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图志：西方文献中的中国大黄形象及草药特性

在古代的自然医疗体系中，如果要找出一种东西方都重视的草药，那大概就是大黄了。大黄在中国的应用源远流长，而西方在这方面也不遑多让。早在公元前1世纪，希腊著名医生迪奥斯考里德斯（Pedanius Dioscorides，前40—前90）就这样论说大黄：

大黄产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地区，并从这里运往它地。这是一种根茎，黑色，与大矢丰菊根相似，只是大黄较小，里边呈血红色。大黄无味，质软且轻。最优质的大黄不会生虫，稍带黏性，略有收敛性，放入口中咀嚼，即成黄色和藏红花色。内服，可治疗胃肠道胀气、胃弱、一切疼痛、腱衰、脾肝肾病、腹痛、膀胱和胸部疼痛、神经抽痛、子宫疾病、坐骨神经痛、咳血、哮喘、打嗝、肠溃疡、腹泻、周期性发烧、蛇咬伤等。用伞菌同样的剂量和赋形剂同时下药。此药和醋一起涂擦在瘀斑和脓疮外，瘀斑和脓疮便会消失。把大黄和水一起制成糊剂敷在慢性炎症处，炎症就会治愈。大黄有收敛性，而且略有热性。

在希腊语中，大黄的词源是Rha barbaron，其中的Rha是“伏尔加”的转音，表示这种原产于中国的植物是经过伏尔加河流域输入地中海地区的。

西方到中国的旅行者中，第一位提到大黄的是鄂多立克，他说“此省（甘肃）也生长大黄，而产量极丰，你花不上六个银币便可用一头驴子驮满。此省是大汗帝国的十二个省之一。”

《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有两次提到大黄，一次说：

抵一别州，名曰肃州（Suetur）。境内有环以墙垣之城村不少，而其要城即名肃州。居民是基督教徒或偶像教徒，并臣属大汗。前此所言之三州，并属一大州，即唐古忒也。如是诸州之山中并产大黄甚富，商人来此购买，贩售世界，居民恃土产果实为活。

另一次说:“此城（苏州）附近山中饶有大黄，并有姜，其数之多，物搦齐亚钱（gros）一枚可购六十。”苏州和肃州音近，可能马可·波罗口述时弄混了；但也有可能苏州的大黄是土大黄，这种植物在中国的分布面积比较广。

无论是鄂多立克，还是马可·波罗，他们都没有对大黄的植物形态进行描述。很可能他们见到的只是大黄干，而不是新鲜的大黄，在当时欧洲的大黄干已经是人们比较熟悉的药物了。

马可·波罗对大黄的记载也被地图学家们搬上了地图。1570年亚伯拉罕·奥特里乌斯在其出版的地图集《寰宇地图集》中所收的《鞑靼或大汗帝国地图》（Tartaria sive Magni Chami Imperium）上的肃州（Succuir）附近标注了：“此处山中产大黄。”（His montibus Rhabarbarmn provenit.）

而到了1638年及1640年密瑞安（Mathaus Merian，1593—1650）和伯劳（Willem Janszoon Blaeu，1571—1638）分别出版的《鞑靼或大汗帝国地图》上，唐古特（Tanggvnt）和肃州之间则被标上“据说这个地区所产的大黄全部被运往欧洲。”（ex hoc regno omne Rhabarbarum ad Europeos deferri volunt.）

《鞑靼或大汗帝国地图》局部，肃州在左侧，汗八里在右侧

16世纪中叶，马可·波罗的同乡拉木学在为《马可·波罗游记》意大利语版本所作的序言（收入其所著的《航行与旅行》一书）中提到有一位来自岐兰（Chilan）省的名叫察吉·莫美特（Chaggi Memet）的波斯商人于1500年左右跟他谈到过中国的植物：

