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视觉形象：筷子与西方文献

古往今来，一般民众离开家乡到达陌生的地方，往往会格外留心当地的饮食。这不仅是因为好奇，而且是因为在人们的生活习惯中，对饮食的喜好是比较难以改变的。食物、就餐环境以及餐具有时会影响到整个旅行的感受。

中国的饮食习惯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是使用筷子。最早记录中国人使用筷子的可能是葡萄牙人托美·皮列士。皮氏是一位成功的药剂师，也是个探险家，并且曾率领葡萄牙使团访问中国。他在《远东记行》（写成于1512—1515年之间）中说：“他们（中国人）用两根棍子吃饭，左手端碗，放到嘴边，在两根棍子的帮助下吸进去。这是中国的方法。”

皮列士之后，有三位欧洲人于1550至1575年间分别到访过中国南方，他们都写下了游记。这些游记后来成了西班牙作家门多萨的名著《大中华帝国志》的主要参考资料。

葡萄牙人伯来拉曾在中国当过俘虏，对于中国人吃饭的事，他说：

全中国人都像我们那样坐在凳子上就着高高的桌子吃饭。尽管他们既不用桌布，也不用餐巾，但是餐桌上仍非常整洁。送上来的饭菜事先已经切好了。他们用两根棍子进食，以免用手拿食物，就像我们用叉子一样，因而就不怎么需要桌布。

另一位葡萄牙人达·克路士于1556年造访广州并在那儿待了一个月。在这期间，他看到了中国人的精致生活：

上完水果之后，别的食物都放在精美的瓷盘里，事先都整齐地切好、码好，井然有序。虽然瓷盘层层相叠，但都摆放得恰到好处。这样坐在桌边吃饭的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无需移动或搅动其他盘子。同时还有两根精巧的涂了金的小棍子，夹在手指之间，用来帮助进食。他们用起来就像是一把钳子，所以他们不会用手去碰桌子上的任何东西。他们吃米饭时也用这两根小棍子，一粒米也不会掉下来。

而西班牙人德·拉达于1575年在福建停留了两个月，他对中国饮食习惯的印象是：

中国人的主食是米，虽然他们有小麦，也卖用小麦捏成的面包，但是他们吃面包像我们吃水果那样吃得不多。他们主要吃煮好的米，甚至用米来做酒，可以媲美不错的葡萄酒，有人可能会把两者弄混。他们吃饭时坐在桌边，但不用桌布或餐巾。因为他们不用手碰任何放进嘴里去的东西，所以用两根细长的棍子夹所有的东西。他们精通此道，因此可以夹任何东西。不管多么小，都可以夹起来送进嘴里。就连圆的东西，像李子这一类的水果，也照夹不误。一餐开始时他们先吃未配面包的肉，然后吃三到四碗米饭，用来代替面包。吃米饭时同样用筷子吃，虽然有点狼吞虎咽。

继他们之后，葡萄牙人平托也来到了中国，他的游历范围则要广得多——不但到过南方，甚至去过西北。他在回忆录《东游记》（约成稿于1580年）中也提到了筷子。平托说他和一些葡萄牙同伴所乘的船在南京湾遇险，仅有14个人死里逃生。他们佯装成暹罗商人在南京附近一路乞讨，当行至祥谷里（Xiangulé）时，又累又饿，有一位躺在病榻上的中国长者慷慨地让家人给他们做饭吃：

然后他让家人把饭送到他的面前给我们，催我们快吃。我们立即敞开肚皮大吃，他本人尽管又病又乏，但还是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最开心的莫过于他的女儿们，即那两个姐妹。我们在吃的时候她们跟她们的兄弟一直在笑话我们，因为我们用手吃饭；而在全中国，人们不习惯像我们一样用手吃饭，而是用两根纺锤棒模样的棍子来吃。

