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3年，荷兰地图出版商考讷里斯·德·裘德于安特卫普出版了一本名为《世界之镜》（Speculum Orbis Terrae）的地图册，作者是他两年前亡故的父亲吉拉德·德·裘德（Gerard de Jode，1509—1591）。这本地图册的精美程度，不亚于同时代奥特里乌斯出版的《世界地图》。
《世界之镜》中收录了一幅中国地图，标题为《中华帝国地图》。图中央的大圆圈是地图的主体，大圆圈之外则配有四幅尺寸较小的圆形插图。
这四幅图中，有三幅已经被地图研究者们讨论过。但第四幅，也就是右上角的“一个住在被鸭子包围的‘漂着的房子’里的中国家庭”那幅画，尚未被解读。
实际上原地图上配有拉丁语说明，意思是：中国海上人家住在船里，自给自足。所以这幅画描绘的是以船为家的“蜑民”的生活。
《世界之镜》收录的《中华帝国地图》
“蜑民”，亦称“蜑蛮”“蜑户”“疍家”等。“蜑”字尚有“诞”“蜒”“但”“蛋”“疍”“旦”等多种写法。蜑民是古老的族群，《三国志·黄盖传》已记载“诸幽邃巴、醴、由、诞邑侯君长，皆改操易节，奉礼请见，郡境遂清”。北宋乐史在《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七中说：“蜑户，县所管，生在江海，居于舟船。随潮往来，捕鱼为业，若居平陆，死亡即多，似江东白水郎也”。
宋代范成大在记录广西风土民俗的著作《桂海虞衡志·志蛮》中，提到了蜑民：
《中华帝国地图》右上角插图
蜑，海上水居蛮也。以舟楫为家，采海物为生，且生食之。入水能视，合浦珠池蚌蛤，惟蜑能没水探取。旁人以绳系其腰，绳动摇则引而上。先煮毳衲极热，出水急覆之，不然寒栗而死。或遇大鱼、蛟、鼍诸海怪，为鬐鬣所触，往往溃腹折支，人见血一缕浮水面，知蜑死矣。
与他同时代的诗人杨万里则有《蜑户》诗：
天公吩咐水生涯，从小教它踏浪花。
煮蟹当粮那识米，缉蕉为布不须纱。
夜来春涨吞沙咀，急遣儿童劚荻芽。
自笑平生老行路，青山堆里正浮家。
而稍晚一点的南宋文人周去非更详细地记载了蜑民的生活习俗：
以舟为室，视水如陆，浮生江海者，蜑也。钦之蜑有三：一为鱼蜑，善举网垂纶；二为蠔蜑，善没海取蠔；三为木蜑，善伐山取材。凡蜑极贫，衣皆鹑结。得掬米，妻子共之。夫妇居短篷之下，生子乃猥多，一舟不下十子。儿自能孩，其母以软帛束之背上，荡桨自如。儿能匍匐，则以长绳系其腰，于绳末系短木焉，儿忽堕水，则缘绳汲出之。儿学行，往来篷脊，殊不惊也。能行，则已能浮没。蜑舟泊岸，群儿聚戏沙中，冬夏身无一缕，真类獭然。蜑之浮生，似若浩荡莫能驯者，然亦各有统属，各有界分，各有役于官，以是知无逃乎天地之间。广州有蜑一种，名曰卢停，善水战。
明代王圻和王思义撰辑的《三才图会》人物卷十三有一幅蜑民插图。
此幅图与吉拉德·德·裘德的插图相比较，显得有些单薄，至少没有表现出“以舟为室”的情况。
那吉拉德·德·裘德有关蜑民的知识，是从何而来的呢？
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在《利玛窦札记》出版（1615）之前，欧洲对于中国的知识，基本上来自马可·波罗、拉木学、马菲（Giovanni Pietro Maffei，1536 —1603）及门多萨等人的著作。尤其是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在1586年出版后立即成了畅销读物，吉拉德·德·裘德很可能从此书中获得了蜑民及其饲养鸭子的知识。且看门多萨的描写：
《三才图会》中的鱼蜒形象
在这个王国里有大量的舟船，它们沿着海岸航行，并驶入附近的岛屿以及河流，各省大部分的地区有清水河流过。太多的人住在这些河流的船只上，因为人太多了，他们估计住在水上的人跟陆上的差不多一样多。
……(www.xing528.com)
这个国家的人口众多，且不允许任何闲散的人居住在其中，这种情况确实激起了穷人的智慧（被生活所迫而成为许多事物的发明者），他们去寻求新的发明以谋生、减轻生活负担及供应生活必需品。所以这个王国的许多人，看到整个国家住满了人、种满了地，没有一寸土地没有主人，这种状况把他们带到了河流（河流众多），他们在舟船上建造他们的住所（如上所述），他们全家住在甲板下，以免受阳光、雨水和天灾的侵袭。在那里，他们使用了他们所知道的技能，或继承自他们父辈的技能，以及非常奇怪的生活中的谋生手段。最奇特的是他们在一些船只中养了大量的鸭子，供应给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其方法如下：