伯劳《鞑靼或大汗帝国地图》局部

然后他告诉我们大黄生长在整个（唐古特）省，但最好的是长在某些高山附近的， 那里有许多泉水，各种各样的树木都长得很高。由于频繁的降雨和溢向四处的泉水， 那儿的土壤是红色的，且几乎总是处于泥泞的状态。至于大黄的根和它的叶子的外观， 正好这个商人从那个国家带来了一张小画儿，画得非常 精心和有技巧，所以他从口袋里拿出来给我们看，说我 们这里有大黄的真实和自然的图像……他还说……在 契丹的土地上，人们从来没像我们那样拿大黄当药，而 是把它捣碎并与其他一些香料混合在一起做他们在偶 像前面烧的香。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大黄是如此丰富， 以至于人们一直将它用作燃料，还有人用它喂他们生病 的马匹。所以在契丹的那些地区，人们不怎么看重大黄 的根。

拉木学在书中附了一幅大黄的插图，想来就是那位波斯商人从口袋里掏出来的那幅画。图上的大黄有发达的根部，叶片呈舌状，茎干最高处开有花朵。这应该是中国大黄的身影第一次在西方的出版物上亮相。

拉木学书中的大黄图

这幅插图后来被许多学者抄袭和模仿。意大利自然学家马提奥利（Pietro Andrea Mattioli，1501—1577）、德国药学家提奥多鲁斯（Jacobus Theodorus，1525—1590）、英国植物学家吉拉德（John Gerarde，1545—1612）等的著作都用过这幅图。其中马提奥利在其《医学评论》第3版中所重新雕刻的大黄插图几乎占据了整个页面，细节毕现，使读者看了赏心悦目。

吉拉德在他的名著《草药志》中称拉木学提到的大黄为“开花的大黄”。他对中国大黄赞赏有加，说：“大黄被人从印度东上方的中国带出……最佳的大黄是从中国带来的新鲜货。”在提到大黄的名称时，他又说：“拉丁语通常称其为Rha Barbarum，或Rha Barbaricum，Rheu Barbarum：摩尔人和阿拉伯人更接近真实地将之命名为Raued seni，a Sinensi provincia，因为它们是从那里（中国）进入波斯和阿拉伯，然后进入欧洲的；另外从唐古特，通过契丹的地界进入波斯人的地界（那儿受萨菲的统治），从那儿进入埃及，然后再进入欧洲。”

1645年波兰籍耶稣会传教士卜弥格进入中国传教后，一方面服务于南明王朝；另一方面专注于研究中国的地理和物产。他于1656年在维也纳出版了《中华植物志》。关于大黄，他写道：

马提奥利著作中的大黄图。此图叶片的边缘带有清晰的绒毛，这是拉木学的插图中所难以觉察的

大黄在中国到处都有，但是在四川、陕西以及靠近长城的肃州更为常见。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称肃州为Socuir，摩尔人的马队从那儿到契丹和汗八里去。几年前，一位来自耶稣会的葡萄 牙人鄂本笃从那儿去过契丹。由于泉水和雨水的缘故，大黄生长的土地是红色和泥泞的。大黄的叶子有两掌般大小，底部狭窄，顶部宽。叶子的边缘有绒毛。一旦叶子成熟，它们就会枯萎并变黄，然后垂落到地面。大黄的茎叶从地面长到一掌高时，细嫩枝条上缀满了与大紫罗兰非常相似的花朵，揉捻后有蓝色的乳状汁液。大黄有很冲的气味，让鼻子觉得不舒服。它生长在地下的根茎有一、二，甚至三掌长，深金色，通常有人的手臂那么厚，四周还会长出许多小根。将大黄切块后，会露出黄色的肉质，上面有红色的脉纹，从中会滴下一些黏稠的黄红色汁液。如果有人将这些湿润的切片晒干，那么，正如经验所教导的那样，这种油性水分会迅速蒸发掉，根部变得很轻，并且还会失去其价值。这就是为什么行家首先将新鲜大黄片放在长条桌子上，然后每天翻动三到四次，使汁液浸于切片并留在其中。当水分凝固四天后，他们用绳子穿过这些切片并将它们晾在风中，但是需放在阴凉的地方，这样它们就不会碰到太阳的光线。收割大黄最好的时间是冬季，在绿叶迅速长大之前，因为在这段时间内（直到5月初前后），汁液自然地浓缩于大黄之中。如果是在夏季，或者在有绿叶的时候，它还没有成熟，大黄根缺乏 黄汁和红色脉纹，且呈海绵状，非常轻，跟冬 天的大黄根比完美度差多了。一车装满仍然潮 湿的大黄根的价值可达一个半斯库多。大黄 干燥之后失去很多重量，7磅新鲜的，仅得一 两磅干燥的。新鲜和绿色的大黄非常苦，味道 不好。在中文里它被称为太黄，意思是“最黄 的”。