荷兰商人和冒险家林舒腾在其名著《东方航海志》（初版于1596年）中也提到了中国人用筷子吃饭：

（中国人）办筵席的方法如下：许多人被邀请，所以许多桌子要准备好，尽管可能有上百张。桌子被油漆漆得非常精美，有各种想象的图案和花卉，看上去赏心悦目。他们不用桌布，但是根据就餐者的地位，在桌边挂着丝、缎、金丝或丝银做的围幔，一直垂到地上。在桌子的角上，挂着各种花篮，里边装满了各种香花，还有精心制作的各种口味的烤杏仁饼。在桌子的中间他们放肉食，非常名贵，装在瓷盘或者银盘里，漂亮有序。他们吃鱼和肉，不管是什么肉都切碎，骨、刺和筋都清理干净。他们从不用手指去碰鱼和肉，只用两根黑木做的小圆棍来搛。你也许可以在巴努丹乌斯大夫（D.Paludanus）家看到这样的小棍子，是我送给他的。他们不用叉子，而是用小棍子，他们用起来得心应手，所以不会有食物的渣屑掉到桌上，他们不用餐巾擦手，因为用不着。

实际上，平托不仅游历过中国，还在中国的邻国冒过险。《东游记》中也有白固（今属缅甸）附近的老百姓及日本人使用筷子的记载：

（在白固附近）我们遇到了非常白的人，叫白维人（Pavilens）。他们是优秀的射手和骑手。他们身着丝质长袍，就像日本人的那种；吃饭时学中国人的样子，用小棍子把食物送到嘴里。这些人告诉我他们的国家叫毕那固伦（Binagorem）。

（在日本）然后一张桌子铺在了我们面前，上面精心摆放着各式佳肴。端菜的都是漂亮的女人。我们开始用我们的方法吃面前的食物，这时这些女人们拿我们打趣。看到我们用手吃饭，国王和王后更加开心，然后喜剧在他们面前开演。对于习惯于用两根小棍子吃饭（我前面提到过）的人来说，他们觉得像我们那样用手碰食物是极不开化的。

林舒腾在《东方航海志》中也述及日本人吃饭的习惯，他说：“每个人有一张桌子，但是没有桌布和餐巾，他们用两根木棍吃饭，就像中国人一样。”

平托和林舒腾的文字构成了西方对受中国影响而形成的“筷子文化圈”的最早记录。

而《东方航海志》中的一幅《官员迎接上司》的插图很可能将筷子的模样第一次呈现在西方读者的面前。这幅插图画的是中国的地方官员迎接上司时的情景，但背景的河里有一条船，船上的一张桌子上放了些吃的东西，三个人围桌而坐，其中一个人手里正拿着一双筷子。

《东方航海志》中官员迎接上司的插图局部。正面的那位右手拿着一双筷子

考特斯回忆录手稿中的中国人饮食图。原图说明：“中国人都坐在高桌子旁用筷子吃饭。他们在吃两口饭菜之间会说很多话；他们把碗捧在手上，放在离嘴很近的地方。”

1625年西班牙籍耶稣会士亚德里亚诺·拉斯·考特斯因为所乘坐的船遭遇风暴而在广东附近的海面上翻覆，成了中国守军的俘虏。他在中国度过了一年半，后设法离开中国前往马尼拉，并在那儿把在中国的经历写成了游记《中国纪行》。《中国纪行》中有许多精美的配图。其中有一幅描绘的就是中国人在餐桌上吃饭的样子。

考特斯对中国人使用筷子的熟练程度印象很深。他写道：

自从我们被俘的第一天起，吃的东西又少又劣。他们总是用他们的方法准备，而不是我们的方法……鱼又小又烂，不加盐，也不去头剖肚，因为他们是这样吃的，连大人物也是这样。我们的看守看到我们把鱼头扔给他们的狗吃常常不开心。有一次我正打算把几个鱼头揪下来扔给狗吃，只见他们向我走来，用筷子从我的碗中夹下鱼头，放在自己的嘴里吃了。

17世纪30年代活跃于亚洲的英国商人孟迪（Peter Mundy，1600—1667）也在自己的手稿中画下了中国人用筷子吃饭的形象。孟迪写道：

我在前面曾提到过筷子，现在要描述一个普通人，一个船工是怎么吃饭的。他一般在地上或是桌上吃饭，手指间拿着筷子（大约一英尺长），用筷子将饭菜送到嘴边。咸肉、鱼等等都已经事先切好，再佐以米饭（那是他们的主食）。我看见他先吃一小口肉，随即将一小碗米饭送入口中。他急切地用筷子将米饭塞得满嘴都是，直到嘴里再也放不下了。

