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部官员的角色和职责：调查、印章与报告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是个中国迷，他不但赞美孔子和中国文化，而且非常欣赏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官僚体系。他曾说：

人类的思想不可能想象出比中国更好的政府，其诸事皆由一些省 决定，而各省又相互隶属，其官员经层层严格的考试后选拔产生……六部统领帝国各司。

伏尔泰有关中国的信息大多来自在华传教士的报告以及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跟伏尔泰一样，杜赫德对中国的政府管理方式非常推崇，他不厌其烦地向欧洲读者介绍六部的功能以及政府部门间相互制约的机制：

六部当中的第一个部被称为吏部，其职能是向该帝国所有省份派遣官员，同时监督其行为，检查其优劣，并向皇帝禀报。吏部可以通过加官进爵来奖优，并通过贬谪来罚劣。严格地来说，吏部官员是国家的调查官。

该部下属四个司。第一个司负责根据学识和其他素质选拔那些胜任的帝国官员。第二个司负责调查品行。第三个司必须为法律行为盖印，并发给官员与其尊严和地位相配的印玺，还检查发送给吏部的文书上的印章是否真实。第四个司负责检查帝国大人物的功绩，这些人即王公贵族和拥有与我们的公侯伯子男几乎相同爵位的人，以及一般的其他具有高尚不凡特质的人。

第二个部被称为户部，即皇帝的大司库，其拥有财政上的监督权，并负责照顾皇帝的领地、财产、开支和收入。它下达有关薪水和养恤金的命令，下令缴纳大米、丝绸和银两，这些财物被分发给帝国的诸侯和所有的官员。它有所有家庭的情况以及海关和公共货栈应付的税的准确资料。为了帮助完成这些艰巨又细致的任务，它下设有14个司，负责帝国14个省的事务；而对于北直隶省来说，因为它是朝廷所在地，因此高于其他省一等，在许多地方享有朝廷和皇家赋予的特权。首府为南京的江南省以前曾享有相同的特权，这是因为皇帝曾住在那儿。但是鞑靼人将其权力削弱到跟其他省一样，并将其名称由江南改为江宁。

礼部是第三个部，意为“礼仪之部”。尽管该部的名称似乎与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个部相同，但是在汉语里却有很大的差异，而发音是决定它的区别。“吏”的意思是官员，“部”是部门的意思，吏部即官员的部门。我们现在所说的“礼”这个词的意思是礼仪，跟部在一起，意思是典礼、仪制的部门。该部负责监督人们在科学和艺术方面遵守礼仪。它负责皇家音乐，考察那些渴望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并批准他们参加考试。它对皇帝希望赐予那些应该获得功名的人的荣誉头衔提出看法。另外，它负责皇帝习惯供奉的庙宇和祭物，还负责皇帝赐给臣民和外国人的宴席。礼部负责接待、款待和送别外国使节。它管理人文科学，还有当今帝国容忍的儒道佛三大宗教。最后，它像一个宗教裁判所，福音传教士在受到迫害时被迫到礼部去陈情。

礼部下设四个司，协助行使职能。第一个司小心谨慎地商讨最重要的事项，例如何时将升级令颁发给帝国最大的官署（例如总督府）。第二个司负责皇帝的献祭、宗庙、数学和帝国认可和容忍的宗教。第三个司负责接待被送到宫廷的人。第四个司负责皇帝的膳食，还有皇帝陛下赐予帝国王公或外国使节的盛宴。

第四个部被称为兵部，即武装力量部门。整个帝国的武装人员由其负责。普通及特殊的军官都依附此部。兵部通过演习检查部队，维护要塞，补充武器库以保障进攻和防御性武器，以及战时的弹药及粮草。它还制造各种武器，并且负责所有对于帝国的防御与安全必不可少的事务。

兵部下设四个司。第一个司总管所有的军事单位，并确保部队训练有素。第二个司在各个岗位上分配官兵，以维护安定，并负责肃清城市和道路上的寇贼。第三个司管理帝国所有马匹、哨所、驿站以及帝国客栈和用来向士兵运送食物和其他物资的船只。第四个司负责制造各类武器，并补充军火库。