卜弥格在《中华植物志》中附上了两幅大黄的插图，他把它们分别命名为“甘泰黄”和“太黄”。在明清之交来中国的传教士中，卜弥格是最爱写汉字的一位。虽然他的汉语水平相当高，但他也屡有写错汉字的时候，特别是形近和音近时常不小心混用。比如他在《中华植物志》中将“枇杷”写成“棍杷”；将“番菠萝”写成“反菠萝”等。他所称的“太黄”显然就是“大黄”；而“甘泰黄”则极可能是“干太黄”（即“干大黄”）。“泰”和“太”不但同音而且在古汉语中可以通用。

《中华植物志》中的大黄图

《中华植物志》中的图片在印刷成黑白版后，部分书籍由人工上色成彩图。上色的工人显然经过植物专家（或许就是卜弥格本人）的指点，因为从整体上来说，书中各种植物以及一些动物的用色都相当准确。大黄的插图上共有两株植物，外形基本相同。下面一株叶子呈绿色并有明显的叶脉，根呈棕黄色，而花则呈蓝紫两种颜色；上面的一株叶子呈黄色且没有叶脉，花为蓝色，根部已经基本被切除，只留下七个小根。无叶脉的黄叶子跟被切除的根部已经清楚地表明此株植物已经成熟，根部被切除用作制药了。另外，卜弥格在“甘”字的上面还写了“matur”，很可能表示的是“matures”，即拉丁语“成熟”的意思。

1667年，卜弥格的老师吉歇尔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中国图说》，他在介绍中国的奇异植物时，全文抄录了卜弥格对大黄的说明，同时加上了这么一段：

然而，博学的古流斯（Jacob Golius）在他的书中写道： “这种对大黄的描述及其中的插图，在马提奥利乌斯（Matthiolus）评论迪奥斯考里德斯的和其他人的著作中也有所体现，首先由拉木学在他称之为《宣言》的 《威尼斯马可·波罗游记》的序言中以意大利语刊出，他说他从一位波斯人那里了解到了大黄的历史，这位出生于岐兰（Chilan）省的智者名叫察吉·莫美特（Chaggi Memet）。大约于1550年，这位商人来到威尼斯，带来了大黄。通过翻译，他告诉拉木学和他的所有的朋友，他曾去过唐古特省的肃州（Succuir）市，那里有大量的大黄。他毫不怀疑他的描述是准确和现实的，而且他的图片值得信赖。大黄看起来好像刚刚从它的原产国到达。我们确信这是真实的。该商家的诚意由其众多的商业交易作保。至于植物的样子，卫匡国神父是一位准确的观察者，也是《中国地图集》的作者，他认出了另一种真大黄。这位神父于1654年6月从阿姆斯特丹前往安特卫普。他路过巴伐利亚州的隆德时，希望访问一位杰出而高贵的人，即村长贾斯特·诺比莱尔（Juste Nobelaire）先生（他是一位非常有修养的人）。当他开始看村长的花园的时候，他远远地看到了某种长得很高的白色的hippolapathum，它有长大的圆叶，看上去很漂亮。事实上，这是真正的大黄。在无人询问的情况下，他提供了此植物的名字。吉歇尔神父同意这一说法。所以这里我们附上这张图片，这张图片是在不久之前制作的。”

从这一段引文中可以看出卫匡国也对大黄深有研究，能够一眼看出大黄的品种。据说卫匡国正是由于过量服用泻药大黄不治。

吉歇尔在《中国图说》中也附了两幅插图，他将第一幅中的植物命名为“马提奥利大黄”，第二幅中的植物则命名为“真大黄”。

吉歇尔的马提奥利大黄图，实际上是个合成品：中景采用了马提奥利的大黄插图（亦即拉木学的大黄插图），并参考了卜弥格的大黄图，将大黄的叶片画得松散一些，并将花茎拉高，花朵增大；前景的右侧表示大黄根，左侧是新生的大黄；远景则画了具有南方特色植物的中国风景，有几位在大黄田里照顾大黄的农民。

