏的乐师是插画者凭想象画出的。

《古今音乐论》中的中国乐器图

1795年，英国伦敦出版了一本《两首中国原创歌曲》的小册子，作者为坎布拉（Karl Kambra）。此书收录了两首中国歌曲：《茉莉花》和《白河船夫曲》。

坎布拉把这本书献给了马戛尔尼夫人和斯当东夫人，并说“这两首歌由最近出使中国使团中的一位先生带回英国”。可见曲子是马戛尔尼使团成员在中国采集的。虽然书名说两首中国歌是原创的，但坎布拉又说为曲子加上了低音，以使英国人听起来更悦耳。

这两首歌都有中英文两个版本，中文以拼音表示。将拼音还原成汉字，《茉莉花》的歌词如下：

《两首中国原创歌曲》扉页。上有琴、筝等中国乐器。哈佛大学图书馆藏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的花开赛不过它。本待呀摘一朵儿戴啊，又怕那栽花人骂。

好一朵鲜花，好一朵鲜花，有朝一日吆落在我家，本待呀不出门哪，对着那鲜花儿乐。

1804年，马戛尔尼使团成员巴罗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其中也出现了《茉莉花》的谱子和歌词，巴罗说这是使团的另一位成员许特讷记录的。联想到许特讷曾在1796年发布了《白河船夫曲》，因此他很可能是给坎布拉提供原创中国歌曲的那位先生。

《两首中国原创歌曲》中《茉莉花》歌谱及歌词

巴罗回忆录中《茉莉花》谱子

巴罗也提供了茉莉花歌词的拼音，还原成汉字为：

好一朵鲜花，有朝一日落在我家。我本待不出门，对着鲜花儿乐。

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开赛不过它。我本待采一朵戴，又恐看花人骂。

看上去大体上与坎布拉刊布的歌词一致，只是第一和第二段互换了一下，另外巴罗版中并没有记录重复的歌词及衬词。

巴罗还在书中附上了大量的中国乐器插图，他说这些是一位中国画家的手笔。

巴罗认为中国人喜欢吵闹，因此他不无讽刺地说中国人似乎以乐器的音量来决定演奏的水平。他还说中国人偏好历史戏剧，中国人在戏剧舞台上不换布景，要表示到很远的地方去就跨在竹竿上转两三圈。当然他仅用西方的标准来对照中国的音乐与戏剧，很难看出门道。

巴罗回忆录中的中国乐器

而在中国方面，正如对待早期荷兰使团的乐队一样，中国官员对西方的音乐充满了好奇。马戛尔尼在日记中写道：

每天都有高官来看我们，其中一些人是因其职务和职责而为之，其他人则是出于好奇，不少人被我的乐队所吸引，因为在我的馆舍每晚都有乐队举行上佳的音乐会。在这些访客中，皇家乐队的乐官不断地过来看精彩的演出。他对我们的某些乐器感到非常满意，以至于想照原样画出来。我愿意将这些乐器作为礼物送给他，但是他婉拒了，我发现这些乐器确实对他没有用。但是，他派来了几位画家，将单簧管、长笛、大管和圆号放在铺在地板上的几张大纸上，然后用铅笔勾勒出乐器的外形，测量所有的孔径，连最细微的末节也不放过，并在画完图后写下了注意事项，一并送给了他们的主人。我听说乐官的意图是让中国工人在这里制造类似的乐器，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定音阶。

不知道这些乐器有没有制成，如果制成的话，则它们很可能是最早的一批洋为中用的乐器。

使团副使斯当东在回忆录中记录了一出与莎士比亚戏剧情节相似的戏：

招待特使的另一项节目是在特使游艇前面靠近水边搭的一个临时剧场中演出。剧场内外俱由各样鲜艳颜色装饰。中国人精于把不同颜色配在一起，非常美观。一个戏班子的演员终日不断地演出，有几出只做手势而不讲话的哑剧，也有几出历史剧。演员穿的都是剧中人时代所穿的古装。演员的说白好似朗诵，并配合着音乐节奏，每一个停顿都有一下锣声。全体乐工坐在舞台后面，地方很宽但不够深。每一演员出场的时候，首先报告他扮演的角色及剧情发生的地点。每一出剧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布景。女角由男童或太监扮演。

其中有一个剧的情节同英国一个剧非常相似，引起我们的兴趣。剧情表演一个中国皇帝和皇后正在非常恩爱幸福地生活当中，突然国内发生了叛乱。战争的结果是反叛者得胜。叛党首领打败了政府军队，杀死了皇帝，俘虏了皇后。皇后在台上做出种种悲伤的表情，哀悼丈夫的遇害，自己的被虏，以及将来还有可能受辱。正当她撕乱自己的头发对天抱怨的时候，得胜的叛乱首领轻轻地走出场来，到皇后面前，对她表示尊敬、安慰和爱慕。如同莎士比亚剧本中理查三世和安娜夫人的情形一样，这位皇后在半小时内就擦干了眼泪，忘掉了死者，屈服于新的求爱者。最后是一个盛大的婚礼结束全剧。