第五个部名为刑部，它就像帝国的刑事裁判庭。它负责调查人们是否犯法，并根据那些明智地制定好的法律来审判和惩罚他们。它也有14个下属司，数量上与帝国的省份相一致。

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部被称为工部，即公共工程部。它负责修缮皇帝的宫殿、各部官舍、王公贵族及皇亲国戚的邸宅、皇帝的陵墓、太庙等。它管理塔、牌坊、桥梁、堤坝、河流和湖泊，以及使后者可供航行的所有必要工作，还有街道、公路、船只，以及所有运输所需的工程。

该部同样有四个下属的司。第一个司草拟公共工程的计划和图纸。第二个司负责帝国所有城市的所有作坊。第三个司负责维护运河、桥梁、堤道、道路等，并保证河流通航。第四个司负责皇居、花园和果园，管理耕种和收成的事宜。

每个司都有一个带厅的专用房间。司里有两位主事及20名判官，部分是满人，部分是汉人。不用说还有大量的下级官员，如办事员、记事官、衙吏、传令员、教官、军士等。

有人会担心，拥有如此多权力的机构会逐渐削弱皇帝的权威，因此法律从两个方面杜绝了这样的弊端。

首先，这些部中没有任何一个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事务中具有绝对的权力，其决定需要其他部的协助来执行，有时甚至需要联合执行。例如，所有部队都受制于第四个部，即兵部；但是调遣军队是第二个部即户部的职责。而船、车、帐篷、武器等则取决于第六个部即工部。因此，没有这些不同部门的配合，就不可能执行任何军事任务。国家的所有重要事务都是如此。

其次，没有什么比任命高级监督官员能更好地控制各部门官员的权力了，前者会考察每个部门的日常情况。他会出席所有的会议，审查各部提交给他的所有行动方案。他不能自己做出决定，他只是一个调研员，可以观察所有的事务并向朝廷报告。他的官署有义务秘密地向皇帝禀报官员在国家的公共事务及个人品行上犯下的过错。他们明察秋毫之末，在应该劝谏的情况下，甚至不放过皇帝本人。因此，人们不可能威胁利诱他们。政府让他们一直在任，除非提拔他们担负更重要的职责。

《中华帝国全志》中的插图也展示了中国官员的形象。

《中华帝国全志》中的插图，展示中国文官冬天与夏天服饰的差异

《中华帝国全志》中的插图，左为满族武官、右为汉族武官

而伏尔泰所谓的“层层严格的考试”显然指的是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实际上，远在伏尔泰之前，许多西方人就注意到或是听说了这个独特的官员选拔考试制度。

虽然马可·波罗被认为是最早到中国旅行并居住了相当长时间的欧洲人，但他口述的游记并未提到中国的科举。在他之后，明代中后期的1550年到1575年之间有三位欧洲人曾经游历过中国，虽然时间都不太长，但都留下了有关科举的记载。

葡萄牙传教士克路士说：

（皇帝）每年要派一位官员到各省去执法，他叫做察院（Cha）；他去考查所有大小老爷，测试学生，选拔老爷，查问监狱，考虑和斟酌全省一切必须的事务。

另一位葡萄牙人伯来拉（Galotti Perera，生卒年不详）说：

察院年年巡视，但那些要被选拔来充任要职的人则每三年会聚一次，在为他们准备的大堂里受到考试。向他们提出许多问题，如回答合格，够得到学衔，那察院不久就授与他们；但那些要当老爷的，在皇帝批准之前，他们不得使用帽子和腰带。考试完毕，测验通过后，要为那些得到学衔的人举行隆重仪式，经常要共同盛宴庆祝（因为中国人都是以吃喝去结束他们的欢乐的），而且他们要等待按学识被挑选去给皇帝服务。

西班牙人拉达说：

当他们发现良家子弟书读得好时就叫他参加一个叫做教谕（Ja Ju）的考试，如果发现他有充分的才能就授给我们所谓的学位。他们在他耳上戴两朵银花，让他骑马簇拥着穿过城镇，前有旌旗和乐人。我们在福州看见这样一个人，他是个贵族青年。接受学位后再安排担任官职，不能很好读写的人成不了长官或长官代理人（此外尚需懂官话）。

清代初期到访中国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职员纽豪夫在《荷使初访中国报告》中也详细地报告了科举的情况：