孟迪手绘船工吃饭的模样

达帕在其编辑的《大清志》（初版于1670年）中分别提到了台湾和大陆人用筷子吃饭的方式：

他们（台湾人）不用刀叉和勺子来吃，但用象牙或乌木做的小棍子取食。小棍子的顶端包了金或银。

（大陆人）的桌子上不放桌布或是餐巾，但桌子用一种叫漆的胶蜡涂过。他们不用刀子，所有的食物，像蛋、鱼之类在上桌之前就已经弄碎了。他们也不用叉子和勺子，只用两根有两个巴掌那么长的小棍子。他们用小棍子吃饭又灵巧又干净，就连一粒米或是玉米，不管是生的还是煮过的，都不会掉下来。他们不在菜里放盐、辣椒、醋或是酸果汁，而是用芥末或是类似的调料。他们配制得很有技巧。

《大清志》中有一幅在游舫上饮宴的插图，灵感有可能来自于林舒腾书中的《官员迎接上司》插图。

英国人孟迪在17世纪初用速写的方式记录了中国船夫吃饭的影像，而他的小同乡亚历山大则在18世纪末用细致地笔触画下了中国纤夫一起吃饭的情景：

《大清志》中的游舫饮宴插图

亚历山大笔下的纤夫吃饭图

亚历山大为这幅画所加的说明是：

这些贫穷劳动者的主要食物是大米; 当他们能弄到用变质的油炒的蔬菜或动物内脏来下饭时，他们则将其视为珍馐。他们在陶炉上做饭。（图中）站立的人以一般的方式吃米饭，就是将碗的边缘放在他的下唇，并用筷子将碗里的东西拨入他的嘴里。

早期从欧洲到中国的旅行者们，不仅对筷子印象深刻，而且对中国食物之丰富、宴会之奢华也不吝笔墨地大加描写。拉达就记载了一次宴会的情形：

在一间大厅里，厅的上首，他们为每个教士排七张桌子，沿墙为在那里的西班牙人每人排五张桌子，陪我们的中国军官每人三张。邀我们的军官们坐在厅门附近，对着教士们各就各位。在我们的地盘内，他们为我们每人在一边准备了三张放餐具的桌子。这些桌上放有尽可能多的盛食物的盘碟，唯有烧肉放在那张主要的桌上，其他非烧煮的食物放在其他桌上，那是为讲排场和阔气。有整只的鹅鸭、阉鸡和鸡，熏咸肉及其他猪排骨、新鲜小牛肉和牛肉、各类鱼、大量的各式果品，还有精巧的壶、碗和别的小玩意儿，等等。这些放在桌上的东西，当我们起身时都被装进篮子，送到我们的寓所。总之所有摆在那里的东西都属于客人。

在举行筵席的厅外，排列着我们主人的全部卫队，携带武器、鼓乐，我们到达时开始奏乐。出席宴会的军官半道出来在院内迎接我们，没有致敬或鞠躬大家就一同进到宴会厅前的待客室，在那里我们按他们的习惯一一鞠躬。行过许多礼后，我们在那里坐下，每人一把椅子，他们立即送上我说过的热水（茶）。喝完水，我们交谈一阵，再到宴会厅，在那里行许多礼等，讲若干客套，为免啰唆略而不谈。最后他们把我们逐个引到我们将就坐的桌席。军官们在这桌上摆第一盘菜和一小杯盛满的酒。当每人入席后，开始奏乐，有鼓、六弦琴、琴、大弓形琵琶，一直演奏到宴会结束。

……桌上虽摆满食物，仍不断上汤上肉。宴会中间，他们一直热情祝酒，不是用杯，而可说是用小碟。就我所见，他们饮酒是有节制的。他们不连续饮酒，只喝水。他们喝很热的酒，像喝汤那样呷饮，但他们给我们喝冷酒，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不喝热的。他们认为主人先从席桌起身是小气的，相反，只要客人在那儿，就不断上菜，直到客人想起身为止。甚至我们起身后，他们再请我们坐下，等一两盘菜，他们这样做了两三次。