比较诡异的是大黄的叶片，在马提奥利和卜弥格的插图中都没有显示出斑点，但吉歇尔的马提奥利大黄图上的大黄则布满了斑点，这很可能是因为吉歇尔或他的出版商在雇人抄袭马提奥利大黄图时，连纸上因年代久远而形成的一些斑点也描了下来，并发扬光大，在每张叶片上都添上了斑点。

《中国图说》拉丁语版“马提奥利大黄”插图

虽然吉歇尔没有明说“真大黄”图来自何处，但他似乎暗示，此图是照着诺比莱尔先生家花园里的大黄描摹下来的，但从图上看，这种说法不成立。此图显然也是个合成品：前景是圆叶、长茎、繁花的大黄及其根部；中景是农人在种大黄及晾晒尚没有切成片的大黄根；远景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塔及群山。

这不是圆叶大黄第一次出现在西方的出版物上，至迟在1633年，由托马斯·约翰逊（Thomas Johnson，？—1644）主笔的吉拉德《草药志》修订本中就已经有圆叶大黄，名为“古代真大黄”。目前尚不清楚这两幅“真大黄”插图之间有什么关系，但是以吉歇尔的博学多闻，他应该是读过吉拉德的书的。

《中国图说》拉丁语版“真大黄”插图

《草药志》修订本中的“古代真大黄”图

早期到达中国的外交和贸易使团中，荷兰人以图文并茂的出使报告著称。但1655年第一次使团的报告中只提到了“这里（四川）出产无与伦比的大黄根，在这个省做生意的西藏人和莫卧儿人把它贩运到欧洲”。而第二、三次使团的报告集《大清志》中则有不短的篇幅谈论大黄，除了重复《中国图说》中的内容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信息：

根据卫匡国的说法，陕西和四川出产良药，尤其是Rhubarb根，中国话叫太黄。正如有些人所肯定的那样，这种根不是野生的，而是种植的，且需要辛勤地照顾。它带有黄色的火焰条纹，不是空心的，而是坚硬的，有些地方有粗大的结。叶子有点像我们的甘蓝叶，但更大。中国人在大黄上打一个洞，然后将它们挂在树荫下晾干，如果在太阳下晒干的话会失去它们的药用价值。

大部分被带到欧洲的大黄，主要来自陕西省和四川省。它们被从中国和波斯经海上带到巴达维亚，从那里再带到荷兰；或者从陆地被带到喀什，阿斯特拉罕和俄罗斯，或者通过西藏和波斯再经威尼斯到意大利。因为西藏和莫卧儿人经常去四川省，从那里带来了大黄。以上是卫匡国的话。(www.xing528.com)

马提奥利乌斯（即马提奥利）在他的对迪奥斯考里德斯的评论中给我们提供了有关大黄的其他描述，这与卜弥格在《中华植物志》以及威尼斯的前秘书拉木学在《马可·波罗游记》序言中的说法一致。总括如下：

他们说虽然大黄在中国各地都有生长，但在四川、陕西以及长城附近归肃州管辖的地区比其他任何地方都丰富。因为被泉水和雨水一直滋润的缘故，它生长的地方是红色的黏土。植物的叶子有两掌长，下面狭窄，顶端变宽，边缘覆盖着绒毛 。当它们长大成熟时，会立即变黄并变得松软。茎叶会长到地面上方一掌的高度。叶片中有一根细长的茎，上有花朵，像大石竹花。花一直开到顶部，有很冲的刺鼻的气味。地下的根茎是深铜色的，有一、二，有时三掌长，像人的手臂那么厚。有小根从旁生出，常被切掉。当大黄根被切成片断时，会显出深黄色的肉质，上有深红色的脉纹，从脉纹中滴出红色黏液。此外，如果有人立即将这些潮湿的碎片悬挂起来干燥，那么，正如经验教导的那样，水分会瞬间消失，大黄根会变得非常轻，这样就失去了它所有的价值。因此，这里经验老到的人，首先将新鲜的大黄片放在桌子上，并在一天内将它们翻两三次，这样黏液就可以逐渐浸入并干在大黄片里，且一直留在那儿。四天后，当水分干涸时，他们将这些大黄片放在绳子上，并将它们悬挂在背阴的地方风干。