在中国，没有公立学校（尽管有些写作者错误地告诉了我们相反的信息），但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教师，并自己出资，请他在家里教。而就汉字的广博和多样性及汉字教学的巨大难度而言，一个人不可能教很多人。因此，每一位家庭的主人都会请一个教师到他家教他的孩子们，如果有两三个孩子上学的话，人数正好，一个塾师就可以很好地教他们了。

所有如经过考试发现学生在哲学上都取得了良好进步，他们就会升等、取得学位。学位有三种：第一种叫秀才，第二种叫举人，第三种叫进士。

第一种称为秀才的学位，由皇帝专门指派的官衔为“提学”的杰出学者授予。提学在他所驻在的省内所有城镇巡察，目的是提升有学问的人得到这个学位。他一旦进入一个城市，就宣布他的到来，然后有望得到秀才学位的就请他考自己。如果提学发现他们合格，他立即希望他们得到第一种学位。他们的价值可能被注意到，作为他们尊严的标志，他们身披长袍、头戴冠帽、足蹬靴子。中国的风俗不允许普通人这样做，但他们却可以以这种方式成为毕业生。他们享有多项荣誉特权和豁免权，而且有望在政府中谋得相当不错的职位。

第二种荣誉学位举人只有饱学之士才可能得到，授予时比前一种隆重得多，且只授予被认为最应该得到这种学位的人。此种升级三年才有一次，以如下方式进行：

在每个省会有一个建筑精良的雄伟宫殿，四周围以高墙，此建筑专为学者进行考试用。此宫内有几所住处供考官监督学者考试时使用。除此之外，宫中尚有至少上千间只容得下一个人、一张桌子和一张凳子的房间。相邻房间里的人看不到彼此，也不能互相说话。

当皇帝派来的考官到达省会城市时，他们被隔绝在这个宫里，不能与任何人交谈。当指定的考试时间，亦即八月的九号、十二号和十五号三整天来临时，学者的写作能力被准确、严格地审查，他们还要解决一些考卷上提出的问题。

第三种学位叫进士，相当于欧洲的神学、法律或医学博士。这个学位也是三年一授，但是授予地点是帝国首都北京。整个帝国只有三百人能得到这个学位，他们的考试方式，也是由皇帝指派的考官用跟考举人一样的方法进行，其隆重程度也一样。通过学习而获得这个高级荣誉的人，被提拔到帝国最尊贵的地位，受到人民的钦佩和敬仰。

关于学生，法国传教士李明在《中国近事报道》中说：

中国学生。《中国近事报道》法文初版插图

当人们决定让子弟读书时，便为其延请一名老师。中国的城市里有许多学堂，学生在那里识字和写字，进行为期数年的学习。当子弟学业大有长进时，便将其推荐给一位普通官员接受考察。如果他握笔正确，书法优秀，便可接纳为诸生，研习经典，以图科举。科举共分三个等级，即秀才、举人、进士。中国人的命运全部取决于他们的才能，因此许多人终生皓首穷经。他们付出的劳动令人难以置信，对经书都能倒背如流。他们阐释经典，从6岁起直到60岁终生不懈地作文、习辩，了解和模仿古代文人，同时还要学习近人的优雅多礼。

《中华帝国全志》中的私塾插图。前景的男孩显然是从《中国近事报道》中移植过来的

李明还说：

皇帝有时也亲自选拔进士。当今圣上比任何人都受到敬畏，他阅卷又公正，又准确，是帝国最具判阅才力的人。进士揭榜后就将拜见皇上，由皇上给前三名赐绣花官帽或其他使之与别人区别开来的荣誉性标志，皇帝从进士中点选数名以充实翰林院，进士出院时就将担任高官显位了。

德·布莱绘制的新科进士春风得意的景象。注意此图的背景建筑完全是欧式的

佛莱芒雕刻家、出版家德·布莱（De Bry，1528—1598）可能是最早描绘科举考试题材的西方画家了。1598年，他为荷兰商人和冒险家林舒腾（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1563—1611）的《东方航海志》的德文版绘制了一幅皇帝赐予新科进士花冠的插图。中国新进士们觐见皇帝，得到赏赐，并随着仪仗队到大街小巷巡游的景象跃然纸上。

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科举仍然是欧洲人喜欢提及的话题。英国人约翰·摩尔（John Hamilton Moore，1738—1807）提到了科举中的武科：