比拉达小20岁的利玛窦对中国的宴会颇不陌生，他觉得礼数很繁琐：

现在我来讲他们的宴会：这是礼节最繁的事情，而且是经常有的事情。因为一年所有的节日，及其他机会，总少不了请客。可以说有的人，每天都在请客或被请。因此什么事都在餐桌上谈论，手里拿着酒杯，从吃喝玩乐，到道德宗教，无所不谈。中国人除了请人吃喝外，不知道该怎样表示友爱；在习惯上和名词上，他们同希腊人一样，不把宴会叫一起吃饭，而叫一起喝酒。在实际上，从头到尾，他们一直在饮酒；用的杯子虽然像核桃那么小，因为不停地喝，结果喝的比我们西方豪饮者还多。

他们吃饭不用叉子，也不用匙子，而用细长的筷子，有一手掌半的长度，握在右手，桌子的什么东西都用这种筷子拿，他们用起来非常灵活，从来也不用手取桌子的食物。因此，桌上的食物都须切成小块，除非是液体物，或软的东西能够用筷子撕开的，如蛋、鱼等等，在桌子上绝对看不到刀子。(www.xing528.com)

他们喝的饮料常是很热的，纵然是在夏天，例如茶、酒及其他饮料；这似乎非常有益健康。故此他们的寿命很长，到了七八十岁，还很健壮。我想也是因了这个原故，他们不患胆结石；我们西方人喝冷东西，就常得这种病。

想要请人吃大餐时，前一天或前几天，便送去一张请柬。上面写上主人的名字，及几句文雅客气的话，说:“谨定于某日某时（通常是晚上）某地，敬备菲酌洁樽候驾。夙钦博学，尤佩危言谠论，屈时敢请有以教之，幸甚!幸甚……”然后在红纸条部位，写上被邀请者的尊姓大名及许多官衔。给每位客人，都送一张这样的请帖。

在宴会当天上午，再送一张同样的请柬，但只写“请届时光临”等字样。到了宴会的时刻，又送一张请柬，他们称之为“迎客”。

客人到了之后，行过见面礼，先在客厅喝茶；都到齐之后，才进入餐厅。餐厅布置得很美，但他们不习惯用壁纸，而是用许多画轴、花瓶或其他器皿以及古玩。每位客人一个小桌，有一臂半长，一臂宽。有时放两张桌子，前后靠在一起。桌子外表很美观，就像我们的祭台。椅子也极漂亮，是油漆的，或金色的，上面有雕刻，漆成各种颜色。其实他们的大厅，平常都有这类漂亮的艺术品和画轴。

到了餐厅后，大家都站着，主人拿起一个酒杯，平常是银的、金的或玉石的；酒杯原是放在同样质料的托盘上。主人向该坐首位的客人深深鞠一躬，走到院里，先朝南鞠一躬，把杯里的酒献给天帝，把酒倒在地上后，再鞠一躬。

主人回到餐厅，拿起另一杯酒，向该坐上位的客人鞠躬；再走到中间的桌子那里也就是最里面的桌子，那是主位（与我们的相反，我们是以外端的座位为高位）。主人把酒杯用双手恭恭敬敬地放在小碟上，在酒杯旁边放两只筷子。筷子平常是象牙的、乌木的或其他光滑坚硬的材料，包上银或金。主人再拉一把椅子，把它放正，用袖子抹干净，然后回到餐厅中央，与首位客互鞠一躬。

接着主人便以同样方式给第二位客人备座，即主客之左手那位；然后第三位，即主客右手的那位；直到最后一位。最后，那个坐首位的客人，从仆人那里拿一个酒杯及小碟子，放着些酒，与所有的客人一起向主人鞠躬，把酒杯及小碟放在主人的桌上，即在门口背朝南的桌子，与首位客人的桌子正面相对，然后按主人方才那样，把筷子一字放好。然后其他客人按次序，也都到那桌子前，把各样东西摸一摸，好像是为把东西放好。这时主人一直站在旁边，躬着腰，合着手，每次都说“不敢当，谢谢”。因为中国人不用手接任何吃的东西，饭前饭后都不洗手。

座位布置好之后，客人一起向主人鞠躬，又彼此鞠躬，各就本位。每次饮酒时，都是主人先双手拿起酒杯及小碟来，举高，放低，请大家饮酒。大家也向主人举杯，然后喝一小口。多次为喝完一杯，要喝四五次。他们也从来不像我们那样，把一杯酒或茶一口气喝干。