他们有用竹子做成的笼子，跟船的上层一样大，其中可能有4000只鸭子。他们在这些笼子的某些地方做了窝，这些鸭子几乎每天都会产蛋。如果是在夏天，他们会把蛋放入牛粪或者鸭粪中，那是非常温暖的，他们把蛋留在那儿一些天，因为经验告诉他们小鸭子会出来。然后他们把蛋从粪便中取出来，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打破它们，然后就拿出一只只小鸭子。他们手法巧妙，几乎没有鸭子会死亡，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可是干这一行的人很少，因为它是在该国被长期沿袭的古老习俗。为了在一年中获得这种妙招的成果，在冬天他们必须使用人工帮助：为了给孵鸭蛋的粪便一点温暖，他们使用了另一项发明，就像上一个发明一样高明。办法是这样的：他们把大量的竹子捆在一起，在上面放粪便，然后在上面放鸭蛋，并用粪便盖严。这样做完以后，他们在竹子下放干草，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并点上火，但是想办法让草不燃烧，而是一直保持自然的热度，直到他们认为可以将草取出时为止。
然后他们用如上所述的办法，取出并打破鸭蛋，所以他们的家禽数量增加之多，就好像它们是蚂蚁一样。接下来他们把鸭子放在另一个笼子里用于同样的目的，老鸭子不做别的，翼护小鸭子并让它们保持温暖。他们每天都喂小鸭子，直到它们可以自己吃食，并在老鸭的陪伴下进入田地觅食。很多时候，它们的数量大约有2万只，但他们是以很少的成本维护它们的，而且按顺序行事：每天早上他们都给鸭子少量煮过的米饭，然后他们打开笼子的门，这是朝向河流的，并且设了一个连接到水面的竹桥，然后鸭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匆忙出笼，看着真是一种消遣。鸭子们整天把时间都花在了水面和陆地上的稻田里，在那儿它们确实在吃食。稻田的主人给鸭子的主人一些钱，让鸭子进入他们的田地，因为鸭子吃掉了田里的杂草，而水稻毫发无损。
傍晚时分，船上的人用小鼓敲击或发出类似的声音，鸭子听到声音后，会以极快的速度跳到水里，径直游向自己的船，而它们的竹桥已准备就绪。每个鸭群都会通过声音知道自己的船，从不失误。虽然有很多鸭群在一起，但因为每一只船使用不同的声音，鸭子们已经习惯了，它们的耳朵充满了这种声音，所以它们就不会找不到自己的船。
门多萨没有到过中国，他的书参考了拉达和克路士等人的记述，但还从其他的信息来源进行了补充。克路士有关蜑人及养鸭的记载如下：
还有很多穷人的小船，住着夫妻及子女，他们除用船上的半个甲板以遮日避雨外，没有其他的住处。板船、兰舟及其他类似我们的桨船也一样。大船的甲板下有很好的睡觉的地方和舱室，穷人的则差得多。他们在那儿养小猪小鸡，还有小得可怜的种植物的地方，那儿有他们的家当和栖身之所。男人到城里去找工作帮助维持他们的小家庭， 女人则留在船上，靠用一根深达河底的竹竿（其末端有一个用细枝编成的小篮，用来捕虾蟹和贝类）的劳作，及将客人从河的一边摆渡到另一边来帮助维持家计。
不过这些穷人不像葡萄牙穷人那样衣衫褴褛，犹如乞丐。
还有一些大船，里面贮藏了丈夫的货物和妻子的家当，有大舱放得下大量的东西。这些船有很多货物。船上也有用藤条编成的跟船一样长的笼子，养着两三千只鸭，看船的大小，有的多些，有的少些。有的船属于贵族，他们的仆人在船上喂鸭。他们喂鸭的方式如下：天大亮后，他们给鸭子一点点浸泡过的米吃，但不让它们吃饱；喂过米后，他们打开一扇朝着河的门，门那儿有用藤搭的桥。看鸭子出去时简直是奇观，因为数量太多，有的鸭子会翻滚到别的鸭子身上。它们在稻田里一直吃到晚上，管船的人从稻田主人那儿收取一笔费用，为的是放鸭子到田里吃食，因为鸭子清理稻田，吃掉长在稻田里的杂草。到晚上，管船的用一只小鼓把鸭子唤回，尽管船只及声音混杂，但是每一只鸭子却都能根据鼓声知道自己的船并返到船上。因为总有一些鸭子留在外面，不再返回，所以到处有很多野鸭，也有野鹅。