挖掘大黄的最佳时间是在树木开始发芽之前的冬天，因为在那个时候（大约在4月初），黏液和药性凝聚在一起。如果大黄的根在夏天被挖出来，或者当它长出绿色的叶子时（这是它不成熟的标志），那么它就不如在冬天挖掘的大黄完美。

一车满载了充满水分的大黄根值一个半斯库多。黏液在干了的时候会减轻许多重量，七磅新鲜的，勉强能得到一磅干的。中国人称它为“太黄”，即“非常黄”的意思。

此植物在前面提到过的作者中被广泛谈论（尤其是卜弥格做了精细的研究），他们想知道阿尔卑斯的Rhaponticum是否与通常从莫斯科带来的大黄相同，并且花了很多心血来证明在中国生长的大黄比从俄罗斯进入欧洲的大黄要好得多。

《大清志》中附了一幅精美的大黄插图，并在插图上标明大黄的种类为“魏岑大黄”（Rhababarum Witsoniarum）。

魏岑大黄的名字来源于尼古拉斯·魏岑。此人为荷兰学者和政治家，曾当选为荷兰东印度公司主席。他曾说他在1666年从莫斯科带了大黄种子到阿姆斯特丹种植。他播下的种子极有可能成功地发芽并长成植株，所以才有“魏岑大黄”之名。

魏岑的著作《北鞑靼与东鞑靼》1705年版中也附有一幅大黄插图，主角正是所谓的“魏岑大黄”，但插图的说明只是“大黄”（Rhabarbar）。虽然《大清志》比《北鞑靼与东鞑靼》先出版（初版于1670年），但魏岑喜欢收集稀奇的物品和绘画，他很可能在成功地种出大黄之后，就请人制作了大黄的铜版画，这样到了《大清志》出版的时候，已经有“魏岑大黄”的图片在市面流传，正好可以被《大清志》的出版商用来当插图。

对照《大清志》中的“魏岑大黄”图和《北鞑靼与东鞑靼》中的“大黄”图，不难发现后者的艺术性更胜一筹。此图背景中除了有树木和山峰外，还点缀了水边的垂钓者和河中的泛舟者，把这一部分放大来看，简直就是一幅清新的山水画。可惜的是图中的人物仅有一个字母般大，不仔细看图的读者很可能错过画家的良苦用心以及画中的趣味。

《大清志》中的“魏岑大黄”图

右图局部。垂钓者在画面右侧岸边，泛舟者在河中央

《北鞑靼与东鞑靼》中的“大黄”图

不过《大清志》中的“魏岑大黄”插图也有欣赏者。1696年，荷兰植物学家、医生蒙亭（Abraham Munting，1626—1683）的著作《植物真解》（Naauwkeurige Beschryving Der Aardgewassen）在他死后出版。其中的“皱叶大黄”（Rhabarber Rotundifolium Fimbriatum）插图就是模仿“魏岑大黄”插图而作，而另一幅“中国长叶绒毛大黄”（Rhabarbarum Lanuginosum Sive Lapathum Chinense Longifolium）插图实际上是将马提奥利大黄放入了花盆，成了盆栽插图。

吉歇尔的书出版12年后，他的“真大黄”图就被德国医学家梯灵（Matthias Tiling，1634—1685）盗用了。1679年梯灵出版了一本近800页的《大黄研究》。在扉页作者肖像的后面就是一幅修改过的“真大黄”图。

“皱叶大黄”与“中国长叶绒毛大黄”

《大黄研究》插图

在这幅图中，除了前景和中景的大黄和中国农民位置有所变化外，基本上还算尊重原作。但是原作背景里的中国古塔被改成了西方的城堡，这就造成了中国农人在西方城堡外种植大黄的滑稽景象。

进入18世纪后，法国传教士在中国相当活跃。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对中草药深有研究。1723年，耶稣会神父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3—1741）给法兰西科学院写信，介绍了一些中国草药，大黄正在其中：