喝完第一口酒，便开始上菜。每上来一样东西，主人先举筷，用双手握着筷子的中央，请大家动筷。大家也面向主人做同样的动作。然后主人把筷子伸向菜碟，并请客人伸筷。大家便各吃一两口那道菜，常是首席客人先放下筷子，大家才把筷子放下。这时仆人又来给每人的杯里斟上热酒，从主客开始。如此一再举杯，喝酒的时间比吃菜的时间还多。大家一边吃喝，一边谈天说地。有时听戏、听唱歌、听音乐。这些卖艺的人，知道哪里有宴会，有时不请自来，因为大多数是专靠卖艺维生的。

在这样的宴会上，西方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吃到，而且烧得很好。但是每样东西的分量不多，他们比较重视品类。满桌是碟碗，容量都不大。有鱼有肉，他们什么东西都吃。一种菜上来后，就不再拿走。因此不只看来满桌是菜，而且碗碟须堆叠起来，像个高塔，有两三层。在这样的宴会上，不供应馒头，也没有大米饭。

他们也习惯做各种游戏，大喊大笑，让输的人喝酒。最后常换上比较大的酒杯，但并不强迫不善饮酒的人用大杯喝。他们的酒是一种啤酒，不很强烈，但是喝多了的也会喝醉，不过第二天就没事了。

他们吃东西相当有节制，有时一人远行时，要参加七八个朋友给他举行的践行宴会，不过践行宴不像大宴会吃的时间那么长。大宴会有时吃到第二天早晨。在人吃完后，剩余的东西就给客人带来的仆人们食用。

比利玛窦小25岁的考特斯神父在1625年有机会向两位澳门人士打听了一次肇庆都堂招待澳门代表的招待会情形：

当这些澳门代表到达时，都堂向他们指出他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皇帝的旨意，他只是代表皇上行事，所有的费用也是由朝廷支付的。招待和欢庆活动包含一次盛大的宴会。都堂首先发给客人一枚银牌，约一拃长，宽度则是一拃左右；但有的人收到的有别人的两倍大，这些银牌的精美程度与常见的镀锡铁片一样。银牌上刻有表示“欢迎”和“友好”等字样，看起来就像是通行证，使客人在中国享受官吏的待遇。都堂然后又要客人将用银叶制成的小花束放在帽子上，如同一片羽毛，其价值则不如上面提到的银牌。接下来中国人带领客人们骑马巡游于大街之上，前面有大鼓和喇叭开道，一直到达举行宴会的地方。

都堂为每位客人准备了5个不同的餐柜，其中4个盛满了干鲜果品和可以在该城找到的所有肉食：母鸡、阉鸡、山鹑、火鸡、鸭子、乳猪和其他肉食。但所有的肉都是生的而且没有切开，只有禽类已经去毛并洗净了。这些柜子摞在一起，形成了尖塔状。第五个餐柜以及宾客坐的椅子上盖着崭新的缎套，是为这次宴会准备的。但是不见桌布、餐巾、汤匙和盐瓶之类的餐桌上的必备品，只有中国人吃饭时习惯使用的乌木或象牙筷子，有的还包了银。餐柜中摆放着16至20个小瓷碗，其中装满了水果和肉食，就跟其他4个餐柜一样。有的肉是烤熟的，有的经过简单的烹煮，都未加调味，除了有两三碗炸丸子及其他食物看起来像放了点什么。来自澳门的12位客人坐在他们各自餐柜前的椅子上，旁边是为他们准备的另外4个餐柜。都堂并不跟他们在一起就餐，而是仅仅与其他几个官吏在一起。他们使用仅有半个蛋壳大的薄金杯饮酒，并用比欧洲人使用的那种盘子更小更薄的银盘布菜。在整个宴会期间，一些中国人在餐桌前演喜剧，再没有其他娱乐，也没有更多的菜肴，或是餐桌上的装饰及盘子。这些澳门人参加的宴会完全是中国式的，他们只在碗盘中，特别是果盘中来回夹食物，而又不真的吃下去。

宴会结束后，客人们以与来时相同的仪式返回驿馆后，他们看到有100多名中国人抬着48个餐柜也到了，柜中装满水果和生肉。这些澳门客人很绅士地谢绝了这些食物，并把它们分发给了附近的中国穷人。