（在中国）每个省都有一位皇帝派驻的官员，任期三年，然后回到北京。当这些官员到达他们被指派的省份时，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孔子献祭。虽然这位大名鼎鼎的孔子是个普通人，却顶着圣人的荣誉。在此之后，所有学生及他们的老师被召集在一起，官员检查学生们在学习方面取得的进步；如果他们被嘉许，那么他们将被送到省内的主要城市以获得学位。

但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位皇帝派驻的官员，除了考查普通学科的学生外，还考查武科的学生。这些武科学生直到他们最大限度地证明他们在骑马、射击、击剑及类似的有男子气概的运动方面的能力后才能当官及在军队中领取俸禄。这个官员的头衔是学道，他给学生出题，学生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给出答案，否则他们将被剥夺学习的资格。这位官员还有责任访问该省的每个城市、乡镇和村庄，并向北京汇报他所注意到的情况。这是一个优秀的政策，应该被所有听到过此政策的国家所仿效。

法国人布热东（Jean Baptiste Joseph Breton，1777—1852）在其所编的《中国缩影》中提供了一幅标题很长的插图：《年轻中举者带着他的新头衔骑行在街道上》，并附上了说明：

中国政府对教育的关注确实是家长式的：很少有村庄没有学校。从五岁起，孩子们就开始学习汉字，汉字是如此之多，如此复杂，以至于一个人的一生似乎缺乏足够的时间来研习读写的知识。

看起来学校所教的不过是写作方面的内容。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完备教育的父母，会自费将他们安置在学堂里。他们在那里跟着课程学习，并先后获得与欧洲大学相对应的三个学位，即学士、硕士和博士。未经层层严格的考试，这些学位是无法获得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人阶层在中华帝国中首屈一指。正是这一阶层提供了教师、政府的行政大臣和地方官员。所有学者都被认为是贵族，并且免于税赋。

学习计划是如此之周密，以至于其占据一个人30年的青春年华，并用上那人在那段时间内的大部分的脑力。

一旦学生达到了举人的等级，对他全家人来说就是欢乐和幸福的一天。他父母的羡慕爱抚，使他异常高兴。合乎礼节的礼物是一只活羊，在盛大仪式上送给他。

新的举人或进士通常会有三天的时间在街上骑马，巡游各处。在他的前面，有年轻人背着横幅，上面写着他的新头衔。

《年轻的中举者带着他的新头衔骑行在街道上》(www.xing528.com)

学子们经过多年寒窗之苦，登科之后，庆贺一下，显然是在情理之中。但他们一旦做官，则成了人上之人，欺压百姓、作威作福就成为常态。这些行径，西方人也看在眼里。葡萄牙人伯来拉描述道：

这儿可看到这些老爷是如何作威作福的。譬如在公众集会时他们只要一声大吼，所有的仆役都会吓得瑟瑟发抖。在这些地方，当他们要出行时，哪怕是到门口，这些仆役也得用鎏金的椅子（肩舆）把他们抬到那儿。然后他们被抬着进城，可能是为了私事，也可能是为了串门。因为他们有权有势，所以有人前呼后拥。地位最低的人也坐在肩舆上，前面至少有两个人开道，他们大声吆喝着让人闪开，尽管他们并非需要这样做，但他们想让普通百姓感到畏惧。他们的队伍中也有一些军士，手里握着要么是包银的，要么是真银做的棒子，人数有两个、四个、六个、八个不等，视老爷的等级而定。地位更高的老爷，在军士前面还有整齐行走的随从，许多人都带着棍子，还有许多衙吏在地上拖着印度藤条（竹杖）。他们布满了街道，人们在远处就可以听到竹棒拖地的声音以及他们的吆喝声。这些家伙还可以逮捕人。众所周知，他们系着肝红色的腰带，帽子上插着孔雀羽毛。

这些老爷的后面有一些人拿着杆子，其末端挂着木板，上面用银色的字写明了老爷的名字、等级和职位；另外还有与其官衔相称的伞。如果老爷地位低，那他就只能用一把伞，但不能是黄色的。但是如果他的地位更高，那么他可能有两把、三把或四把伞。重要的和大老爷的伞可以是黄色的，这在官员之中显得非常荣耀。武科的老爷，即使地位低，也能用黄色的伞。