斯当东回忆录里还附了一幅中国戏剧表演的插图，题为《中国舞台古装戏一幕》，为亚历山大所绘。其中舞台布景的繁复及演员服装的华丽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亚历山大还画了几幅跟戏剧表演有关的插图，比如武生。

《中国舞台古装戏一幕》

武生

亚历山大对武生图的说明是：

戏剧表演是中国人的主要娱乐活动之一。虽然没有政府许可的公共剧院，但是每个高官在自己的宅邸里都建有戏台，用来表演戏剧，并且通常会聘请演员来招待客人。

在公众欢庆的时候，比如新年、皇帝的诞辰以及其他节日到来的时候，全天都可以在街上看到公开表演的戏剧，而走街串巷的演员则能得到观众自愿给的赏钱。

当大使和他的随行人员在广东时，戏剧经常在晚餐时间表演，以供他们消遣。根据译员的解释，图中的人物是被激怒的军官。此画是一位演员在1793年9月19日在使团前表演的时候勾勒出来的。这些娱乐有音乐伴奏。在表演期间，管乐器和铜锣突然爆发出刺耳的和响亮的声音常令听众大吃一惊。

女性不被允许登台表演，她们的角色因而由太监扮演。他们在紧紧地裹了脚之后，很难分辨与女人有什么不同。

演员穿的戏服是古代人的装束。

又比如青衣。

亚历山大对青衣图的说明是：

青衣

也许将附图称为“表演女性的演员”比“女演员”更为合适，因为自乾隆皇帝娶了一位女演员为妃子以来，便禁止女性在舞台上公开露面了，因此现在她们的角色由男孩或太监扮演。演员全身的服装应该是古代中国人所穿的，与现在的确没有太大的区别。中国年轻女士的头饰展现出可观的品位和审美，她们的头上有羽毛、花朵、珠子以及各式各样的金属饰品。她们的外衣绣得很漂亮，通常是她们自己的手工，她们大部分时间花在这样的事情上。即使不是该国的死板习俗将上层女性限制在闺房里，那么从婴儿时代起的缠脚也足以防止她们到外面走动，因为她们蹒跚前行也有难度。但这就是时尚的力量，以至于天足的女士会遭到鄙视，并会立即被视为低俗。

18世纪末随荷兰使团访华的小德金在他的回忆录里附上了一幅中国戏台的插图，他说:

在中国没有公共戏院。当某地的居民想要看戏时，他们会凑钱来搭戏台并支付演员的酬劳。

戏台由一大一小两间屋子组成，一般是用竹子搭的，花费很少，场地也很有限。它只是一个三面围起来的棚子，地板离地六七尺高，并铺有垫子。

小德金回忆录中的中国戏台插图

他还说：

（戏台）一切都简化成了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放在一块大布帘前面，帘子上有两个供演员上下场的出入口。

演员们都有自己熟悉的曲目，可以在现场表演。一个班子由七八个演员组成，有时甚至更少，因为同一个演员可以在一个戏剧中扮演两个不同的角色。演员在入场时可以通过念白告知观众他所扮演的角色。

中国人在舞台上不遵守时间上的统一，故事有时会持续几天；而演员通常在很短的时间内旅行相当长的距离。

他在中国期间，看了一场根据《白蛇传》改编的戏剧：

中国官员招待我们看了一场《雷峰塔》，剧名来自浙江省杭州西湖岸边的一座塔。

开幕时精灵们骑在蛇上，在湖边游走。随后一位当地的和尚爱上了一位女神，向她求爱。女神不顾妹妹的告诫，接受了这个年轻人，嫁给了她，后来怀孕了，并在戏台上生了个孩子，这个孩子很快就能走路了。精灵们对这种丑行大为恼火，他们把和尚赶了出去，最后撞倒了这座塔，使其成为目前残破的模样。

在这些怪异的场景之外，如果再加上其他的特点，如一个演员在另一个演员旁边却互相视而不见；模仿开门的动作并将脚跨过并不存在的门槛就足以表示有人进入房间；以及一个人手里握着一根竹棍就表示骑在马背上，人们会对中国人的戏剧艺术以及演员的表演有所了解。

小德金毕竟是个汉学家，他在介绍中国戏剧时实际上也在向欧洲人传授中国的戏剧美学，即中国戏剧在时空上没有像欧洲的三一律那样的清规戒律；演员的表演是虚拟的、程式化的，并不追求逼真。他对中国戏剧的理解和欣赏，比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对中国戏剧“陌生化效果”的推崇还要早10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