拉达对中国宴会的描述经由门多萨的名著《中华大帝国史》在欧洲传播后，在西方人的脑子里形成了对中国饮宴的刻板印象。林舒腾在《东方航海志》中也引用了门多萨的描述，而佛莱芒雕刻家、出版家德·布莱则根据林舒腾的文字创作了一幅展现中国宴会的铜版画；此后荷兰画家何吉则凭他天马行空般的想象，绘出了一幅《中国饮宴娱乐图》。

何吉借用了《荷使初访中国报告》中的亭子和牌坊的形象，并加上了日本和亚洲其他地方的元素，以多层构图的方式描绘出了杂烩拼盘般的、处处有动态的欢乐景象。

事实上，中国人的宴会并不总是每人独享一张桌子，从明末清初服务于南明朝廷的波兰传教士卜弥格手绘的《中国宴会图》中可以看出，官员按级别的高低，有的单独用膳，有的则跟其他人共享桌子。另外，桌子的前面放上了一块帏布，这也跟拉达的记述相符。

德·布莱的《中国饮宴图》。德·布莱没有到过中国，他有关中国的绘画常以西方建筑为背景。画面中左右侧角落站着席间助兴的乐手和小丑。每位客人占据一张桌子，桌上放着筷子及各式动物装饰，桌边挂着小篮子。注意食客拿筷子和端酒杯的方式。大图见本篇开篇页

何吉的《中国饮宴娱乐图》。右下：官员乘坐船、轿驾到，有人开道；卫兵在查看通行证，鼓乐齐鸣。左上：宾客围坐在餐桌旁吃喝交谈，演员在台上卖力表演。餐桌上有火鸡状的装饰品。注意有人坐在瓷杌子上

在17世纪最后几十年来华的外交使团人士中，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和俄罗斯的伊台斯使团都留下了参加皇家宴会的记录。荷兰东印度公司第三次使团的记录如下：

（1667年7月）12号早上大使和他的随从被带到了皇家的宴会上。一位清廷官吏（他通常与荷兰人一起去皇宫）来告诉大使，他和他的随从应该准备好去参加前面提到的宴会，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大使到了都堂的官邸，待在厅堂里，很快就被礼部宋大人带进了大厅，在那里找到了都堂，并跟他在一起向皇帝的宫殿跪拜了三次。他们是以如下的方式就坐的：都堂坐在上首，大使坐在离他不远处的右手边，他的后边是贵族、使团司仪和秘书；他们的身后则坐着使团的随行成员，共有17人。在都堂的左手边，隔着相当远的距离坐着一些礼部官员和其他的王公贵族。当他们坐定以后，上了一杯豆羹汤。他们单膝跪着喝完了。此后在都堂、大使、使团的重要人士前面，放了36张饰有银牌的桌子，而使团其他成员则5人共用一张桌子。桌子上满是各样的水果，以及油炸的菜。然后每个人都得到了一杯御酒，他们跪着喝了那酒。在低头鞠躬之后，他们开始吃饭，都堂从他自己的桌子上给了其他的王公贵族一些酒。在大家酒足饭饱之时，都堂向通事打听荷兰人有没有带袋子来放动物的内脏及餐桌上剩下了什么。他得到的回答是没有，因为那不是他们的习惯。都堂立刻叫人带来一些袋子和衣服。通事没怎么考虑，就把所有留在桌上的食物一个接一个地扔进了袋子里。这事刚刚做完，另一道菜上来了，在都堂、大使和其他使团重要人员的桌子上，放有两个盘子和两个碟子；在使团其他人的桌上，放有一盘煮公羊肉和一盘乳羊肉；在礼部官员和其他王公贵族前面，没有桌子或盘子，只是一张席子铺在了地上，上面放着肥美的肉块，虽然他们的吃相不雅，但每块肉至少有15磅重。

荷兰人很开心地看着礼部官员和王公贵族狼吞虎咽地吃肉，还观察到了鞑靼人吃饭时的方式，就像是野兽而不是理性的生物。吃了一段时间后，士兵们从桌子上撤走了肉，荷兰人跟鞑靼人一道，对着皇宫三起三跪，然后返回他们自己的驿所。