当都堂和察院外出时，还有穿着甲胄的卫兵骑着三四匹马作为先导。

西班牙传教士考特斯（Adriano de Las Cortes，1578—1629）的回忆录《中国纪行》以及荷兰作家达帕所编的《大清志》中的插图准确地捕捉了官员出行时的情形。

《中国纪行》里中下级官员出行时的情形，可见衙吏在地上拖着竹杖。原图说明：“官员骑马在村子里出行。普通官员骑马是很平常的，但不是重要的官员。”

《大清志》中小官出行时的情形。此图中衙役的竹杖举在空中。《大清志》中的说明是：“小官的衙役将竹杖举在空中，而不是拖在地上，以显示此官员较小的权力。当大官在其辖区之外时，其衙役也是这样。”

《中国纪行》中大官坐轿出行图。原图说明：“一般轿夫有四、六或八人，八人为最多。人数越多则显示官员的地位越高。”

《大清志》中大官员出行时仪仗队所用的部分行头及官员的冠、带、履等服饰配件

下图中官员所到之处，老百姓跪在地上，以示尊敬与臣服。在市镇上，有些官员还会要求百姓面壁而立。法国探险家松讷拉（Pierre Sonnerat，1748—1814）在《东印度与中国游记》中说，“大官在城市出行，前导上百人。他们用吼声开道，如果有人忘了面壁站立，就会受到铁链和竹棒的殴打。”

尽管官员平日耀武扬威，但小官见到大官也会担惊受怕。伯来拉说：“为较小的事服务的，如陆、海的尉官，警长，巡尉，税收官等，在每座城，也在这座城，都有很多，是任命的，要向大老爷下跪。”林舒腾的《东方航海志》（初版于1596年）中有一幅插图，描绘了地方官员跪迎比自己地位高的官僚并提供水上娱乐服务时的情形。

《大清志》中大官出行的场面。大图见本篇开篇页背面下图

《东印度与中国游记》中官员出行图。最前面的衙役手中拿着写着“回避”和“肃静”的牌子

《东方航海志》中的官员迎接上司插图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西方传教士陆续定居于中国，他们对中国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的了解越来越深刻，在他们的笔下，中国官员也各有面貌。以利玛窦为例，他对宦官马堂恨之入骨，但跟徐光启等士大夫却成为生死至交。

清朝建立之后，不时有使团来访，负责接待的官员自然就成了异域外交人员观察的对象。荷兰东印度公司第一次使团于1655年到达中国南部，在使团的报告中，就提到了在广东接待他们的平南王尚可喜（1604—1676）和靖南王耿继茂（？—1671）。关于尚可喜，《荷使初访中国报告》中说：

吉歇尔《中国图说》1670年法文版中利玛窦和徐光启像

如附图所示，藩王独自坐在大使对面宽阔的四方座位上，座上铺着华丽的毯子。他穿着绣有金龙的柠檬色长袍，在帽子的后面，挂着皇家的标志，即孔雀尾羽。他脖子上挂着一串价值不菲的白宝石朝珠，这在中国是非常稀有的，仅作为贵族和地位高的人的装饰佩戴。在他的拇指上，还戴着象牙扳指，象征着鞑靼人不屈的勇气。当他们拉弓时，他们会在手指上使用扳指来保护自己的手。

尚可喜坐像，取自《荷使初访中国记》。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荷使初访中国记》书名页

在盛大而庄重的晚宴中，藩王与他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孩子们被要求问幼稚问题，有人还教他们用不怀好意的回答等来逗乐他们的父亲。几位年轻貌美的女士也都坐在藩王附近，以提振他逐渐衰落的兴致。她们也要照顾和管理他的孩子们。译员告诉我们，这名老藩王有几位妻妾，并有56个子女，都还活着。

尚可喜的坐像也被用在《荷使初访中国报告》的书名页，由于书名页中的尚可喜坐在宝座上，手按地球仪，旁边有一群卫士，因此很容易被误认为中国皇帝。

荷兰使团见到耿继茂的时候，他正准备出征：

正在此时，广西省的居民开始叛乱，反抗大鞑靼汗，也就是中国的皇帝。为镇压他们并使其顺从，一支强大的军队被召集了起来，指挥权交给了年轻的藩王。他像一个审慎而又专业的上尉一样，提供了进行这次远征的一切必需品。由于下达了用水路运输军队的命令，这位藩王使人在河边支起了几顶帐篷，为的是让老藩王和其他宫里的贵族有个场所与他告别。从现场画的附图中可