西班牙神父考特斯曾在中国被捕，在被押解到广州时，他观察到：
那些在河上定居的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穷人，除了他们的小船之外别无其他房子。船民夫妇以及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孩子的狗、猫、小猪，还有生活用品都集于一船。他们把神像放在船尾的小祈祷室。他们在船上拥有生活和讨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有些人在小船上摆满各种各样的物品，其他人提供食物、肉类、鱼类、水果、蔬菜、酒、柴禾或其他东西。这些船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在其他船只之间穿行。
中国有两个王国，一在水上，一在陆地。好像有许多威尼斯城。这些船是船主当房屋使用的。他们在船上做饭，生于斯、死于斯。船上有他们的犬、猫，还养有猪、鸭、鹅。
一般来说，蜑民基本上集中在南方。但到了18世纪末，英国第一个外交使团抵达中国时，使团的副使斯当东在天津看到了大量的水上人口：
无数的小船几乎盖住了这条穿过这座商业城市的大河河面，船上住着几千号人。不只是掌舵的人，其他人也住在给他们提供居所的船上。头头们跟船员们的妻子及孩子一直住在船上。很多人在船上出生，大家都在船上度过一生。每个岸边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陆地只是他们偶尔涉足的地方。
斯当东看到的水上居民是否属于真正的蜑民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但是古代中国大量人口浮水而居的现象给外来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却是不争的事实。
1810年，英国画家丹尼尔叔侄（Thomas and William Daniell）出版了一本介绍中国和东南亚风光的书，其中收录了一幅《中国鸭船图》，而所谓的“鸭船”的主人实际上就是蜑民。
《中国鸭船图》
画家为此图所提供的说明是：
此景见于虎门河上。图的右边有一个小村庄和一座寺庙。近景是一艘鸭船，其中养着数百只用于出售的鸭子。这只船与众不同的是两侧的突出部分，那是用竹子做的，既轻巧又结实，目的是为了帮助“两栖船员”的外出。低潮时，船用竹竿锚定，并使其靠近泥滩或稻田，在那里的鸭子可拣食虫子。当主人发出信号后，它们开始有条不紊地移动，并庄重得体地离开鸭船。而当返回的信号发出后，他们以同样的速度和规矩离开水面来表明自己的服从。这些船只的结构非常脆弱，但是中国渔民水性很好，不会因职业上常见的事故而招致太大的危险。对于年幼而不会游泳的孩子，他们会在腰间系上一个干葫芦，所以即使他们落水了，也不会被淹死。
瑞典人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1759—1835）曾任瑞典驻澳门领事，他用英文写了一本有关早期葡萄牙与中国关系的专著，其中饶有兴致地描述了珠江江面的船民：
组成广州人口的民众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生活在船上，政府任命的官员负责管理和控制这部分城市居民。这里不同大小和样式的船只都登记在册，与城市接壤的江面上的船只总共有84000艘，其中绝大多数是疍家的船。这些船一般不超过12至15英尺长，大约6英尺宽。船篷很低矮，人几乎无法站立在船里面。船篷是用竹子编的，很轻巧，可以根据天气状况轻而易举地调节。这些人全家都住在船上，他们常在船外绑着的笼子里喂养一大群鸡鸭，为的是在市里的市场上贩卖。附近的村庄载人来往的客船，不停地在两岸穿梭的渡船，载满乡村蔬菜瓜果的窄艇以及游艇、画舫等，都是这泛家浮宅的一部分，给外来者呈现了一幅有趣的景象。
从丹尼尔叔侄的画及龙思泰的描述来看，即使到了19世纪初，蜑民以船为家的生活方式跟16世纪时相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