卜弥格在《中国地图集》手稿中贵州省图的右侧所绘的《中国饮宴图》。他还注明了中国人用筷子吃饭，并且吃饭的时候有喝茶的习惯。梵蒂冈教廷图书馆藏

伊台斯率领的俄国使团的秘书亚当·勃兰德则记录道：

我们进入博克达汗宝座所在的宫殿后，两位侍读学士让使臣坐在靠近宝座的侧面。宝座两侧站着三百多名宫廷大臣（我们是根据他们胸前背后的补子才认出来的）。正对这个殿是建筑精美的博克达汗的庙。使臣先生觐见博克达汗的宫殿很高，饰有各种大理石雕成的兽像。从殿上可俯瞰整个殿廷。皇宫里殿很多，住的多半是服侍博克达汗嫔妃的宫女和太监。

使臣先生坐在博克达汗宝座的侧面。我们坐在使臣后面约四俄丈处。上述四位官员坐在右侧，正对着使臣先生。约四十名侍卫手持长矛和斧钺，侍立于宝座两侧。

我们坐了片刻，便有人送来纯金小碗盛的各色甜食，放在博克达汗面前的膳桌上；然后给这四位大臣的两桌送上甜食。使臣先生独自一桌，我们每三人一桌，用的是银器。这些甜食中有葡萄、苹果、梨、栗子、柑橘、柠檬等。中国人约有一百名，每一张小桌有各种肉菜。

博克达汗一开始进膳，我们都行了礼，然后吃自己面前的食物。在将近三小时的午宴后，给博克达汗送上两大碗酒。他请使臣走近他的宝座。领侍卫内大臣和另一官员领使臣前去。使臣走到宝座前，领侍卫内大臣将其中的一碗酒递给他，并令他鞠躬接受，将酒饮干。

这时有两位耶稣会教士来到御前，站在宝座旁边。他们奉皇上谕旨用拉丁语同使臣谈话。使臣用意大利语回答说，他不懂拉丁语。一个耶稣会教士便改用意大利语谈了许多事情，他特别询问了使臣先生，他离开莫斯科后路上走了多久。使臣先生一一作答后，上述官员领他离开御座回原位。

后来，其他官员引我们走近博克达汗的宝座，递给我们每人一金碗酒，接受的时候，我们都得鞠躬，然后被带回原位。

接着给我们送上用木碗盛的茶，给中国官员也送了茶。接茶及还碗时，我们必须再次鞠躬。

最后，撤去桌子，我们被带出大殿，在一边等候了片刻，两位侍读学士示意使臣先生跟他们走，将我们带到一边，使我们不致看到博克达汗如何离开宝座。博克达汗是蒙古人，或者叫东鞑靼人，脸深褐色，约四十五岁。

这些记录在出版时都配有插图。《大清志》中的插图在室内取景，构图紧凑，人物主次分明且神态各有不同；而《三年使华记》中的插图则在室外取景，图中高大的立柱挡住了视线，且大厅中央空了一块，总体上看起来不如前者气氛热烈。

《大清志》中皇家宴请荷兰使团插图。正面背墙而坐的两人中前面一位是都堂，后面的则是礼部尚书。画面左侧靠近都堂者为荷兰大使及其主要随从，他们的右侧为满汉贵族，后面则是使团其他随从

《三年使华记》中的中国皇帝赐宴图局部

《大清志》中还有一幅福建官员宴请荷兰使团的插图，则完全是按照西方的方法来绘制的，除了斗笠和长袍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中国的元素。

《大清志》中福建地方官员宴请荷兰使团插图。注意画面左下角有一位戴斗笠、斜背着包袱的人正摇摆手中的香炉，以散发有香味的烟气

1684年9月15日，法国传教士柏应理偕南京小伙子沈福宗到达巴黎凡尔赛宫，受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接见。路易十四在听了沈福宗用汉语祈祷后，便命人将菜肴端上桌子，他要亲自看看中国人是如何使用一双方形的象牙筷子，吃起饭来既干净又利索的。

路易十四自号“太阳王”。在法国人眼里，他是个古板而骄傲自大的人。不过就是这样一个说出“朕即天下”的君王，却饶有兴致地要求观看中国人的筷子技艺表演，可见对饮食方面的好奇心上到帝王、下到平民，人皆有之。有趣的是，在西方影响巨大的《马可·波罗游记》几乎没有提及中国人独特的饮食习俗，这实在是个难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