是否应对你们说说大黄呢？我知道，诸位先生，欧洲人对这种植物及其特性已经相当熟悉；然而他们或许仍乐意看看我对此的描述。这一切是一位去产地收购大黄后来北京销售的富商告诉我的，它至少比波梅先生在其《药物通志》里对我们说的更为确切。波梅先生承认他不知道大黄的原始产地，也不知其形状，甚至不知道中国有这种植物，但他对其性质及选择方法所作的判断是正确的，只是他让人摹刻的该植物的形状不大准确。下面是那位中国商人对大黄的描述。

大黄生长于中国许多地方，其中最好的出自四川，产于陕西、西藏的远在其下。其他地方也有，但均不被看好，大家也不用它。大黄茎干颇似小竹子，中空、易断，高3—4法尺，深紫色。3月时节，茎干上会长出长而厚的叶子，它们四四相对地长在同一个叶柄上，形成一个花萼。花为白色，有时也有紫色的。到了5月，它会结一颗黍粒般大小的种子——人们于8月间采摘。大黄的根部又粗又长，分量最重、内部大理石花纹最多的根乃为上品，最受人器重。这种根因本身性质所致很难干燥，中国人把它挖出洗净后便将其切成一段段1—2法寸长的小块，放在底下升火的大石板上熏干。他们反复翻转这些小块，直至其完全干透。若有欧洲那种烘炉，他们就不必用这种石板了。鉴于上述方法不足以完全去除根内水分，他们在每个小块上挖一个孔把它们串在一起，挂在阳光最强之处暴晒，直至其可供贮存而无变质之虑。

至于大黄的用途，中国人的看法与欧洲人大致相同，不过他们很少服用生的和纯的大黄，他们说它会破坏肠衣，即引起（肠）绞痛。而中国人通常宁肯治不好病也不愿忍受巨大痛苦，所以更喜欢依他们的规则把它与其他多种草药放在一起煎服。若必须服用纯的大黄，他们事先要做如下加工：

他们按需要量取几段大黄，在米酒（若有葡萄酒则更好）中浸一天一夜使其柔软以便能切成薄片。然后在砖砌炉灶上支一口口径2法尺、底部逐渐收缩成圆帽形的大锅，锅里放满水，用一只竹篾做的筛反扣在锅上，筛的大小应与锅口一致。大黄切片放在筛底，用木制锅盖把这一切全部盖住，锅盖上再压一块毛毡，使水蒸气不能外泄。然后升火把水烧开。水蒸气透过筛子进入大黄切片，可去除其呛人的气味。最后，水蒸气如同在蒸馏器中一样又变成水，掉入沸腾的锅内，使锅里的水变黄——中国人把这种水保存起来治疗皮肤病。大黄切片在这种蒸气循环中至少应放置8小时，取出后晒干，然后再按同样顺序重复两次，至此才算把大黄加工完毕——这时它变成了黑色，磨碎后即可制作催泻丸药。一次用药剂量至少5至6德拉克马，可慢慢清除肠内淤积物而不引起绞痛：（服用者）当天尿量增加，尿液略带红色。中国人称，这表明体内虚火由此得到了散发。不想吞服这么多药丸的人可取等量干大黄切片放在小土罐或小银罐里加入9两水煮烧，等水减少到只有3两后于温热时服用。有时他们还加入其他草药。

这样加工大黄效果颇佳，我曾目击过它的疗效。我们一位传教士因严重便秘而生命垂危，任何药物都不起作用。病人起初把所有药物都呕吐了出来，甚至用大黄制成的药丸或煎剂也一样。一位中国医生让他服用了用此方法加工过的双倍剂量的大黄煎剂，里面还加了点蜂蜜。病人丝毫未恶心呕吐，用药10小时后，病人解除了痛苦，也未出现绞痛。