以看出，他骑在一匹灰斑马上，箭袋固定在腰间，佩剑挂在身旁。他穿着貂皮缝制的上衣，皮里子朝外；戴着衬有貂皮的红色帽子，后面挂着孔雀翎毛表示皇家尊严，普通百姓不许这样穿戴。他的马鞍布以金丝绣成，马脖子上挂着三条大流苏，长及地面。

耿继茂骑马图，取自《荷使初访中国记》。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首个访华使团由于雇佣了善于绘画的纽豪夫，因此中国官员的形象得以栩栩如生地被描绘了下来。在这一方面，能与之相媲美的当数晚于荷兰使团140年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这个近200人的庞大使团中有两位专业的画家，负责记录沿途的所见所闻。

使团的船只于1793年8月5日到达天津白河口时，清廷派天津道乔人杰和通州协副将王文雄前往迎接，并一直陪同使团，直到使团离开广东，时间长达4个多月。英国使团中的不少人在回忆录中提到他们，对王文雄着墨尤多。使团副使斯当东说：

陪同乔大人来的这位武官生就一副直率、大胆、勇敢的样子，正符合一个军人应具备的一切品质。他姓王，尊称王大人。除去帽子上的红顶子外，帽子下面还垂着一个皇帝特赏的花翎，表示他的品级。他曾参加过几次战事，身受数伤。他中等身材，背脊笔直，四肢筋肉凸起，不脱武人本色。现在中国军队仍然用的是刀箭，不用火器。像他所具备这种孔武有力的体格和英勇品质，自然会享有极大荣誉。他不是一个喜欢自夸的人，但有时也会很天真地流露出对自己的豪勇和战绩非常得意的神情。他不但没有骄傲粗野的样子，相反地充分表现出他的温厚性情和乐于为人服务的精神。他谈话时开诚布公，随意欢笑不拘细节，对新交如故旧，处处表现出豪爽的性情。

使团成员安德逊（Aeneas Anderson）说：

这位人物，我们对他很感兴趣; 我们在中国期间，他被指定接待大使团。他身长约5英尺9英寸，身材结实、端正，带黑色的皮肤，但有怡悦而诚恳的容貌。他的举止风度既有礼貌又很自然。派遣这样一位合式而又定能完成他特定任务的人，让我们对中国政府的英明有一种非常良好的印象；而且足以鼓励我们对这个卓越的使团所抱的重要目的增加成功的希望。

使团的另一位成员巴罗的记载更加详细：

清廷派来迎接特使的两位官员拜访了每一条船，态度极其诚恳，希望我们旅途愉快舒适。他们分别姓王（Van）和乔（Chou），再冠以大人（Ta-gin）。王大人有副将（Lieutenant-general）军衔，乔大人是北直隶一个地区的长官（Governor）。在他们俩身上，看不到中国习俗要求他们在正式场合应该显示的那种死板而做作的客套举动。相反，他们跟我们一起坐上餐桌，努力学习使用刀叉，令人感到十分和蔼可亲。虽然他们不会用我们的语言交谈，但是告辞时还是像英国人那样跟我们握了手。

他又说：

我们那位可敬的王大人是纯正的汉人，他的脑袋形状跟欧洲人毫无区别，除了眼睛例外。希基先生给这位大人画了一幅肖像，栩栩如生；他又深受英国使团中每个人的热爱，所以我很高兴有机会把它放在这里。