波梅先生在我上文提及的《药物通志》中断言，把一块块大黄串在一起，孔边会形成粉末状物，取八分之一盎司这种粉末放入一杯玫瑰水或车前子水中于清晨空腹服用，这对通便十分有效。另一位名气稍小的药物学家也发表过同样看法。如他们对所言之事做过试验，我就无话可说了。不过我就此请教过一位中国名医，他比同行们更经常使用大黄。他告诉我，大黄总是先从这个孔边开始变质，因此孔边粉末状物无任何用处而且要仔细剔除，人们只用根内分量最重、大理石花纹最多的部分。或许因为一斤大黄在中国只值4个苏，所以人们对这一部位的大黄不屑一顾，而它在法国的价格要贵得多，人们便一点都舍不得扔掉了。

巴多明不厌其烦地转述了中国人炮制及泡制大黄的过程，可见他对这种神奇草药的关心程度。他在信中提到的波梅先生指的是法国药学家皮埃尔·波梅（Pierre Pomet， 1658—1699）。波梅的《药物通志》（Histoire Générale Des Drogues）有专节讨论大黄并附上了插图。

但他的大黄插图是抄来的。“真大黄”图源自吉拉德《草药志》修订本中的“古代真大黄”图；而“山大黄”图则来自马提奥利的书。

法国耶稣会神父杜赫德跟巴多明有通信关系，且编辑过《耶酥会士书简集》。但他在他的巨著《中华帝国全志》中并没有引用巴多明对于大黄的描述，而是只写了这么简短的几句：

《药物通志》中的“真大黄”（左）和“山大黄”（右）图

（中国）大黄丰富，不仅在四川省，而且在陕西省的从凉州延伸到肃州和西宁州雪山山脉也有生长。光那些地方就聚集着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黄。传教士们在制作地图时，于十月和十一月，常常会遇到整个驼队满载装在网包里的大黄。大黄的花就像边缘有缺刻的小钟，叶子较长且有点粗糙。根的内部在新鲜时颜色发白，但是当它干燥后，就呈现我们看到的颜色了。

杜赫德也附了图，但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图是从《中国图说》中借用的。

北欧至迟在17世纪中叶就开始尝试培育大黄，这种风气后来推广到欧洲大陆及英国。1831年，英国药学家约翰·斯特芬森（John Stephenson，1790—1864）和詹姆斯·丘吉尔（James Morss Churchill，1796—1863）在新版《药用植物》中说虽然中国大黄在英国“栽培成功，可以满足伦敦市场的需求。但是由于国人看重外国货，所以这样的努力总的来说是失败了”。它们在书中附了一张“波叶大黄，又名中国大黄”的插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大黄的茎干是中空的，另外大黄的花也非常繁密。

从奥斯考里德斯开始，大黄一直被西方医生当作治胃病的良药。中医也对大黄助消化的功能推崇备至。李时珍《本草纲目》引《神农本草经》说大黄“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调中化食，安和五脏”。正是由于大黄具有这样的“神效”，这种出口商品曾被中国政府用来当做外交和贸易战的武器。

1838年，正值中英之间因鸦片贸易而关系紧张之时，江南道御史周顼上奏称：“查外夷于中国内地茶叶大黄，数月不食，有瞽目塞肠之患，甚至不能聊生。视鸦片之可用药解，除其为害之轻重悬殊也。内地人民不尽食鸦片，而茶叶大黄为外夷尽人所必需，其取用之多寡又悬殊也。乃外夷以无用害人之物，尚能遥执中国之利权，岂中国以有用益人之物，而不能转移外洋之银币。”他建议中国利用“有用益人植物”，即茶叶与大黄，来扭转贸易不公平的情况。

《中华帝国全志》中的“太黄”插图

“波叶大黄”图

他之所以得出结论说外夷无茶叶、大黄则不能活下去，一方面是基于当时尽人皆知的中医药学知识，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了解洋务的人对西方的水土及饮食习惯的判断。跟洋人打过交道的琦善说：“夷地土地坚刚，风日燥烈，又每日以牛羊肉磨粉为粮，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每日食后，茶叶、大黄便为通肠之圣药。”因而道光皇帝谕令，如果英国人“日后再有反复，即当示以兵威，断绝大黄、茶叶，永远不准交易，俾冥顽之徒知所儆惧”。

虽然此前清政府在跟俄国人打交道时曾以禁售大黄为手段并达到了目的，但这一次，船坚炮利的英国人并没有买账，鸦片战争还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