希基指的是Thomas Hickey（1741—1824），使团的两位画家之一。他为王文雄所画的肖像被印在了巴罗回忆录英文版（初版于1804年）的扉页。

巴罗还观察到了中国官员之间的微妙关系：

我们的那两位同僚朋友王大人和乔大人在宫里相见，按照帝国的礼仪，互相屈膝问候，那模样在我们看来极其荒谬可笑。

这些人虽然有时也在一起宴饮交际，我却相当怀疑他们之间会有任何程度的亲密关系。我们那两位可贵的居停主人在广州碰到一位老熟人，福建省某市的知府。他在河里的一艘花舫上招待他俩，我也被私下邀请了。一进船舱，我就看到三位先生身边各有一位衣着华丽的年轻姑娘，脸颊、嘴唇和下巴都抹了浓浓的胭脂，其余的脸蛋和脖子涂了白粉。为表示欢迎，每个姑娘都敬了我一杯热酒。筵席十分丰盛，菜肴品种之多是我至那时为止尚未在中国之旅中所见到过的。席间，这些姑娘吹笛吟唱，但是无论歌词还是乐器都没有什么可爱的。整个夜宴无拘无束，但是在散席之时，王大人特别叮嘱我不要谈论任何所见所闻。我猜想他是担心同僚会责怪他们不谨慎，让一个蛮夷见证了他们道德自律的松弛。那条花舫和姑娘似乎是特地雇来的。

希基笔下的王文雄

总体来说，他对中国官员的看法是正面的：

公平而论，中国朝廷和他指派来照料使团的众人，自始至终表现了做主人的慷慨大方，照顾无微不至，态度真诚友好。至少对我们这一行人是如此。我这么说毫无虚荣自负的意思。在长途旅行中，通过每天的接触交流和仔细观察，这些朝廷官员逐渐消除了从小就养成的对我们外国人的偏见，受益于我们的直率和坦诚，以及适当的礼貌和客气，他们似乎愉快地抛弃了官府所要求的那种令人生厌的官场礼节，接受了我们的习惯。王大人和乔大人常常在我们的座船上消磨晚上的时光。他们两人的美德，怎么赞扬都不会过分。

英国使团中的另一位画家亚历山大对中国官员也很感兴趣。收藏于大英图书馆的一幅素描手稿表明他曾仔细研究过清朝官员穿戴的细节。

亚历山大绘中国官员盘腿坐相画稿。中国人用浅色笔帮助他写上汉字，亚历山大用深色笔注上发音和英文的意思，最左侧的汉字“翎”也可能是他的手笔

亚历山大绘无名氏官员立像。大英图书馆藏

亚历山大也画过王文雄的肖像，但有意思的是，他画的王文雄半身像与希基所绘的如出一辙。不知道他们两个人是同时画的，还是一个人抄袭了另一个人的。亚历山大回英国后绘制、出版了多幅王文雄的肖像画，在欧洲市场上非常受欢迎。

亚历山大笔下的王文雄半身像

1亚历山大绘王文雄立像水彩画稿。大英图书馆藏

亚历山大所著《中国服饰》中的《王大人像》

亚历山大对《王大人像》的说明是：

这位官员（是文官乔大人的同事）由皇帝指派陪同英国使团，从抵达北直隶湾之日起一直到离开广州。王大人是一个勇敢、慷慨及和蔼可亲的人，具有非常适合其职业的资历，能娴熟地使用弓箭和军刀。因为他在西藏战役 中的表现突出，他的帽子上缀着孔雀翎毛，以示国家对他的特殊表彰，此外他还戴着红色的珊瑚顶戴。图中他穿着常服，包括一件宽松的以上等棉布缝制的短外套和一件绣花的丝绸马夹。他腰带上挂着手帕、刀和筷子，以及一个烟袋。在他的拇指上有两个宽宽的玛瑙扳指，以便拉弓时用。插入箭袋中的箭簇有各种式样，如倒刺、菱形等。他靴子的靴面是缎子的，鞋底是用厚纸做的，高官贵族总是穿这样的靴子。

虽然亚历山大编绘《中国服饰》一书的用意是为了向欧洲人介绍中国人的穿着打扮，但他还是忍不住提到了王大人的品行，看来他跟英国使团中的同僚一样，对王大人的个性印象很深。在《中国服饰》的48幅插图中，《王大人像》被置于第一幅，除了因为他是高官外，王文雄本身非常上相，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也许这也是编者和出版者考虑的因素吧。

欧洲也有不少画家“借用”亚历山大的王文雄像进行再创作。比如俄罗斯画家考涅夫（Emelian Mikhailovich Korneev，1872—约1839）为1812年在巴黎出版的《俄罗斯民族》（Les Peuples de la Russie）丛书画了一幅《中国官员像》，这幅画中主人公的原型虽然是王文雄，但由于画家对其脸型、胡须和手势都进行了加工改造，所以他的气场远不如亚历山大笔下的王文雄来得强大。

考涅夫笔下的中国官员